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摘登
作者：胡湘
對於中國傳統思維模式之缺陷的批評，無論是國內的梁啟超、魯迅、胡適、金嶽霖等學者，還是西方的密爾、黑格爾、榮格等思想家和哲學家，都有過許多精辟的論述，但將中國人思維模式之缺陷上升為中國晚近以來科學和文化落後於西方的根本原因，卻是楚漁先生在新作《中國人的思維批判》中著力回答的課題。
為了樹立其新觀點，楚漁先生從比較的視角，以證明的論證（目的是為了發現事實）而非論辯的論證（目的是為了取勝）的方式，援引大量精確的曆史材料，說明中國落後的根源既非兩千多年的封建專製體製，亦不是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華文化，而是中國人以模糊性和功利性等為特征的傳統思維模式。
楚漁先生坦陳：“概念模糊是我們中國人致命的思維弱點。如果一個人概念模糊，你就不可能和他討論清楚任何問題”，“我們中國人思維重視直覺和經驗，滿足於通過直覺得到一個整體的粗淺的印象，而不作周密詳細的分析。”回顧中華文化的源頭，儒家的“仁”、道家的“道”等範疇，的確都未有精確的內涵，而給後人留下了寬綽的闡釋空間。早年毛澤東在湖南一師讀書時，便發現了中國古學的這一弊端。他說：“吾國古學之弊，在於混雜而無章，分類則以經、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此所以累數千年而無進也。”在他看來，中國傳統學術對客觀對象的認識尚停留在比較籠統的整體把握階段，不像西洋學術有一種分解的盡理之精神。
概念精確是推理判斷的基礎。出發點有問題，則討論便不知伊於胡底。楚漁先生有鑒於此，大聲疾呼中國的教育應加強形式邏輯和辨證法的訓練，培養學生理性思維的能力。為了確立中國的現代文明，應盡可能剔除模糊性這一原始思維的特征。
與思維的模糊性相比，楚漁先生對中國人思維功利性的批評更為尖銳和淩厲。他指出，中國先人把學問的正途限製在人倫日用的範疇，讓後人形成了一種“求利”的思維路徑依賴，因而對知識的吸取有著強烈的兌現欲和物質上的補償欲。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古希臘哲學作為西方文明的源頭，從一開始便有一種“求真”的氣質，對事物的本質刨根問底，而不論這種追問能否帶來現實的功利。正如英國哲學家羅素所說的：“長盛不衰的好奇心以及熱烈而不帶偏見的探索，使古希臘人在曆史上獲得了獨一無二的地位。”
將中國晚近科學和文化落後的原因歸結為中國人思維模式的缺陷，是一個頗能引起爭議的話題。如果有人指出楚漁先生的書“語帶偏激”，當然是可以舉出許多理由的。但我想說的是，有新意的偏激之書相比四平八穩的平庸之作更有存在的必要。馬基雅維裏的《君主論》、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在許多人看來都是偏激之作。馬基雅維裏為了意大利統一這一崇高目標，不惜呼喚一個兼具獅子與狐狸雙重性格的君主，這不是很偏激麼？難道他就想不到，用卑劣的手段達到崇高的目標可能嗎？韋伯說新教倫理那種勤奮節製、為上帝增添榮耀的理念塑造了資本主義精神，可也有人論證，是奢侈而非新教倫理帶來了資本主義。但沒有人會因此而否定兩本書的價值。
對於一個民族來說，培養理性而健康的思維方式是極為重要的。無論就科學發展而言，還是就提升文化軟實力，促進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來說，中國人都麵臨一個改造和健全思維方式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楚漁先生的書，至少能夠喚起人們對傳統思維模式的反省。
（楚漁著：《中國人的思維批判》，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