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清末民初的知識分子，陷於“教義”的論辯，而忽略了帝製時期（Imperial China）儒教所曾發揮的宗教角色與功能。前述，梁啟超即擷取《論語》，反證儒家非為宗教。究其實，經典的詮釋與“教義”的真諦，大多為菁英分子的興趣，普通的信眾則以“效益”與“靈驗”為依歸。
最終，則涉及價值判斷，蓋其時“宗教”一詞已淪為貶義，希冀儒教非為宗教，或予以改造為非宗教。
有幸的是，由於偶然的機緣，個人在重建曆史上孔廟祭祀製度的過程中，逐漸發現儒教的宗教現象及其獨特的性質。業已隱微的儒教宗教特質，終得再次朗現。
反諷的是，毋需繁複的論證，最便捷的方式，竟是直接尋繹傳統社會對儒教信仰的認知。例如：明人馮夢龍（1574—1646）的《古今小說》對儒教忝列“三教”之一，便輯有一段極生動的記載：
從來混沌初判，便立下了三教：太上老君立了道教、釋迦祖師立了佛教、孔夫子立了儒教。儒教中出聖賢，佛教中出佛菩薩，道教中出神仙。那三教中，儒教忒平常，佛教忒清苦，隻有道教學成長生不死，變化無端，最為灑落。
上段引文一望即知，作者於道教別有偏愛；但無意中道出三教雖有不同，但儒教的成德者——“聖賢”，與釋教的“佛菩薩”、道教的“神仙”卻均為信仰的典範（exemplars）。這些聖者鹹得從祀立教者，其中尤以儒教的孔廟法度最為森然，其位階素為中華帝國所一體奉行。
民初陳煥章說得肯綮：“凡宗教必有教堂。”惟他又汲汲辯道：“不能謂佛寺、道院、清真寺、福音堂等始可謂之教堂，而夫子之廟堂，獨不可謂之教堂。”他歸結：“孔教之教堂，則學校是矣，或曰文廟、或曰聖廟、或曰學宮。”陳氏之有是言，著眼正是傳統的“廟學製”，孔廟與學校連結一體，有學必有廟。而“孔廟”正是儒教的教堂，儒教的聖地。
其實不勞陳氏多費口舌，傳統的士人對此自有定論。舉其例：明弘治二年（1489）所撰的《重建清真寺記》便明確表達此一觀點。它如是記載：
（愚）惟三教，各有殿守，尊崇其主。在儒則有“大成殿”，尊崇孔子。在釋則有“聖容殿”，尊崇牟尼。在道則有“玉皇殿”，尊崇三清。在清真，則有“一賜樂業殿”，尊崇皇天。
惟需注意的，此處言及的“清真寺”並非伊斯蘭教（Islam）的聚會所，乃意指猶太會堂（synagogue）。觀此，雖然四教屬性有別，但儒教的孔廟同其他宗教的聖域（holy ground）竟毫無軒輊。
不但如此，儒教甚至可與基督教及回教並駕齊驅。以元憲宗（蒙哥汗）與道士的對話為例，他說：
今先生言道門最高，秀才人言儒門第一，迭屑人奉彌失訶，言得生天，達失蠻叫空，謝天賜與，細思根本皆難與佛齊。
以上引言牽連甚廣，有細繹之必要。首先，“先生”即道士的尊稱，“秀才”望文即知為儒生。“迭屑”與“彌失訶”均為外語音譯，意指基督徒與耶穌。“達失蠻”乃元代對伊斯蘭教教士的通稱。此二引言顯然旨在宣示憲宗以釋教為依歸。但從我們關注的脈絡，卻看出儒教可與其他宗教並排齊觀的事實。這種認知下抵清代末葉猶未曾改變，有位自號“浮邱士”的讀書人便言：
三代而上其教一，周秦以降其教三，暨乎今也其教五。所謂其教一，儒教是已。所謂其教三，儒教而外，贅以道教、釋教是已。所謂其教五，三教而外，贅以天主教、回回教是已。
顯見在帝製中國，儒教係與他教尚屬同一範疇，直迄晚清此一態勢方始不保。
