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之，朱學的興起或朱門的建立固然參有外緣的政治因素，但唯有掌握了朱學本身有利的競爭質素，才可能解答為什麼在諸多學說之中，朱學能夠脫穎而出，甚至被選為官學。有關朱熹學說的優勢，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朱熹一生所完成大量的經典注作。這些詮釋不僅與朱熹自身的學說互相呼應，而且成為後人研習經典必經的梯階；也就是說，朱熹一方麵借著詮釋經典的方式來支持自己學說的立足點，另方麵他的詮釋又成為後人了解經典的重要依據。策略上，朱子很巧妙地把他的學說與注經工作相輔為用，從而強調讀書對修身的重要性，使研習朱學的人很容易“有跡可循”。
況且，朱熹所倡導的教育製度，對理學的傳播甚有裨益。朱熹係推動南宋書院的關鍵人物，他所建置的書院成為道學的傳播中心；經由他的仿效者，理學得以散布至士人階層。即使下迄明代，書院的性質有了變化，但明中葉新出現的“講會”組織，隨即成為新興理學的催化劑。
南宋理學最終雖然彙歸為一，原初卻相當多元；朝廷厚愛朱熹有餘，連他的論友——湘學張栻（1133—1180）、浙學呂祖謙（1137—1181），也都在理宗景定二年（1261）獲升列從祀。朝廷所持理由是二氏與朱氏“誌同道合，切偲講磨，擇精語詳，開牖後學，聖道大明”。惟朱熹的勁敵——陸九淵（1139—1192）則遲迄明嘉靖九年（1530），因陽明門人薛侃（1486—1545）之請，方得入祀孔廷。至於講求事功、近乎功利的永嘉、永康學派的葉適（1150—1223）、陳亮（1143—1193），因處於絕然的對立麵，則全然不得其門而入，可見朱學之專擅。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俗語，正是理學發展的寫照。南宋的“道學”，代表理學的勝出與統合。但逮有明，理學再次分化。明儒陳獻章（1428—1500）與王守仁（1472—1528）的崛起，導致“學術三分天下”：有宗獻章者謂“江門之學”、有宗守仁者論“姚江之學”，胡居仁（1434—1484）則墨守程朱一係。代表三方勢力的儒者於萬曆十二年（1584），均獲從祀。《明史·儒林傳》便證言：“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嘉（靖）、隆（慶）而後，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複幾人矣。”這一段話自是著眼新學流行而發，但基本上，朱學並未失去官學優勢的地位。尤其清初，陸王心學驟成明亡的代罪羔羊，朱學隨即恢複絕對的優勢。
在論學的旨趣上，理學伴隨政治氣候的變化，由有宋一朝的“得君行道”往明代的“覺民行道”推移，此不啻是理學往下紮根的趨勢，而與廣大庶民有了直接的接觸。此外，西方漢學家近年強調南宋以降有所謂士人“地方的轉向”（local turn），可備一說。
其實，理學向社會底層滲透的動作，早透過啟蒙讀物進行培育的工作，例如：《三字經》成篇於南宋末年，係傳統中國最廣為傳誦的兒童教本，今人猶能朗朗上口。該書極盡巧思，以“人之初，性本善”三字成言的句式，涵蓋無比的內容；毋論傳統倫理的“三綱五常”，以及名物度數，甚至與理學甚有關聯的：如“孟子升格”，象征“進四書退五經”的經典輪替，以及博得後人稱譽“袖裏《通鑒綱目》”的史識，在在均透顯朱學的蹤影。
另方麵，統治者自然不會放過理學作為輔助治理的價值。明、清兩代的《聖訓》、《聖諭》或《聖諭廣訓》即融入理學成見，要求官員朔望與民宣講，期能“化民成俗”。此舉即由理學家的“鄉約”轉手而致。原來理學家固以成德自期，但體會到必得師友挾持，方足奏效，由是有揚惡發善的“鄉約”產生。要之，自朱熹抉發“呂氏鄉約”以來，理學家從不忘情在周遭或地方成立“道德社群”，彼此惕厲互勉。王守仁、呂坤（1536—1618）、劉宗周（1578—1645）、陸隴其（1630—1692），諸大儒無一例外。統治者則自明太祖以下，包括清聖祖皆起而效之，援為己用。康熙皇帝乃至熱衷“理學真偽論”。擬集“治統”、“道統”於一身，不能不說是理學熏陶之成功。
這看在以反清複明為己誌的王夫之（1619—1692），自然焦急萬分；他不禁破口大罵：曆史上那些扶助異族王朝的理學家乃是“敗類之儒，鬻道統於夷狄盜賊”。他又評道：
乃至女真、蒙古之吞噬中華，皆衣冠無賴之士投幕求榮者窺測事機而勸成之。廉希憲、姚樞、許衡之流，又變其局而以理學為捭闔，使之自躋於堯、舜、湯、文之列，而益無忌憚。遊士之禍，至於此而極矣。
在這段文字中，王氏指桑罵槐的用意再顯豁不過。王氏去世於康熙三十一年（1692），《讀通鑒論》完成於他辭世前一年。他對康熙運用儒家文化來支撐他的統治必定有所知悉。所以王氏對曆史上征服王朝的謾罵，在現實上是有所指的。至於說“以理學為捭闔，使之自躋於堯、舜、湯、文之列，而益無忌憚”，更是他對清初政權的諷刺，表現得露骨無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