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表明，美國新核戰略的重點，已經不再是應付美蘇或者美俄之間可能爆發的大規模核戰爭，或者是冷戰後一度所提出的來自俄羅斯等國核武器的“誤射”，而是準備應付可能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地區性衝突。雖然謀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國際恐怖勢力以及“流氓國家”是美國提出這一新戰略的重點，但如何應付像中國這樣的擁有核武器、可能在未來美國卷入地區衝突時反製美國的國家，也是美國另一個重點。報告中特意提到，美國應該準備使用核武器的狀況包括“阿以衝突、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的戰爭、伊拉克對以色列和其他鄰國的攻擊以及朝鮮對韓國的襲擊”。[23]美國媒體引用參與報告起草工作的高級軍官的話來說，中國、伊拉克以及朝鮮等國與美國可能的軍事衝突已經被列入了美國的核計劃，現在被“給予了特別的關注”。[24]
“核態勢評估報告”明確新世紀美國核力量使用的這三大原則，既表明布什政府正在竭力為核武器尋找新的戰場用途，為核武器的戰場使用鬆綁，並準備將核武器由戰略性武器，“降格”到在常規軍事行動中也可以使用的軍事手段；同時，這也表明美國已經不再堅持核戰略中傳統“相互確保摧毀”為中心的針對蘇聯這樣的同等級別的核大國的威脅，而將核戰略的重心，轉移到用於解決地區性挑戰，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對美國軍事幹預的“阻遏效應”。
第三，更重要的是，這一轉移勢必降低美國核武器使用的“門檻”，在降低核武器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使用意誌的新的威懾效力的同時，客觀上提升了美國對核武器的依賴程度，增加了核戰爭爆發的風險。
冷戰時代，美國的核武器是阻止針對美國的歐洲和亞洲盟國的常規軍事行動、防止美國本土及其盟國遭受核攻擊的重要“殺手鐧”。從20世紀50年代的“大規模報複”戰略到60年代的“靈活反應”戰略，核武器都直接訴諸於戰場用途，而且並不排斥在常規戰爭中使用核武器。這兩大戰略的唯一區別是：前者強調一有常規戰爭就使用核武器，而後者要求視戰爭的規模和程度再使用核武器。70年代以後，由於美蘇之間形成了穩定的“恐怖均衡”，雙方的戰略核力量達到了同一水平，戰術核武器與戰略核武器的軍事功能開始出現了明確區分。戰略核武器更多地傾向於威懾先發製人的第一次打擊，成為了防止戰爭升級到大規模核戰爭的有效工具。對常規目標進行核打擊充其量是戰術核武器的職責。即便如此，美國從來沒有對在常規戰場上如何使用核武器做出過明確規定，在戰場上不能輕易使用核武器，本身就是一條“核禁忌”。
冷戰結束後，美蘇之間瘋狂的核軍備競賽也隨之結束，美國不再麵臨大規模核戰爭的危險。美國也曾一度考慮降低核武器在國家安全戰略中的“冷戰結構”，例如，克林頓政府在1997年對美國核戰略做出微調，曾以口頭說明的形式指出美國將改變冷戰時代“預警發射”（launch on warning）的使用原則。[25]這一口頭宣示曾被認為是克林頓政府想要提高“核門檻”。
布什上台後，美國的整個軍事與防務戰略正在進行著自冷戰結束11年來最重大的變化。這一變化除了體現在布什政府下決心要部署導彈防禦係統、建立起戰略防禦與戰略進攻兼備的威懾力量體係之外，還著重體現在美國決心要改變以往的軍事力量結構，將美國軍事建設從傳統的針對“威脅”做出準備，轉向克服和戰勝各種可能對美國構成威脅的“能力”發展。其結果，美國一方麵要通過導彈防禦係統的建立來消除美國防務上的“脆弱點”，以便獲得更強大的戰略威懾；另一方麵，美國力圖進一步發展自己攻擊性武器係統，用小型核武器和精確製導空中打擊係統強化“威懾”與實戰能力。這兩方麵構成了布什政府今天所追求的“全光譜威懾”（alll-spectrum deterrence）。然而，這樣的威懾效果是建立在“核門檻”大大降低的基礎上的，隻會加大新的地區性核戰爭的風險。
第四，美國已經放棄了傳統不對無核國家動武的核力量使用原則，而是將所謂“流氓國家”以及謀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努力列為可以直接使用核武器的依據。
美國自1978年卡特政府以來曆來強調，它不會對非核武器國家首先使用核武器，除非非核武器國家與有核武器國家聯盟來共同打擊美國。但“核態勢評估報告”中新的核力量使用原則根本就沒有提到這一條，美國在新世紀所認定的潛在核打擊對象反而進一步明晰化。報告稱布什政府已下令美國軍隊準備緊急方案，以便在必要情況下對至少7個國家準備采取核攻擊。這7個國家分別是俄羅斯、伊拉克、朝鮮、伊朗、利比亞、敘利亞以及中國。在冷戰結束後的今天，美國官方所列舉的潛在核打擊對象國隻有兩個是有核武器的大國，剩下的5個都是被認定正在謀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對美國有敵意的國家。顯然，美國已經拋棄了核武器隻能是在有核國家中使用的原則。
