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水，這門令人朝貧夕富、占往知來的傳統文化，一種廣泛流傳於民間的習俗，一門趨吉避凶的術數，一科有關自然環境的學問，一類調整和改造命運的最高玄學，從古至今，令多少人趨之若騖，甚至傾其一生遍訪明師。因為不好的風水會讓人惹官非、犯桃花、患惡疾、走黴運，而好的風水會讓人升高位、得橫財、添貴子、獲好運。
風水文化在我國已有五千多年的發展史，源遠流長，內容不斷豐富完善。在我國古代有文化的人一般都懂得風水，很多大官賢達精通風水，縱觀曆史，先秦是風水學的孕育時期；魏晉南北朝，風水學得到傳播；宋代是盛行時期，明清達到鼎盛時期。近代曆史中，風水學在舊中國十分盛行，在解放後與文革時期，我國的風水學受到毀滅性的打擊與破壞。近年來，隨著建築行業與生態環境學的發展和國際上對風水學的重視，風水學這門古老的科學又煥發出了新的活力。
風水何意？風水一詞始見於東晉，“氣乘風而散，界水則止。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風水”；當今詞典釋曰：“風水又稱堪輿，舊指宅基等的地理形勢，認為風水的好壞關係著一個家的福禍盛衰”。然現有眾多“風水先生”不懂風水為何意，卻幫人看風水銷災等，讓人不得其解。從風水的定義看，風水強調氣(綜合因素)，隻有在避風聚水的情況下，才能得到氣。同屬一種果樹種在不同的地方結果卻不同，同屬一棵樹所結出的果實卻大有不同，之因他們受不同的氣所致。
從現代科學理論來看，風水學是中國古代有關住宅、村鎮、建築及墓地選擇和規劃設計的一門學問。風水學測算的理論依據氣、陰陽、五行、八卦等，風水學主張“天人合一”，即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人和自然界的所有一切都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中國風水學的形成由來已久源遠流長，可以追溯到遠古時代。在原始社會，雖然沒有風水學的說法，但因惡劣的自然環境對人提出的生存挑戰，又值農牧社會之故，當時的人們必須“擇地而居”，選擇“近水向陽”適宜人類繁衍棲息的地方。這是一種適應性的選擇。
進入文明社會以後，風水學隨即見諸文字記載，如甲骨文中就有許多關於卜宅的記錄。從後世發掘的大量甲骨文卜辭和《詩經》中可以看到，中國人在商周時期就以將陸地區分為山、埠、丘、原、陵、崗等不同的地行地貌，將水域分為川、泉、河、澗、沼、澤、江、沱等，當時對大地的差異性有極為細致的分類，為日後的"相地術"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尚書》中，將當時的疆域以河流、山脈為界，劃分為九州，這也是後來中國稱為“九州”的由來。在《周禮》中出現了這樣的文字“以土宜之法，辦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卸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開始出現“相民宅”的說法，並有了“土宜法”這種相地的知識係統。《逸周書》載“土宜天時，百物行治”，可見“土宜”二字呼應天時，附天觀地是當時百物的遵行規則，也是治事的方法，也因此成為後世風水術的依據。周朝時期，周武王營建洛邑時，就命周公相地，《尚書》載“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可見周朝人相信占卜，周公也是一位相地高手。
