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而言之，自朱熹開啟“理學的黃金時代”，道學或廣義的理學成為帝製中國意識形態的指導方針。在道、學、政方麵仿佛連體嬰，互相連結，呈現“三位一體”的狀態。曆史上雖有程朱、陸王兩大陣營的抗衡，但整體而言，理學成為南宋以下主流的思潮，則是不爭的事實。連朱熹的勁敵——陸九淵亦言“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複有師道”。明儒馮從吾（1556—1627）便揄揚“國朝以理學開國”。明朝究竟是否以“理學開國”，值得商榷。但有明一代，理學盛行卻是事實。黃宗羲（1610—1695）便證言：“有明事功文章，未必能越前代，至於講學，餘妄謂過之。”黃氏所謂的“講學”便是參究性理之學。
可見宋明理學在傳統社會所發揮的規範作用，不容小覷。民初教育家蔡元培（1867—1940）便概括言道：
自漢武帝以後，儒教雖具有國教之儀式及性質，而與社會心理尚無致密之關係。……及宋而理學之儒輩出，講學授徒，幾遍中國。其人……演繹之於日用常行之私德，又卒能克苦躬行，以為規範，得社會之信用。其後，政府又專以經義貢士，而尤注意於朱注之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於是稍稍聰穎之士，皆自幼寢饋於是。達而在上，則益增其說於法令之中；窮而在下，則長書院，設私塾，掌學校教育之權。或為文士，編述小說劇本，行社會教育之事。遂使十室之邑，三家之村，其子弟苟有從師讀書者，則無不以四書為讀本。而其間一知半解互相傳述之語，雖不識字者，亦皆耳熟而詳之。雖間有苛細拘苦之事，非普通人所能耐，然清議既成，則非至頑悍者，不敢顯與之悖，或陰違之而陽從之，或不能以之律己，而亦能以之繩人，蓋自是始確立為普及之宗教焉。斯則宋明理學之功也。
蔡氏的敘述扼要地交代了理學如何透過科舉與教育滲透到基層社會，而普及為百姓的道德規範。
有趣的是，連清代的異族人君，亦爭先恐後支持理學不遺餘力。清聖祖、清高宗祖孫，一方麵競相貶抑宋理宗對“理學”的尊崇。康熙便取笑：宋理宗雖“以不得與朱子同時為憾，續編書之以見向慕正學之切”，但不得大行其道，是故皆為掠美虛論。其皇孫弘曆更追聲附和，理宗固然“表明正學，崇信周程張朱，為有功於名教”，惟不掩其“昏庸之罪”，撻伐尤為嚴峻。
另方麵，嘲諷的是，康、雍、乾，祖孫三代卻絲毫不落人後，以“錦上添花”的策略，對“朱學”賦予無以複加的尊榮。聖祖以天子之尊，表彰理學，深信“孔孟之後，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為宏巨”，遂於康熙五十一年（1712），超擢朱熹升配孔廟大成殿東序為“十一哲”，並下令編纂《朱子全書》、《性理精義》，並親自為之序。其子世宗則繼誌述事，於雍正二年（1724），大舉進祀孔廟，其中程朱學者竟達十三位之多，而陸王學者則完全摒除在外。
簡之，理學之所以成為宋明的顯學，絕非偶然；它經曆了宋、明、清不同階段的發展與考驗，即使蒙受政治的壓抑，依舊能與時俱進、曆久彌新，成為傳統社會主流的道德思想。理學之成為有宋之後的道德思維的準則，就如同傳統儒生的認識：“（夫）天下有性學，而後有綱常。有綱常，而後人道不至於澌滅。”
尤其稍後的乾嘉學術固以考據學著稱，但在道德觀上仍以理學為尊。胡適（1891—1962）於檢討清代學術的總成績，對清朝學者有極透徹的觀察：
他們盡管辛苦殷勤的做去，而在社會的生活思想上幾全不發生影響。他們自以為打倒了宋學，然而全國的學校裏讀的書仍舊是朱熹的四書集注，詩集傳，易本義等書。他們自以為打倒了偽古文尚書，然而全國村學堂裏的學究仍舊繼續用蔡沈的書集傳。三百年第一流的精力，二千四百三十卷的經解，仍舊不能換朱熹一個人的幾部啟蒙的小書。
故考據學基本上乃是學問的一種類型，僅止少數學者的專門之學，對士子、百姓並未產生多大的影響，在道德意識的層麵尤為如此。明代的儒者歐陽德（1496—1554）說：“聖門之學，以德行為務，才涉訓詁，便落第二義。”這應是理學家的共識。即使邁入考據學的盛世，清初大儒黃宗羲亦開示學者“說經則宗漢儒，立身則宗宋學”。此處的“宋學”即指“義理之學”。毋怪爾後樸學大師的惠士奇（1671—1741）也標榜：“六經尊服（虔）鄭（玄），百行法程朱。”呈現學、行兩橛的樣態。這與日人山井湧對戴震（1723—1777）的分析，不謀而合。山井教授說：“戴震以漢學治學問，生活的指針卻是宋學。”
因此迄清末，尚不乏“世以理學傳家”的士族。證諸前些時赴皖南參訪，尚可目睹曆經劫難的祠堂、學院，堂內有殘存“程朱一脈”、“道學名家”的題詞。進入宗祠，朱熹“忠孝廉節”的集字題詞，立刻映入眼簾，顯示理學的滲透力，不隻是廟堂上“治國平天下”的方針，同時也走入地方街坊、家門、廳堂、書房，甚至私密的臥室，而成為“齊家修身”的指南。但不容諱言的，此一階段業已是“理學黃金時代”的餘暉。此一趨勢，直迄清末遭遇兩千年未有之變局，方才改觀。取而代之則是新世代的倫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