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拜上帝，個個上天堂，快來快來拜上帝。
——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
於進入近代之前，中國經曆了兩次的浩劫。其一，太平天國的動亂發自內部，牽連甚廣，但時間相形較為短暫；其次，西力的入侵則持續而綿長，迄今猶未見稍息。二者不隻衝擊了中國的政治與社會，且造成道德思慮的動蕩。
按太平天國之亂，曆時十五年，兵鋒所及達十六省，計摧陷六百餘城。太平天國取法基督教，創立“拜上帝會”，仇恨支撐滿清統治的傳統文化，儒教遂成為代罪羔羊，而導致“凡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說盡行焚除”。該時居處於天京的士人汪士鐸（1814—1889，生年另一說為1802）便見證：太平天國為政之道，“不用孔孟，不祀鬼神……不用道學”。所謂的“道學”即是正統的理學。
應聲而起的反製，則是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士人。圍剿太平天國的曾國藩（1811—1872），因緣際會成為靈魂人物，掀起一股義理學複興的熱潮。
析言之，太平軍固以“種族”革命之名起義，但衝擊的卻是傳統的“名教綱常”。曾國藩的《討粵匪檄》（1854）全然反映士人與統治者的恐懼和憂慮，因曾氏堅信：“自唐虞三代以來，曆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而太平軍卻肆無顧忌，淩辱名教聖地，竟連儒教教化之宇，亦難以幸免。他指證曆曆：“粵匪焚郴州之學宮，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籍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嶽王之凜凜，亦皆汙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稷，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怒。”蓋異教信仰之故，太平軍每攻克一城，凡釋、道廟寺摧毀殆盡，初期連“本是同根生”的天主教堂竟亦難以幸免。
釋、道廟宇或僅及一般信眾，而最為儒生所不能釋懷者，則是焚毀學宮與孔廟，孔子及諸先賢、先儒的牌位竟亦不保。例如郴州孔廟之厄，致曾國藩義憤填膺，而引為討伐的口實。其實，太平軍破壞偶像、毀廟之舉相當普遍，何紹基（1799—1873）的《金陵雜述》中複記其事：“洪楊亂後，文廟僅餘兩廡，紅牆半壁。”曾氏的幕僚張德堅亦挺身指控：
如湖北德安府學，其聖像係元文宗時所塑，賊至竟殘毀之。所陷之處，凡學宮正殿兩廡木主亦俱毀棄殆盡，任意作踐，或堆軍火，或為馬廄，江寧學宮則改為宰夫衙，以璧水圜橋之地為椎牛屠狗之場。逆賊罪浮於天，此猶從來叛逆所不敢者。
曾氏故特舉“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以凸顯太平軍變本加厲，為人神所不容。要知搗毀偶像乃洪秀全（1814—1864）等一貫的信仰，從初起“拜上帝會”，至起義之後建立“太平基督教”，均無例外。
尤其聖典的輪替，絲毫未能逃出曾氏的眼目。依太平軍首領洪秀全所述，上帝分列“三等書”：
第一等，係天父上帝下凡，顯跡設誡，所遺傳之《舊遺詔聖書》（《舊約聖經》），“此書是真，無有差錯”；
其次，則是天兄基督下凡，顯神跡捐命贖罪，所遺傳之《新遺詔聖書》（《新約聖經》），“此書亦是真，無有差錯”；
末等，方是“孔丘所遺傳之書”，該書“甚多差謬，連爾讀之，亦被其書教壞了”；……“又推勘妖魔作怪之由，總追究孔丘教人之書多錯”。
洪秀全遂藉上帝的啟示，厚誣儒教經典誤人，罪莫大焉。它如是記載了上帝與孔夫子的對話：
天父上主皇上帝因責孔丘曰：“爾因何這樣教人糊塗了事，致凡人不識朕，爾聲名反大過於朕乎？”孔丘始則強辯，終則默想無辭。