戰國先秦時期，各種學術興起，隨著《周易》和陰陽五行學說的發展盛行，開始建立以“仰觀天文，俯察地理”為主導的學術思想。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不僅承襲了以往的“土宜”觀念而且更加具體，同時開始有了“氣”的觀念。從《晉書》知“始皇時，望氣者雲'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故始皇東遊以壓之，改其地曰秣棱，塹北山以絕其勢。”當時有了“望氣者”的說法，可見已有風水行業的專業工作者。又據《太平寰宇記》卷95記載，秦代的長水縣有一座山(今浙江省嘉興縣南邊)，秦始皇聽術士說山上有王氣，便遣發了一批死囚去挖山，囚徒們受不了勞苦，一哄而散。
秦始皇建造的阿房宮占地近300裏，離宮別館遍布在山穀，以南山為宮門，以樊川做池子，阿房前殿可坐近萬人。始皇家動用70萬民夫，挖空了驪山，穿透了三重息壤，規模之大，真可謂空前絕後。還有始皇陵，占地廣闊規模宏大，這兩大工程的實施，說明秦代相地水平是很高的，從中不難體會秦代地理勘察技術的高超，也可以歸功於相地術的發達。其實早在先秦時期就有相宅活動，一方麵是相活人的居所，一方麵是相死人墓地。《尚書》載“成王在豐，欲宅邑，使召公先相宅。”這是相陽宅。《孝經》載“卜其宅兆而厝之。”這是相陰宅，是用占卜的方法擇定地點。
到西漢時期，相地術更是盛行。司馬遷《史記》載，漢武帝聚會占家，問某人可娶否，堪輿家說不可。此時的堪輿家精通天文地理，相地術也稱為“形法”。到了東漢，人們開始重視喪葬，從而導致風水觀念的興起。王充的《論衡》中就詳細敘述了葬禮的忌諱。東漢人非常注重居住環境，《後漢書》提到的“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瞥，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的家居原則，在後世都成為陽宅的基本理論。在漢代還出現了《堪輿金匱》、《宮宅地形》、《移徙法》、《圖宅術》等風水著作，標誌著風水學在理論上有了初步的歸納和總結。
魏晉時期，中國出現了不少風水大家，其中最負盛名的是郭璞，他的《葬書》將風水術從傳統的相地術中抽出，對風水下了定義，並全麵構架起風水理論，奠定了後世風水的基礎。他首倡的“風水之法，得水為上，藏風次之”迄今傳承了一千七百多年而巍然不倒，在今天更加熠熠生輝大放光芒。中國人習慣把郭璞稱為風水鼻祖。
隋朝比較而言不太信風水，但出了一位有名的相地師蕭吉，著有《相地要錄》、《宅經》、《葬經》、《五行大義》等名著，為後人景仰。他曾給皇後擇吉地，當皇帝不聽他的建議時，他預測到隋朝運數不長。隋朝宰相楊恭仁遷移祖墳時，請了五六批風水師前來相地，其中有個叫舒綽的猜中地下之物而受到重賞。可見當時還是盛行風水的。
唐朝是中國曆史上少有的鼎盛時期，各種學術也廣泛興起，同時更加促進了風水理論的發展，形成較完善的理論體係。當時一般有文化的人都懂得風水，出現了一大批名師。其中江西派風水師楊筠鬆在民間實踐風水勘察和授徒起到了全麵推廣的作用，從那時起，在中國廣闊的大地上，宮宅、鄉村、墓葬都不同程度受到風水學說方麵的影響。著名的唐玄宗也相信風水，《大唐新語》、《太平廣記》中有很多風水的記錄。當時的道士也多懂風水，唐代設有"司天監"，專門看天文現象，因此司天監裏的官員必須懂風水。楊筠鬆就在司天監任過職，唐僖宗封他為國師，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專管靈台地理事物，可見唐代的風水不但民間相信，朝廷也更是重視。楊筠鬆後來把宮廷的風水書籍挾出到江西一帶傳播，弟子盈門反響極大。唐代國力強大，版圖擴大到西域，在敦煌莫高窟文獻中找到《宅經》、《陰陽書》等，就可知風水觀念遠播西北地區。
唐亡後是五代十國，因襲唐代興盛的風水觀，各代皇帝都信風水，到後周時風水術被加入了許多迷信色彩，使世人真假難辨。
