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鄂梅
父親突然通身雪白地出現在我家裏。
老婆找了個機會，湊上來壓低聲跟我說：“真是令人驚豔哪！”
她說的是父親身上那套中式衫褲，一看就是在小裁縫店裏定製的，當他上前一步，向我描述路上的情況時，白得晃人眼睛的仿綢大有樹欲靜而風不止的架勢。
要說，他這身打扮也無可挑剔，除了淡藍色短褲在裏麵若隱若現之外。我隻瞟了一眼，就再也沒敢看第二眼。算了吧，這是他的權利，每個人都有按自己的意願打扮自己的權利，但指出父親的不得體之處，也是兒子的權利，而我卻選擇了垂下眼皮，是內心深處的鄙視，還是事不關己的冷漠？又或者，我怕向他指出來後，他會額外跟我再要一套衣服，增加我的日常開支？我不知道。
父親靠我們兄弟仨的贍養費過活。我們曾經有過一個會議，那次會議約定了許多數字，包括每月的贍養費總額，平攤在三個兒子頭上的數目，以及固定的付款日期。會議結束時，我們一起來到儲蓄所，開立了一個存款戶頭，大家一絲不苟地抄下那個賬號，以便屆時把自己頭上的贍養費打進來。從此以後，父親就可以像領退休工資一樣，拿著這個存折來領取生活費了。
我們很快就習慣了一手領自己的工資，一手給外地的父親發工資，他不僅養育了我們，還讓我們接受了不同程度的教育，撇開很多東西不談，遵守約定是最起碼的信用。
這撇開的很多東西可以不談，卻忘不掉。
母親還健在時，家就是一張飯桌，到了某些特殊的日子，比如春節，比如重大紀念日，大家自覺地從四麵八方聚攏來，吃頓飯，喝點酒，再打著飽嗝四散離去。那時我們在一起聊得最多的是小時候的事情，每個人的糗事、難關，以及大家庭的一次次變故，聚一次聊一次，每次都是舊話重提，可每次都仿佛是第一次談到。當我們聊起那些曾經讓我們淚流滿麵甚至痛不欲生的往事時，感覺再也沒有什麼比傷心的往事更能把我們團結在一起了。那時我們還沒有養成按時給贍養費的習慣，我們空手回來，又空手回去，隻把鬧哄哄的餘韻留在那間小屋裏。父母一直都沒有正式工作，他們原先是農民，改革開放時進了城，做過小商販、打過工，但都沒掙下什麼錢，當我們吃著飯喝著酒的時候，心裏偶爾會冒出一個想法，父親還是了不起的，他把一個家從農田裏連根拔起，移栽到街邊，在沒有任何助力的情況下，竟然也把這個家維持了下來，冬天可以烤烤炭火，夏天可以吹吹電扇，隔幾天還可以吃一次肉，挺不簡單的。而這一切都隨著母親的去世改變了模樣，她不僅帶走了那張令人留戀的飯桌，似乎同時也帶走了父親的求生能力，盡管才五十多歲，母親周年那天，他突然向我們提出，他搞不動了。那意思很明顯，我們該供養他了。
他所說的“搞不動”的工作，是一家小工廠的門衛，他曾經幹得很賣力，但後來開始遭人投訴，心中難免憤憤不平。“想當年，我辦過藤椅廠，開過小商店，搞過推銷，現在落得給人看門，還被你們嫌東嫌西！”他反訴的理由也很充分。“有事無事拖到後半夜才回廠，我也是人，我不用睡覺嗎？眼睜睜往剛掃過的地上扔東西，扔一次掃一次，地上都掃出坑了。還有，我一張熱臉跟人打招呼，人家卻扔給我一個冷屁股，門衛真不是人幹的！”後來他索性拉下臉來，上至廠長下至臨時工，誰也不理，人家又說他這個門衛整天板著一張臉，看著晦氣。更可氣的是，有人丟了自行車，也來找他問責，“跟我有什麼相幹？我一不是警察，二不是保安。”
