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時代，孔子是年年祭的。論語、孝經、大學是村學兒童人人讀的，還有士大夫講理學的風氣哩！
——胡適
任何人稍加翻閱元朝官修的《宋史》，即刻會被突兀的《道學傳》所吸引。當時的修史者亦坦承：“道學”，古無是名也。迥異於傳統正史的《儒林傳》，《宋史》為何另立《道學傳》呢？這當然反映的是“理學”中的道統意識，而此正體現朱熹（1130—1200）畢生的成就。雖說理學發軔於北宋，卻是朱氏開啟了“理學的黃金時代”。
南宋慶元六年（1200），一代大儒朱熹辭世，年七十一。攸關他的葬禮，曆史記載頗有出入。按朱熹學說生前被朝廷列為“偽學”，備受打壓。據畢沅所編的《續資治通鑒》，關於朱熹的葬禮有這麼一段話：
（熹）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偽徒，欲送偽師朱熹之葬。……今熹已歿，其徒畫像以事之，設位以祭之，會聚之間，非妄談世人之短長，則謬議時政之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於是門生故舊不敢送葬，惟李燔等數人視窆，不少怵。
“門生故舊不敢送葬”，而《朱子年譜》卻載“會葬者幾千人”，衡諸當時前後情況，似不可信。
然而以考核精謹的王懋竑（1668—1741）卻本諸《年譜》及《行狀》，依舊采信“會葬者幾千人”之說，無非呼應《行狀》所謂：“而訃告所至，從遊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為位而聚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但《行狀》所述正是引發施康年上疏的背景，況且設位而哭，與親臨送葬並非一事。
王氏複細索《續通鑒》中施康年上疏的出處，認為《續通鑒》所載施康年上疏的內容可能取自《慶元黨禁》一書，是書署名滄州樵叟者所著，序於淳祐乙巳（1245）。當時黨禁的嚴厲由該書的一段記載可略見一斑：“範念德為鑄錢司主管官，淞檄檢視坑場，便道會葬；歸未至鄱陽，有旨鐫官罷任。蓋台諫劾其離次會葬雲。”《宋史·辛棄疾傳》又有如是記載：“熹歿，偽學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棄疾為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辛棄疾（1140—1207）謂“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不免為過實之言，例如朱熹的弟子範念德，即曾參加會葬而致奪官。但上述《宋史》的記載的確透露了其時葬禮之寥落，並且反映了朝廷對朱學的壓製。
但距朱熹辭世四十年，淳祐元年（1241），南宋的人君——趙昀（1205—1264）卻頒布了一道詔書，不隻代表理學重大的勝利，且是理學榮枯的分水嶺。它如此記載道：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澈，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
“周、張、程、朱，列諸從祀”係意指孔廟從祀。於私，儒者身後能榮登孔廷，乃畢生至高的尊榮；於公，則是官方宣示對新道統的肯定。
淳祐元年的從祀詔為本次祀典首要的文獻，其意義必得詳加解讀。浮麵視之，本次詔書泛及北宋四子與朱熹的從祀事宜，但深析文意，不難發現朱熹才是此次從祀的靈魂人物。以賜爵而言，朱熹早已封“公”，而北宋四子隻封為“伯”。其次，此番朝廷褒揚周、張、二程，全然根據朱氏《近思錄》與《伊洛淵源錄》中所塑造的道統係譜。值得留意的，理宗除了進祀程朱諸儒，並且首黜王安石（1021—1086）孔廟從祀。一升一降，時風易勢，不可同日而語。
淳祐元年正代表儒家學術的分水嶺。從此，“新學”徹底地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沉抑已久的“伊洛之學”，也就是世人習稱的“道學”。“伊洛之學”受到壓抑，有遠、近原因。“遠”則是自北宋以來，受製於代表官學的“新學”；“近”則是朱熹及其門人，受到“偽學”的指控，以及政治上“慶元黨禁”的迫害。終於在淳祐元年，伊洛學派不止澄清名譽，並且榮登孔廷。
要之，繼五代十國之亂，北宋初年國家將養休息，儒學稍稍恢複；慶曆之際，“學統四起”，未嚐定於一尊。以後則諸家並起，遂有濂學、洛學、關學、蜀學、新學之分。最終代表新學的王安石，緣君臣相得，挾政治優勢，遂行所著《三經新義》、《字說》，成為科考定本。其後，雖有新、舊學之爭，複有新、舊黨的傾軋，均未能撼動新學的官學地位。在新學獨擅期間，理學前驅頗受壓抑且處境困頓。此一情勢迄南宋，朱熹會歸北宋理學集其大成，方有改變。
宋主趙昀因對程朱一係的大力支持，致被後世追諡為“理宗”。不止如此，朱熹所塑的係譜影響深遠，令得元代所治的《宋史》，必須別立“道學傳”以彰顯其突出的貢獻；而為“道學傳”所納入的儒者，緣身係“道統”，其地位遠非其他理學家所可企及。
先是宋寧宗嘉定五年（1212），朱熹的《論語》、《孟子》被立為官學。史彌遠（1164—1233）在激烈的政治鬥爭之後，於嘉定四年（1211）複起為相，即積極地拉攏朱門學者，用以彌補他在權力鬥爭所造成的不良形象；朱熹遂受到褒揚，同時朱門學者的政治及社會利益受到照顧。寶慶六年（1233），鄭清之繼史彌遠為相，朱門學者如真德秀、魏了翁皆位居高位。
而後又值蒙古人大舉進攻金人，使宋朝間接受到了很大的壓力，尤其1233年，蒙古人采用耶律楚材（1190—1244）的建議，修建孔廟，無論蒙人真正的動機何在，對南宋的政權而言，此意味蒙人不僅欲在武力和宋人爭勝負，同時欲在文化上爭取正統地位。為了抵製蒙古人的雙重挑戰，宋朝政權感到急需一套文化意識形態來團結國內以抵抗蒙人的侵略；於是在理宗寶慶三年（1227），將朱子的《四書集注》全部列為官學；於淳祐元年，理宗下詔將朱熹與北宋四子奉祀孔廟。當然南宋並不因其文化策略而免於最後滅亡的厄運——在1279年蒙古人終究滅了南宋。但這裏要點出的是：當時國際政治的折衝無意中助長了朱學的拓展，尤其在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將朱注《四書》列為科舉取材的範圍，造成“道學的獨尊”，此一規定一直為後來明、清政府所遵循。因此，在元初以後，朱學便成為科舉取士必考的內容。直如清儒事後所言：“宋之真儒，得聖人之旨，諸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為功令。”而士大夫之所以能“維持綱紀，遵守節義”，則與宋儒論學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