到了宋代，陳摶、邵康節、朱熹、以及蔡元定等著名易學家對風水進行了闡釋和認定，一些風水著作相繼出版，從而出現了以江西形法派和福建理法派為主體的風水學理論體係。宋徽宗相信風水，他原本無子，有一位術士告訴他，將京師西北隅地勢加高數倍，就可得子，於是命人照做，果然得子。因此更信風水，又命人擇寶地築"上清寶篆宮"，結果勞民傷財，國庫空虛，以至政權衰敗。宋代的風水大師特別多，賴文俊、陳摶、徐仁旺、吳景鸞、傅伯通、蔡元定等都很有名。
明朝朱元璋建都金陵時對風水極為重視，城外大部分的山都是麵向城內，有朝拱之勢，唯牛首山和花山背對城垣，朱元璋不悅，派人將牛首山痛打一百棍，又在牛鼻處鑿洞用鐵索穿過，使牛首山勢轉向內，同時在花山上大肆伐木使山禿黃。明成祖時，將都城遷往北京，即完全按照風水觀念建造。明成祖是一位篤信風水的皇帝，這也導致民間全都講究風水，風水成為明朝人一生中很重要的準則。北京名勝“十三陵”就是被風水大師廖均卿相中之地而推薦給明成祖，成為明朝皇帝的陵地區。明朝還有個傳奇人物劉伯溫，民間傳說他精於風水，說定都金陵就是他相的地，有一本《堪輿漫興》就是托名於他。
清代設有司天監，除負責觀天象記天文外，還負責修建陵墓的堪輿工作，因為清代各皇帝都篤信風水，很重視陵墓方位。清東陵南北長125公裏，東西寬26公裏，地跨北京三個郊縣，總麵積2500平方公裏，是個極其龐大的帝王陵園，由此可見清代皇帝對陵墓風水的重視。而至今保存完整的故宮紫禁城，就更是嚴格按風水學建築的經典傑作，其恢弘磅礴的氣勢不知征服了多少世人。清朝還設有國師府，共有400多名國師。這些國師因為得到優厚的俸祿，所以一生都死心塌地地為王朝為皇帝效勞。國師府的任務是：一為王朝找到好的風水寶地，安排好使用方法；二是破壞民間的地理風水，使之出人不敢向朝廷造反，不能奪皇位。這是封建王朝的統治者應用地理風水這門無形科學做他們的統治工具的一個例證。
縱觀曆史，先秦是風水學說的孕育期，宋代是盛行時期，明清是泛濫時期。
明清兩代，通過對各類風水學書籍的收集整理，以及學者們的不斷探研，風水理論已相當完備。風水師的勘察活動已普及到從帝王宮殿到城鄉民宅各類場所。從民國到現在，學者們主要是對中國風水傳統文化進行重新評估和研究。上世紀，風水學在舊中國是大有市場的，國父孫中山的中山陵地就是請著名玄空派風水大師沈竹進行反複踏勘後確定的。解放後，風水理論受到沉重打擊，但在實踐中還在不斷運用。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東南亞、日本、韓國、歐美等地區掀起了一場研究中國風水的熱潮，從而使越來越多的外國人開始運用風水理論指導生活。
當代風水學正處在前所未有的整合更新時期，一大批學者為了讓風水學更好地為人類造福正孜孜不倦地研究，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並結合現代科學，對傳統風水學作出了科學的評價和全新的闡釋與發展。風水學正在掀開其神秘的麵紗，走進現代人的生活。
3．風水與《周易》
風水學在應用的程序中，既有些學派加入了不少刀劍符咒的硬性方法，從而淡化了其靈活變通的真正意義。其實那些高明學派的風水是能夠不著痕跡，盡得風流的，對於易理的運用更是可以得其意而忘其形，通過方位的挪移、植物的擺設、顏色的選擇、家具的布局達到因地製宜、依形就勢、揚長避短的效果，從而形成其獨特的居住的智慧與藝術。
古老的風水文化催生出神秘的《周易》之花，反過來“易學”自身的發展，又在理論上不斷地向它賴以萌芽的根莖輸送補液。整個戰國秦漢時代，大體就是風水文化逐漸超越實證的擇居經驗，而開始從多方麵汲取“理論”和“方法”的過程，記錄這過程的主要文獻就是《周易》誕生以後，才陸續問世的各種解釋與發揮，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易傳》十篇。
首先是“河圖”與“洛書”的出現，開辟了將“易理”貫通於風水觀念的渠道。其次是“陰陽”與“五行”學說被納入八卦體係。它們分別從數字結構、生化原理等不同角度，推動著風水文化經過“易學”的調理，構築風水文化的“理倫體係”。