也許是喪偶綜合征。母親在世的最後一年，他開始做門衛，但那時他做得有滋有味，甚至負責起單位的收發工作，時間一到，把門一鎖，抱著一大堆郵件，到各個部門分發，拿到郵件的人都跟他說謝謝，他感到很有麵子，一有機會就跟我們講，某某科長什麼樣子，一點架子都沒有，對人特別客氣。還是那個單位，還是那個崗位，彼時和此時，情況卻大不一樣，其中的原因，我們覺得，必定跟母親有關。母親帶走了他心裏的依偎感、歸宿感，讓他成了孤身一人，孤單讓人自卑，人一自卑，看什麼都扭曲了。
這就令人疑惑了，母親在世時，他們並非一對恩愛夫妻，從小到大，我們見得最多的就是兩個大人的吵吵打打，互咒對方不得好死，甚至鬧到尋死覓活的地步。到後來，我們已經練就了一身功夫，能在驚天動地的家庭風暴中，置身事外，安然入睡。這種鍛煉是有益的，它使我們一個個出落得冷靜而理性，一副處變不驚臨危不懼的君子風度。有年夏天，半夜裏山洪暴發，偏屋的山牆被泥水衝開一個大洞，雞喊鴨叫當中，我們兄弟三個鼾睡如故，隻不耐煩地翻了個身而已。
我說過，我們都受過不同程度的教育，最遜的一個，也是全日製大專畢業，我們知道父母也是一對夫妻，也有夫妻間應該存在的問題，他們的問題也許跟我們有關，但我們卻無權擅自組成法庭，對他們中的任何一方作出判決。我們隻能聽之任之，要麼倉皇出逃，要麼裝聾作啞。所以我們兄弟三個不約而同地選擇在外地落腳生根，最近的是我，離家也有二百裏。
真正天各一方時，我們中間卻擺上了一張完美的大圓桌，我們在那張圓桌上閑聊，喝酒，找樂子大笑。母親不停地端出我們從小愛吃的菜肴，父親給我們倒酒，往我們懷裏投擲香煙。那時父親的穿著還比較家常，冬天一件老棉襖，夏天一條長到膝蓋的大短褲，那是母親參照了別的老頭子的打扮，按季給他添置的。我猜，母親要是知道父親有一天竟穿了身飄飄欲仙的雪白中式衫褲到處顯擺，一定會氣得從地底下跳出來，跟他大吵一架的。
父親突然冒出來的個性就像是母親去世的副產品。這一點我早有察覺，當母親的棺材被釘上最後一枚大鐵釘時，我正好站在他旁邊，我聽見他長長地吐了一口氣。
他沒有送母親回老家，葬禮是我們兄弟三個聯手操持的，一則我們想要顯示我們的孝心和能力，二則所有的喪葬費用是我們三個人平攤的，我們要把這種成就感貫穿到底。我們把他推進臥室，美其名曰讓他在那裏盡情感受母親最後的氣息，實際上是委婉地讓他置身事外。我們料理完喪事，疲憊而悲傷地回到家，正想著該怎樣安慰他這個新晉鰥夫時，卻見他手上夾著一根煙，蹲在路邊跟一個女人閑聊。家旁邊是一家職業中介所，常有些求職的人在那裏流連。他背對著我們，這使我們聽見了他跟那個女人的對話。
“弄個自行車，掛兩個簍子，販販小菜也比做保姆強。”
“我想過了，那得租房子，販一個月小菜還抵不上房租。”
“我們合夥呀，你住我家裏，我不收你房租，隻收你搭夥費。”
“真的？你做得了主？”
不等他回答，我咳嗽了一聲，他馬上站起來，見我們一個個都虎著臉，他愣了一下，跟著也變了臉色。他跟在我們後麵進來了，進來之後，既不問我們葬禮如何，也不問我們要不要馬上做飯，隻顧蹺著二郎腿坐在門口抽煙。
事情就是從這一刻起發生變化的，這之後，我們父子之間板著的臉再沒有好看過。我們各自取了自己的簡單行李，低聲打了個招呼，依次從他眼皮底下穿過，直奔車站而去。
等車的時候，我們三個誰也不看誰，各說了一句話。
“還以為他會悶在家裏難過一兩天呢。”
“沒準他早就盼著這一天了。”