職是之故，一旦我們稍加瀏覽曆代殘存的孔廟碑文、地方誌，以及大量私人文集中所錄的“學記”、“廟學記”、“祭孔文”，甚或地方官循例所撰的“告先聖文”、“告先師文”等等文類，則信仰者或祭祀者心目中的“儒教”的宗教意象，立即躍然紙上。這些為數眾多的文本，在在曉示儒教的宗教性質乃屬於官方的公共宗教（public religion），換言之，也就是一般通稱的“國家宗教”（state religion），而非今人較為熟稔的“私人宗教”（private religion）。
以下則略為揀擇若幹文本，以佐證上述斷言。
孔廟或孔子廟，顧名思義，係祭祀孔子以及曆代傑出的先賢、先儒的儒教聖域，乃道統之所係。清聖祖（1654—1722）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進謁闕裏孔廟，敬題“萬世師表”，懸於大成殿內。這四個大字適透露孔廟主要的信仰者，不出統治者與士人階級。
之所以致此，正是帝製時期，儒教與政治文化發展的積澱。按，從漢初以來，孔子從一介書生，漸演變成漢代政權的創製者。例如，現存最古之孔廟碑文見於“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該碑立於東漢桓帝永興元年（153），文中即明白宣示：
孔子大聖，即象乾坤，為漢製作。
稍後，立於東漢桓帝永壽二年（156）“魯相韓敕造孔廟禮器碑”亦稱道：
孔子近聖，為漢定道。
更遲，立於東漢靈帝建寧二年（169）的“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也稱頌孔子“主為漢製，道審可行”。
觀上，孔子竟然神乎其神，能為數百年後的王朝定製，可見他已儼然成為“為漢立製”的先知。此例一開，後來的王朝則爭相仿效，祭孔遂成“創業垂統、皇朝受命”的政教象征。舉其例，魏文帝（187—226）履位之初，即訪求孔氏聖裔，行祭孔之禮，並定調孔子“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
原先緣孔子能“模範百王，仁極天下”，因此“後世願治之主，莫不宗之”，日後則進而演變成規範性的成規：“有國家者所當崇奉”。元代的曹元用（1268—1330）把其中奧妙，講得極為透徹。他說：
孔子之教，非帝王之政不能及遠；帝王之政，非孔子之教不能善俗。教不能及遠，無損於道；政不能善俗，必危其國。
“教不能及遠，無損於道”，顯然為儒生自貴之辭罷了。重要的是，曹氏道出統治者與祭孔之間互相為用的實情。
明代的創業之君——朱元璋（1328—1398），在與孔家聖裔對話，則更露骨地表白：
你祖宗留下三綱五常，垂憲萬世的好法度，你家裏不讀書，是不守你祖先法度。
清代的雍正（1678—1735）於其上諭，也坦承：
孔子之教在明倫紀、辨名分、正人心、端風俗，亦知倫紀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風俗既端，而受其益者之尤在君上也。
“在君上尤受儒教之益”，雍正無疑道出尊孔的底蘊。
蓋曆代統治集團祈求孔子“護國脈，安民生”、“文教昌明、舉國蒙慶”，屢見不鮮。明成祖（1360—1424）即祈求孔聖道：
作我士類，世有大賢。佐我大明，於斯萬年。
而元成宗（1265—1307）在加封孔聖“大成至聖文宣王”的諡號時，尚祈孔夫子：“尚資神化，祚我皇元”，均是此一心態的具體表征。而這正是傳統公共宗教的特色，而為今人所忽視。
因此，祭孔一事不止澤及孔家子孫，明武宗（1491—1521）便敕告孔氏家人：
茲惟我國家之盛事，非獨爾一家之榮也。
其實，不止於孔家的殊榮，連儒生都與有榮焉；朝廷命官鹹額手稱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