正宗的道家風水就是以《周易》的宇宙觀為指導思想的一種擇居觀念及相應的操作，並由此衍生出廣泛的文化現象。這個宇宙觀的核心構造，就是道家所說的“天人同源”。又因為天地萬物和人類都出自同一根源（陰陽五行之氣的運行變化），所以整個自然界既是人類的外在（生態環境），也是人的內在（同類相感）。因此，風水的精髓又可以用“天人感應”來概括，就是通過對居處環境的選擇來窺測順應與利用陰陽五行之氣的演繹規律，百般謀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從而實現避禍求福，與天地同在的追求。這樣，道家風水的運用和目的就可以歸納為“貫通天人”與“天人合一”。
根據周易的後天八卦原理，可將住宅坐向不同分成東西四宅，其中震宅、巽宅、離宅、坎宅是東四宅；坤宅、兌宅、乾宅、艮宅是西四宅。同時也根據人出生年月、生肖與性別的不同將
人分成八種命卦，分別是震命、巽命、離命、坎命、坤命、兌命、乾命、艮命。命卦屬震、屬巽、屬離、屬坎的人，最適合他們的居所是東四宅；而命卦屬坤、屬兌、屬乾、屬艮的人最適合他們居所是西四宅。
大門坐向是按大門所向的方位而定，我們站在屋內麵向大門，則所麵向的方位是“向”，而與“向”相對的方位便是“坐”。
《周易》認為，一切事物都有正反兩個方麵，相互消長，對立統一，構成了和諧的世界。沒有陰陽二者的調和，宇宙間一切事物就會失去平衡。故相地、選址也正是尋求陰陽二者對立與統一，找到恰當的結合點。《易經》中的五行相生相克思想，就是風水文化的一個核心部分。古代風水十分善於利用五行說的道理來進行設計和布局，講究陰陽調和。《周易?係辭上》：“一陰一陽之謂道。”又雲：“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老子認為陰陽兼顧乃人與自然和諧之道：“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這一理論對於宅居基址之選擇影響至巨。他們認為宅居環境猶如人體，有首、有臂，兩臂圍合方稱安全，而環境安全則需要背靠青山，青山環繞，又有金、木、水、火、土五形之物。山應高大，居中為玄武，左側應有青龍山輔佐，右側有白虎山擋風，南有朱雀山為屏應，前有河水流過，方為理想的“風水寶地”，也就是傳統的“枕山、環水、麵屏”空間模式。《堪輿泄秘》雲：“凡到一鄉之中，先看水城歸哪一邊，水抱邊可尋地，水反邊不可下。”這是說村落選址應在河流的凹岸處而不應在凸岸邊，主要是水流慣性衝刷力使凹岸邊增地而使凸岸邊損地之故。從這一理論出發，古代大多宅居基址空間皆有“馬蹄形”的自然圍合特征，如此甚便於躲避西北風和接納陽光，有利於生存和健康。
此外，古人在普遍認同《易經》“天人感應”等思想的同時，為了能更好地驅害避邪，祈福納祥，還廣泛采用寓意和暗示手法，演成中華民族特有的民俗文化。這更多地表現在民居的裝飾上，而且不分南北東西。如北京四合院的裝修、雕飾、彩繪就處處體現著民俗民風和傳統文化。如以蝙蝠、壽字組成的圖案，寓意“福壽雙全”，嵌於門管、門頭上的吉祥詞句，附在簷柱上的抱柱楹聯，更是風雅備至，無不與祈禱吉祥、富裕、和諧有關。
4．風水與《易經》
古人說：“盡信書不如無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變化不測謂之神”。當我們以一個現代人的眼光去研究偉大的中國智慧書《周易》的時候，常常會發現許多在現當代所出現的新事物，在古人的著作中查閱不到相應的解釋，隻有在理解《易經》的精神的基礎上，才可以對這些新變化和新事物作出相應的解釋或對位。此外，更重要的，對許多事物，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否則，信而迷之，便變成“迷信”了。
