孔子廟，顧名思義，即是主祭孔子及附祭曆代真儒的場所。在帝製時代係儒教的聖地，其所舉行的“釋奠禮”一向尊為“國之大典”。
然而在今日的社會，孔廟卻仿佛文化的遊魂，無所掛搭。人們對它鮮少措意，自然是它神格模糊、妾身未明的緣故。這原是近代曆史演變的結果。
為了振興孔廟的文化，除了賦予祀典嶄新的意義之外，最重要的便是啟動從祀製與否。但在拙文《孔廟的解構與重組：轉化傳統文化所衍生的困境》的結尾，我曾經這樣說道：
孔廟從祀製的恢複與否，對當代中國人在文化與心靈層麵，都將是莫大的難題與考驗；就在這裏，我們亟待所謂真正“創造性的轉化”出現。
套句莎士比亞《哈姆雷特》的語式，“舉行或不舉行孔廟從祀製，茲事體大。”
要知孔廟本為傳統社會裏政治與文化兩股力量最耀眼的彙聚之處，而從祀製的操控更是統治者與儒生的角力場所。本來“從祀製”，在舊時代，象征道統之賡續，官方因此獎掖右文，希望名儒輩出，身後得以入祀孔廟，增輝聖朝。但衡諸當前“道術為天下裂”，儒家思想是否穩居主流意識，不無疑問。更重要的是，目前文化趨勢講究的是多元發展，並尊重個體的歧異性。縱使退而求其次，儒家內部欲求得“至當歸一，精義無二”的共識，亦非易事。問題的症結即出於，帝製時代裏，重視的是正統思想的齊一性，孔廟從祀人選概由儒臣廷議，最終方由最高政治權威——皇帝裁決；其過程審慎而漫長。從祀諸儒因“議久難定”，拖上數十年之久、曆經數主方告底定，大有人在。然而處於當前，由誰來決定“道統”的性質或儒學的時代精神？又有誰足負社會的重托以審核或變動從祀人選？這的確費人心思。
另方麵，必須指出的是，孔廟實借著“從祀製”的運作，以期與當代的儒學接軌，如是方能與時俱進，曆久彌新。距今最近一次的從祀更動，是民國八年（1919）顏元、李塨增祀孔廟，旨在反映當時講求實學的思潮。但若就此維持祀製不變，則不啻認定民國八年的祀典為儒學的“最終審判”，而得以亙古不變。如是，孔廟從祀製可能就此僵化，而欠缺時代的意涵。反之若輕率更動祀典，又將引起意想不到的連鎖反應。因為孔廟的製度具有普世性格，儒教國家素來一體奉行，若一意孤行，勢必引起東亞鄰近各國的側目。謂之牽一發動全身，絕不為過。
職是，恢複從祀製固然有助於振興孔廟文化，但冒然施行，惟恐重蹈民初袁氏濫用孔教符號的覆轍，不止未收其利，反而加速孔廟禮製的崩解。
如同前述，今日社會趨向多元化。加上當代儒家的代表人物去世未遠，雖蓋棺，卻又難以論定，率爾推舉，徒增紛擾，幹擾視聽。折衷之計，不妨由上古人物著手，凝聚共識較易。據此，荀子便是不二人選。
參觀過孔廟的人，倘若稍加細審從祀的木主，不難發現曠世巨儒荀子竟然不預其間。以荀子在孔學發展史的樞紐地位，這委實不可思議。
其實，荀子並非與孔廟從祀全然絕緣。曆史上，他曾在北宋榮登孔廷，但在明朝世宗年間遭到罷祀。從此，與從祀無緣。今日重議其從祀孔廟，隻能算是舊案重提。蓋始自從祀，迄罷祀為止，荀子側身孔廟近五百年。在此期間，荀子的曆史地位必有所變化，其興替起伏，與此一曲折有所關聯。首先，讓我們簡略地回顧這一段曆史。
荀子，名況，字卿，又稱孫卿，戰國末期趙人。身後千餘年始獲從祀孔廷。按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所頒布的從祀之典，荀子並非唯一人選，另外尚有漢人揚雄和唐人韓愈。倘再從整體祀典視之，此三位隻是配角，真正的主角實是孟子（軻）。最簡單的判準便是，孟子準同顏子（回），同屬“配享”，而荀子等僅止“從祀”。孔廟附祀，位階森然；從祭祀空間觀之，“配享”得登堂入室，“從祀”隻能屈俯兩廡。另外，孟子封“鄒國公”，荀子封“蘭陵伯”，公、伯爵位之別，高下立判。
其實，毋論由學術史或孔廟的從祀製來看，荀學、孟學均有瑜亮情節，由是衍生出一段意想不到的恩怨情仇。
首先談“恩”的部分。細繹元豐祀典揚雄、韓愈得以從祀孔廟，意理上鹹因孟子之故。孟子以效法孔子為己誌，周遊列國，俾求行道，惜不得用，退而以著述終其身。其所處之世，處士橫議，楊、墨肆行，故恒辯駁。誠如孟子所自道：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意指禹、周公、孔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堅信“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故“能言距楊、墨者”，方不愧為“聖人之徒”。西漢揚雄、中唐韓愈正是以上承孟子自許，適時發揚了上述理念，而以力辟異端為誌業。例如揚氏即以今之孟子自況，他說：
古者，揚〔楊〕墨塞路。孟子辭而辟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
