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理學過渡到倫理學，正是近代中國道德意識轉化的結果。借用孔恩（Thomas S.Kuhn，1922—1996）的用詞，理學與倫理學恰恰代表兩種不同典範（paradigm，或譯“範式”）的轉移。
吳稚暉（1865—1953）在民初說道：中國雖然已名正言順地迎受了“賽先生”（science，科學）和“台先生”（democracy，民主），但還不夠，另外尚需迎娶叫做“穆勒兒”（moral）的姑娘，才算功德圓滿。吳稚暉雖言之以詼諧的語調，卻是道出那個時代大多數知識分子的心聲。
該時，五倫已非“不證自明”（self-evident）。圓融溫雅如胡適竟致放言：要把傳統倫理的核心價值——“孝”字驅逐出境。他說：
古人把一切做人的道理都包在孝字裏，故戰陣無勇，蒞官不敬，等等都是不孝。這種學說，……流弊百出。
此一論調與理學家所聲稱的“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大相徑庭。
民初，蔡元培所刊行的《中學修身教科書》（1912），風行一時。藝文界的聞人張道藩（1897—1968）便承認該書使他認識了中國固有的道德倫理觀念（譬如忠孝等）的價值，也對他一生為人處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細勘之，蔡氏該書所論述的“忠孝”，已納入新倫理體係，和“國家”、“社會”鑲嵌一處，由是所產生的人際規範，遂與傳統的“忠臣孝子”大異其趣。可見新倫理縱使保有固有德目，但在新典範的涵攝之下，意義有變，必得重新定位。
傳統道德如此，更遑論其他新引進的德目，舉其要，梁啟超等人對“權利”概念的提出與重視，不啻直接挑戰以“義理”為核心的理學。稍加比較二者的異同，即可一目了然。理學家堅信：
人隻有一個天理，卻不能存得。更做甚人？
這裏的“天理”乃“仁義禮智”之謂。相對地，梁氏等人卻倡言“人之所以為人，因有權利之故”。兩相對照，其基本預設純然不同；蓋“權利”概念的底蘊，乃係“自利”（self-interest）的意識，與儒家利他的義務觀並不契合。梁氏以降的“權利說”，無疑將新倫理導向以權利為基底的倫理觀。至於未來是否會演變成現代西方倫理“以權利優於善”（the primacy of right over good），或“權利淩駕義務”（the priority of rights over duties）的道德思維，吾人則可拭目以觀。
尤有進之，竟連傳統的進德步驟都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舉其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原為《大學》所定下修德的進程，素為士人所奉行。不意清末，譚嗣同起而發難，大膽加以挑戰。他評道：
自秦以來，封建久湮，宗法蕩盡，國與家渺不相涉。家雖至齊，而國仍不治；家雖不齊，而國未嚐不可治；而國之不治，則反能牽製其家，使不得齊。於是言治國者，轉欲先平天下；言齊家者，亦必先治國矣。大抵經傳所有，皆封建世之治，與今日事勢，往往相反。
譚嗣同不啻打散了《大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環環相扣的連環節。顧頡剛於民初同樣指出先秦古籍（包括《大學》）所謂的“家”，乃指“國中之貴族”，並非“人民之家”。故作為政治理論或進德的指導，在後世不免有所落差。有意思的是，自古以來為讀書人所奉行不貳的修德治世的套式，一旦遭逢“兩千年未有之巨變”，卻也頻頻遭受懷疑，其故乃時勢之使然：當下的傳統社會，適處於崩解與重組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