綜觀人類文明發展史，《易經》這部古籍文獻使古今中外的社會科學家、自然科學家乃至國君、百姓均對其特別關注，千百年來探求不已，玩索不止。清朝乾隆欽定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盛讚其為：“《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
《易經》不僅是七千年中國文明史的源頭活水，而且也雄踞“世界三大經典”――《易經》、《聖經》、《吠陀經》之首。其地位之顯赫、聲譽之崇高、影響之深遠、作用之神奇，不可不謂之為“天下第一書”。
自古迄今，對《易經》的探索者前仆後繼，數不勝數，形形色色的研究專著也是汗牛充棟，美不勝收。這裏暫且按下國人對這一國寶的研探之論和溢美之詞不表，先來擇要瀏覽一下海外異域的學術權威們對《易經》的評價：
德國辯證法大師黑格爾(G．W。FHegel)在《哲學史講演錄》中說：“《易經》，包含著中國人的智慧。”
美國哲學家卡普拉(FGapra)在《現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中說：“可以把《易經》看成是中國思想和文化的核心。權威們認為，它在中國幾千年來所享有的地位，隻有其他文化中的《吠陀》和《聖經》才可以相比。”
歐洲近代著名學者捷恩(C．Grane)在英文版《易經》的序言中寫道：“談到世界人類惟一的智慧寶典，首推中國的《易經))。在科學方麵我們所取得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後來的事實所推翻，惟獨中國的《易經》亙古常新，相延幾千年之久依然具有如此價值，而且與最新的量子物理學頗多相同的地方。”
丹麥著名量子物理學家玻爾(N．H．D．Bohr)在1927年建立了互補原理，引起世界轟動；但當他在1936年到中國講學時見到《易經》太極圖時，便驚歎“中國人幾千年前就有了互補的理論思想，並以圖形表示”。他手捧《易經》如獲至寶，將太極圖定為其族徽勳章的標誌圖案。
德國數學家、哲學家萊布尼茲(G．wLeibniz)在《致德雷蒙的信：論中國哲學》中說：“《易經》也就是變易之書。在伏羲以後許多世紀的文王和周公，以及在文王和周公又以後五個世紀的著名的孔子，都曾在這六十四個圖形中尋找過哲學的秘密……這恰恰是二進製算術，即陰爻(一一)就是0；陽爻(一)就是l。這個算術提供了計算於千變萬化數目的最簡便的方式。”他在1703年《給白晉的信》中又說：“伏羲圖，它與我的二元算術如此吻合……我不得不承認，即使我自己，如果未曾建立二元算術的話，對伏羲圖哪怕研讀再長時間也未必能夠破解。”
日本19世紀下半葉明治維新時，統禦大權的皇室就宣布：“不知《易》者不得入閣。”正如唐太宗開國宰相虞世南所雲：“不讀《易》不可為將相。”
德國現代生物遺傳學科學家申伯格(M．Schonbergre)在1973年出版的《生命的秘密鑰匙：宇宙公式<易經)和遺傳密碼一文中說：“首次發現的六十四個生物遺傳密碼的‘詞’，與六十四卦相對應。”
美國國際易經學會主席成中英在《大易集成》中說：“我們說《易》是中國哲學與中國文化的原點和源頭活水毫不為過……”
英國劍橋學者李約瑟(J．Needham)在他著名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中說：“中國類似《易經》等古代科學技術知識曾極大地影響了世界文明的進程，為全人類作出了巨大貢獻。”
我們再來看《易經》在海外異域的傳播：
17世紀20年代，法國傳教士金尼格(NiclasTrigault)將《周易》譯成拉丁文本傳入西方。
18世紀50年代，法國傳教士鬆君榮(AntoniusGoubil)將《周易》譯成法文本。
19世紀下半葉，英國傳教士理雅格(JanesLegge)將《周易》譯成英文本，1882年在英國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