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故，孫中山也宣稱：
所謂修身、齊家、治國，中國人近幾百年以來都做不到。……但是從修身一方麵來看，我們中國人對於這些功夫，是很缺乏的。
要知“修身”原是理學的看家本領，奇怪的是，孫中山反而說“我們中國人對於這些功夫，是很缺乏的”，原來他所說的“修身”已經遠離傳統的涵意了。他著重的是日常行為的檢點，而非內心的自省，甚至他鼓勵“今天講到修身，諸位新青年便應該學外國人的新文化”。
尤其，新倫理所涉及道德判斷的形式，複迥異於傳統儒學的涵養功夫。胡適終日倡言批判的精神，定要孔家說出個“為什麼”，便與當時矢誌重振儒學、推崇直覺的梁潄溟格格不入。揆諸傳統儒學所推崇的“自然流露”、“毋造作”（effortless action）的道德判斷，梁氏毋乃為同調。
以上總總，皆預示新世代倫理的來臨。這種精神不隻繼承了梁啟超、譚嗣同的倫理革新，更往前邁出了一大步。居中的變化，王國維的觀察甚為切要，他洞窺譚嗣同雖號稱“衝決倫常的網羅”，但實質上才動搖了人們對君臣一綱的信念，並未衝擊到整個儒家的價值係統。因此，迄民初，緣世局的惡化，方出現“倫理的覺悟係最後覺悟”的呼喊，全麵發起清算三綱五常的風潮。
末了，在結束拙作之前，有三點必須予以交代。拙文盡可能取法“類現象學”的精神，多描述、少解釋，以期較真實地呈現近代道德思維的遞嬗。其次，在取材上，文化精英分子的言詞，固然構成析論的主要材料，但是政治活動者若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等的言思，可能較“無意識”地反映那一個時代的變化，故拙文稍偏離純理性的論述，不避嫌諱，酌予取用，以掌握相關的訊息。
最後，尚須一提的，除開上述的言詞，教科書的普及化，其所造成的影響，遠超過那些議論高深的道德文章。包括新修身在內的教科書便刊行了上千萬乃至數千萬冊，對時人道德思維的形塑定不容小覷。惟個人為地域所囿，隻能取閱尚存的教科書，稍作析論，容有不足之處。
簡之，拙作僅止於探究清末民初道德意識的變化，在時限上必然有所約製；輪到次一階段，中國則將遭遇倫理“個人本位”與“民族本位”的抉擇，而必須麵對集體主義的反撲。“五四”的新倫理，則移形易位，驟然變成亟待改造的舊倫理。但這業已超出拙作的論域了。
其次，拙作僅及清末民初道德意識的變化，尚不及道德行為的層次；攸關後者亟需大規模且係統性的經驗檢證，絕非拙作可以負擔。容或以梁啟超在《新民說》的一段話，來彰顯言、行之間的區別。梁氏說道：
今欲以一新道德易國民，必非徒以區區泰西之學說所能為力也。即盡讀梭格拉底、柏拉圖、康德、黑智兒之書，謂其有“新道德學”也則可，謂其有“新道德”也則不可。何也？道德者，行也，而非言也。
梁氏的感慨，寄寓深意，令人發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