所不同的是，降至中唐，“儒門淡薄，收拾不住”，二教流行，佛老方是異端。故韓愈除“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則將矛頭指向釋老。他道：
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
韓愈以辟佛老，而與孟子辟楊墨同功；就是這種辨正異端，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使得孟、揚、韓三氏雖生處異代，卻能彼此援引，榮登孔廷。
但此一說辭，並無法涵蓋荀子。荀子固批評諸家學說不遺餘力，最後竟太阿倒持清理起自家門戶。他重批“子思、孟軻”，謂其“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因此，荀子從祀必另有他故。
原來北宋年間，心性之學方崛起，人性問題同是儒者共同的關懷。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惡”、揚氏“善惡混”和韓氏“性三品論”，正代表四種截然不同的人性論。元豐從祀能夠做到兼容並蓄，恰好說明了當時猶處“學統四起”之際，儒術尚未定於一尊。惟據元豐祀典，孟子得配享，而荀子僅止從祀，禮數顯然有差。此一等差實是上古以來儒學發展的總結。
按荀子重於學，於諸經無不通；唐代的楊倞說他“羽翼六經，增光孔氏”，實有見於此。秦火之後，荀子後學於漢初文化複興，舉足輕重。清代的汪中（1744—1794）因是稱道他：
蓋自七十子之徒既沒，漢諸儒未興，中更戰國、暴秦之亂，六藝之傳，賴以不絕者，荀卿也。
可見荀子確實扮演了儒學承先啟後的角色。職是，司馬遷於《史記》中，除了稱譽“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並將孟子、荀卿並為列傳，顯見在他心目中，孟、荀不分軒輊。稍後的劉向固不諱言，荀子的“性惡”與孟子的“性善”適針鋒相對，卻同意“惟孟軻、孫卿為能尊仲尼”。
惟西漢孝文帝曾以《孟子》一書置博士，列官學；雖說不久即被武帝罷置。但《荀子》終漢世，始終未嚐列為官學。由此視之，孟學尚勝荀學一籌。
又古書注釋之有無或多寡，容可反映受時人重視的程度，則《孟子》一書始自東漢已開注孟的風氣，今存趙岐之注最為著名。但《荀子》下迄唐世，方有楊倞之注。觀此，孟學漸較荀學勝出。
但魏人徐幹於《中論》猶同稱“荀卿子、孟軻，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繼明聖人之業。”孟、荀此時似猶等量齊觀。因此孟、荀的高下，恐直迄中唐，方才漸次底定。而促成此一分辨的核心人物，便是以“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著稱的韓愈。
要知在韓愈之世，孟子、荀子、揚雄三人均隱隱然為孔廟的從祀人選。按當時新立的處州的孔子廟壁上的圖繪，以及宋初所立的“五賢堂”，業已包括此三位大家，可見在時儒的心目中，他們定占有相當的份量。
更關鍵的是，韓愈首創的“道統”係譜，除了刻意突顯孟子的樞紐地位，竟將荀子與揚雄排斥於外。他堅持：
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其所持之故係荀子與揚雄“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蓋遜於孟子。
然而韓愈的《原道》意在宣示立場，隻是輪廓之辭，若要細究，則必須與其他文章合觀並覽，方悉其意。首先，韓氏在《讀荀》一文坦承：始讀孟氏書，方知孔子之道可尊；從而肯定孟氏傳道之功。日後複讀揚雄之書，益尊信孟氏。及得荀氏之書，“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因此韓氏論道：“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他且評定荀氏之貢獻，位在孟軻、揚雄之間，猶不失為聖人之徒。他在《進學解》複同時稱許孟、荀二儒“吐辭為經、優入聖域”。正因為韓愈尚允許將荀卿與孟軻同列“以道鳴者”，所以元豐祀典，並未遺漏荀氏。綜此，元豐祀典恰好反映了宋初的儒學，由於“尊韓”而所以“尊孟”，“尊孟”又連帶澤及荀子。可見韓氏對儒學的評價不意製約了日後元豐祀典的規格與人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