“從今天開始，我們就是沒有家的人了。”
然後我們就一直沒有聯係，兄弟之間沒有聯係，父子之間也沒有聯係，直到母親周年那天，才重新聚到一起。
這次相聚跟以往大不相同，我們驚訝地發現，牆上光禿禿的，母親的遺像不見了，我們以為他收起來了，哪知他竟說：“不見了。”
難道小偷會偷這種東西？我們瞪著他，他毫不示弱：“你們是不是也都在家裏掛了呢？”
我們心裏一震，慢慢收回了視線。遺像總共就洗了一張，我們誰也沒想到應該洗四張，每人分一張，拿回去掛在家裏。話說回來，因為一直分開住，我們的媳婦跟這個婆婆都沒什麼感情，在世時尚且不願直麵她生動的麵容，死後豈會喜歡天天麵對那張陰森森的黑白照片？
周年祭辦得很潦草，無非是找個地方燒了些紙器和紙錢過去。燒完了，父親說：“我請了個人來幫我燒飯。”
是啊，再也沒有人燒飯給我們吃了，父親一輩子沒幹過燒燒洗洗的事，雖然他會幹。四個男人默不作聲地往回走，還沒進門，就聞到了飯菜的香味。父親緊走幾步，搶在我們前麵進了廚房。
廚房裏傳來一個陌生的女聲：“誰叫你買這種大洋雞的，一點味道都沒有，寡淡寡淡。”又說，“兒子們難得回來一趟，應該買個土雞的。知道你嫌貴，小氣巴拉的！”
“是這個意思就行了。”
“他們會覺得是我手藝不好。”
家是80年代的老房子，廚房在走廊對麵，我努力直著脖子，不朝廚房那邊看一眼。後來我才知道，我的兩個兄弟的姿勢也跟我一樣，他們都聽見了廚房裏的對話，但都故意不朝那邊看一眼。
是一個豐潤的婦女，膚色微黑，一對眉毛會說話似的，望著我們一個勁地客氣，說自己手藝不好，叫我們包涵點，吃飽喝好。父親站在她旁邊賠著笑，那情景，活像一對新人第一次麵對挑剔的公婆。
我堅決不朝她看，隻含含糊糊地嗯了兩聲，就一屁股坐在桌邊，動起了筷子。兩個兄弟也學著我的樣子，坐下來狼吞虎咽。不用回頭看，我也能感到，父親的臉色變了，但他很克製：“不喝點酒嗎？”
“不喝了。”我嘴裏含著飯說。
父親猶豫了一下，坐了下來，對她說：“你也來吃，來呀，我叫你來你就來，這裏是我的家，我說了算。”
“哎呀，你吃你的，我等一會兒，灶上還有菜呢。”她飛快地閃進了廚房。
等她下一次上菜的時候，一個弟弟皺著眉頭敲了下碗：“鹹得要死！”另一個弟弟把一塊雞扔在桌上：“根本嚼不動。”很明顯，她燒得再好吃，我們也不會給她一個好字，之所以勉強自己坐下來吃，隻是不想讓父親太沒麵子。
她是悄悄走的，當我們去添飯時，廚房裏已經沒人了。父親知道後，把筷子往桌上重重地一放：“今天我們得開個會。”
會議通過了兩個決議。一、我們該支付贍養費了，用父親的話說，我們都是體體麵麵的國家人，不會連這點道理都不懂；二、父親有權規劃自己的後半生，作為後人，我們不得幹涉。
我正覺得無言以對，一個弟弟說：“醜話說在前頭，我們隻付你一個人的贍養費。”言下之意，大家都明白。父親什麼也沒說。
一切談妥後，我們站起來告辭。所謂告辭，就是沒頭沒腦地說—句：“走了！”父親的頭擰向一邊，坐著沒動。
自那以後，我們就開始按月往父親的存折上存贍養費，這邊準時存，那邊按時取，兩廂無事。直到這次，父親一身雪白、衣袂飄飄地出現在我家裏時，我才驚覺，我們已經整整三年沒有見過麵了。
父親跟我談起國際國內的形勢，廣闊的見識讓我一次次瞪大了眼睛，巴菲特他知道，拉登他知道，王石他知道，劉德華他也知道，就連那些帶著巨額財產去了國外的官員，他都能一字不差地說出他們的名字來。