觀上，全知全能、至大至尊的上帝竟也嫉妒起孔子的盛名，真難以思議。而且，洪氏不忘為自己三次科考不第，準備了開脫之詞：
天兄基督亦責備孔丘曰：“爾造出這樣書教人，連朕胞弟讀爾書亦被爾書教壞了！”眾天使亦盡歸咎他，主亦斥孔丘曰：“爾作出這樣書教人，爾這樣會作書乎？”
此處所謂的“主”，便是洪秀全本人的化身。尤有過之，洪氏竟把孔子與妖魔視作沆瀣一氣：
孔丘見高天人人歸咎他，他便私逃下天，欲與妖魔頭偕走。天父上主皇上帝即差主同天使追孔丘，將孔丘捆綁解見天父上主皇上帝；天父上主皇上帝怒甚，命天使鞭撻他。孔丘跪在天兄基督前再三討饒，鞭撻甚多，孔丘哀求不已，天父上主皇上帝念他功可補過，準他在天享福，永不準他下凡。
簡之，洪秀全以“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的手法，刻意把儒教之宗——孔子形狀得如此不堪。
他之所以膽敢於如此，在於其群眾基礎並非來自士人階層。隻要略析太平天國信眾的成份，便會發現其組成絕大多數來自底層階級。清方即察覺：“賊皆山僻粗鄙人，其稍知文墨者，皆充先生。”又說：“賊中無讀書練達之人，故所見諸筆墨者，非怪誕不經，即粗鄙俚俗，此賊一大缺陷，蓋天之所不與也。”證諸忠王李秀成（1823—1864）的供述，所言不假。李氏在被捕之後的供詞裏坦承太平軍的組成——“亦有讀書明白之士子不從，從者俱是農夫之家，寒苦之家，積多結成聚眾”，可見敵我雙方看法趨於一致。
要知，太平軍所到之處，“本欲盡廢《六經》、《四子書》，故嚴禁不得誦讀，教習者與之同罪”，凡所搜到孔、孟之書，徑行焚毀，甚至有“讀者斬、收者斬、買者賣者一同斬”之語。洪秀全為長子所定的閱讀規範，便是最佳的例證。洪福瑱（1849—1864）供道：
老天王（洪秀全）叫我讀天主教的書，不準看古書，把那古書都叫妖書。
爾後緣楊秀清（1821或1823—1856）借天父附體緩頰，方設有“刪書衙”，職司刪改，不必盡廢儒書。
原初太平天國廢止士子仕途所係的“科考”，後來縱使恢複開科取士，然命題不取《四書》、《五經》，而於天主《讚美詞》中。故曾氏的憤慨不無根由，他痛心疾呼：
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
曾氏遂號召士人挺身而出，廓清邪教。雖說曾氏的說詞如此，我們猶需取證太平軍的主張，方得一窺究竟。
約言之，太平天國的基本大法，可以取證“十款天條”。十款天條包括：
第一，崇拜皇上帝。第二，不好拜邪神。第三，不好妄題皇上帝之名。第四，七日禮拜頌讚上帝恩德。第五，孝順父母。第六，不好殺人害人。第七，不好奸邪淫亂。第八，不好偷竊劫搶。第九，不好講謊話。第十，不好起貪心。
倘有違背者，“誅無赦”。細繹“十款天條”，顯然改寫自《舊遺詔聖書》的“摩西十誡”。後六款與傳統儒教的言行依據並無違礙之處，但最關鍵的則是前四款，“維皇上帝，獨一無二”的人格神，代表截然有異的至上權威與價值根源：蓋“天地之間，先有上帝為極大權能，造化萬物，管理萬靈者”。這與儒教無有人格造物者顯然不同。
另需注意的，第二款“不好拜邪神”，原在《舊遺詔聖書》作：“毋自作偶塑與凡偶像，仿佛天上或地下、或地下之水內之物件也，毋伏拜並毋奉事之。”此處為省略之語。但直接導致毀像舉動，應是洪秀全原初受《勸世良言》的啟示。該書為新教所屬的教徒——梁發（1789—1855）所撰，書中明白告誡：世人不知崇敬天地之大主，反去奉拜人手所造各偶像為主；並具體指出：
近來之世代，士農工商、上下人等，各用自己之意，做出無數神佛之像而拜求之……都係向些死物而求庇佑，誠為可笑，亦實可憐。即如儒釋道三教，各處人尊重者，即儒教亦有偏向虛妄也。所以把文昌魁星二像，立之為神而敬之，欲求其保庇睿智廣開、快進才能、考試聯捷高中之意。然中國之人，大率為儒教讀書者，亦必立此二像奉拜之，各人亦都求其保佑中舉、中進士、點翰林出身做官治民矣。
觀此，方有後來“上帝教”信徒大肆毀像之舉。亦毋怪為清軍羅織為不可饒恕的罪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