然後就說到物價問題，以一百塊錢為例，三十年前，二十年前，十年前，甚至三年前，一百塊錢分別能買些什麼。我合著他的思維，興致勃勃地跟他—起做著這份消費調查問卷。末了他說：“工資再怎麼漲，也漲不贏物價。”
那是當然。我如數家珍地跟他講起我的工資，十年前多少，五年前多少，現在是多少，而開支卻像孫悟空似的，在工資上漲前利索地翻著跟頭。
“你們的工資都漲了，我的工資是不是也該漲一漲了？”
他抓住空當，猛地發問，令我瞠目結舌，原來那些國際國內的局勢都是鋪墊，原來真正的目的在這裏。憤怒之餘，又有些自慚，身為長子，我早該考慮到這一點，但與此同時，我分明感到心裏衝上來一股不快：幹嗎不明說、直說呢？何必繞這麼大個彎子呢？
他接著說起各項開支，水電煤多少，米麵油多少，偶爾還要吃點葷，還要穿衣服，最怕的是生病，醫院是去不起的，幸好他認識一個女人，那個女人以前在農村當過赤腳醫生，他生了病，就請她來給他輸瓶液。
“隨便什麼人都能輸液？不怕出事？”不知為什麼，他一說到女人，我就渾身不舒服。
“有什麼辦法呢？總比硬撐好，有病不治，傳出去，影響你們的名聲。”
再配上既像憐惜又像挖苦的眼神，就像猛地被人硬塞進一個大冷麵疙瘩，我被噎得脖子都直了。
最終決定，每人每月多付五十元。這個數字有點讓人羞愧，但在電話裏，兩個弟弟堅持說不能給多了，說他在領著贍養費的同時，還在做著門衛的工作，錢應該不會不夠花；如果不夠，肯定是另外有人在幫他花錢，也就是說，他不是在替自己要錢，他是在替別人爭取生活費。“養他是理所當然，養別人我就不願意了，我自己的母親還沒享過我的福呢。”這是弟弟們的原話。對我來說，多給五十還是多給一百，沒有太大區別，但這裏麵有個平衡的問題，我不能讓弟弟們背上不孝的罵名，他們的情況似乎不太妙，一個還沒買房子，一個剛剛生了第二胎（第一胎有點疑似發育遲緩），缺的就是錢。
我把弟弟們的窘境講給他聽，他非常理解，不住地點頭：“跟我當年一樣，我當年除了你們三個，上麵還有兩個老人，我借糧都借怕了，人家經常笑話我們家都是大肚漢。你二舅舅沒孩子，想把你們接過去一個，被我一口拒絕了，再苦再窮，我不能拋棄我的家人，不能讓我的家人挨餓。”
我又說不出話來了。他在隔牆敲磚。不管怎麼說，我們兄弟仨，誰都沒窮到他當年那種程度。
達到目的後，他提出馬上去車站，我留他住一宿，他忙不迭地搖手：“還是回去好，人家的飯好吃，自己的床好睡。”
我要送他去車站，他堅持不要，說他認的路。說完，生怕我會纏著他似的，甩開膀子就走。
我因為正好有事情要辦，隨後也出了門，沒走多遠，就看見了那個雪白的背影，他不像我在家裏看見的那樣，有股筋骨錚錚的感覺，他看上去有點瘦弱，甚至有點佝僂，步履也談不上矯健，一句話，他看上去十足是個老頭子了。
正在感傷，他停了下來，兩分鍾後，一個婦女從一側跑了過來，一直跑到他身邊，指手畫腳地說著什麼。我緊走幾步，終於看清楚了，不是母親周年那次給我們做飯的那個，是我從沒見過的一個女人。我躲在一邊，看他們有說有笑，興奮不已，儼然一對熱戀中的男女。女人拿出一個鞋盒，向他展示她的新皮鞋，他接過來，仔細察看，頻頻點頭。然後他們肩並肩，挨著身子一起過馬路。過了馬路，走了一截，向右拐去，那是去車站的方向，他們要結伴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