其結果，戰區核武器很可能成為未來美國核武器發展的重點。20世紀70年代美國曾一度考慮發展戰區核武器，但後來被擱置了。近20年來，美國軍方一直沒有就戰區核武器發展問題做出具體規劃和研製。但是，一旦美國拋棄不對非核國家使用核武器的原則，並在地區衝突中考慮采用核武器，戰區核武器的發展必然要重新提上議事日程。這意味著在未來美國直接卷入的地區紛爭中，爆發地區性核戰爭的可能將大大提高。此外，90年代以來，美國一直在加緊研製第四代核武器，包括可以使用在戰場的小型化核武器，如“掘地炸彈”，以及各種介於核武器與常規武器之間的“準核武器”。[26]當前布什政府的新核戰略已經引發了世界各國的不安與焦慮，很可能因此而引發以小型核彈為代表的新的核軍備競賽。
布什政府新的核戰略出台的原因
布什政府之所以會推出這樣一個“核態勢評估報告”，準備在新世紀采取如此新的核戰略，主要原因是以下三個方麵。
首先，為了在新世紀繼續維持美國不可挑戰的戰略力量優勢地位，並使美國的戰略力量構成及其操作計劃，更能適應新的戰略環境與美國的安全需要。
美國的核戰略通常由三部分組成：核武器在國家安全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核武器的使用原則以及核力量的構成。這三個部分相互依存，共同構成了美國核戰略不可缺少的三大支柱。其中，最重要的，是核武器在國家安全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核武器的使用原則。這兩部分集中表現了美國的決策者如何思考核武器，以及決定以什麼樣的方式來看待和使用核武器等根本性的問題。[27]布什政府雖然將“冷戰已經徹底結束了”、“美國要告別冷戰”等這樣的話掛在嘴邊，但其新的核戰略不僅沒有脫離冷戰的窠臼，反而將冷戰所形成的核政策在新世紀做出了消極發展。在降低核門檻、宣布對非核國家使用核武器、核武器瞄準目標的靈活化以及加強對新一代小型核武器的研製等方麵，報告所提出的核武器使用原則甚至比冷戰時期還要倒退。布什政府這麼做的根本原因，就是要繼續增強美國的軍事力量和軍事行動能力，通過威懾效應與實戰能力這兩方麵的發展，樹立起美國不可挑戰的戰略地位。
布什政府在2001年11月13日宣布單方麵削減戰略核武器三分之二，準備在未來十年中將美國擁有的戰略核武器的數量減少到2200—1700枚的水平。目前，美俄之間新的戰略核武器削減的框架協議正在緊張地談判之中。盡管如此，大幅度削減核武器以及在進攻性戰略力量構成中提高常規武器的比重，並不意味著美國就降低了對核武器的依賴。誠如埃裏克·梅林（Eric Mlyn）所言，美國單純削減戰略核武器的數量，並不意味著美國就放棄了對核武器的傳統認識，相反，這種認識還在繼續。[28]對布什政府來說，核裁軍隻是降低“超殺”能力。今天，美國已經不再需要去注重核武器的簡單數量，而是轉向了更加實戰化的核武器使用原則、更加靈活化的瞄準計劃。結果是，美國整體的核威懾與核打擊能力有了進一步的提高和發展。
其次，新核戰略是為美國更有效地卷入地區衝突、維持美國霸權主導下的國際和平做準備的。這種在核政策上的強硬立場，也是為了加強美國的戰略安全以及美國所承擔的全球性軍事義務，力求在突出威懾效應的同時強勢性地推行美國的政治與外交日程。
布什強調所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對美國的威脅，但是，在今天的世界上，即使美國學者也承認，這些威脅不是增加了，而是正在下降。[29]美國軍控專家們通過研究提出，對美國，今天最大的核威脅依然來自俄羅斯事故性的、或者錯誤的核攻擊。[30]即便美國要增加自己的核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也應該將重點放在如何有效地實施美俄的核裁軍，幫助俄羅斯將其境內退役以及拆卸下來的武器級核材料進行轉運和銷毀，或者進行工業性轉化，以及對印巴衝突的關注，對巴基斯坦核武器安全提供必要的援助，而不是繼續強調核武器的常規作戰效應。[31]但是，布什政府仍然強調將“流氓國家”和中國有可能通過軍事行動解決台灣問題為核打擊需要準備的“緊急狀況”，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國已經不需要過多地顧及這樣的核打擊行動對國際戰略平衡造成的影響，更不用擔心冷戰時代美國必須心有忌憚的蘇聯可能會如何破壞美國精心構築的戰略穩定，擔心給像蘇聯這樣一個對手製造新的地緣擴張的借口。正如理查德·貝茨（Richard Betts）所言，由於美國不需要再擔心來自蘇聯的強大的戰略競爭壓力，近年來美國有關防擴散（nonporliferation）的努力和討論，才大幅度地從強調軍控以及外交行動轉向了通過軍事手段去“反擴散”（counterproliferation）。[32]
第三，報告所揭示的，不僅是美國的霸權心態，同時也是美國的霸權地位；宣布對非核國家進行核打擊以及降低核門檻等等做法，既是美國今天外交政策中實力優先原則的具體體現，也是在缺乏對美國霸權國際性製約力量的現實條件下，美國罔顧國際社會的正義呼聲，執著於美國單邊利益的生動寫照。
當前，美國成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大國關係的發展、國際戰略格局的變化使美國環顧世界，缺乏真正可以使其忌憚和畏懼的製衡性力量，也沒有難以忍受的戰略威脅。美國認為終於有條件可以“靈活地”運用核武器或者核威懾。在這樣的情況下，布什政府為了加強美國的“一己”安全，強化美國的霸權意誌，通過核戰略與核力量更趨“戰場化”的發展，力圖彌補美國安全上的所有“脆弱性”，增強美國軍事力量的核威懾和常規威懾、進攻威懾與防禦威懾，以阻止任何違背美國意誌的安全挑戰。其結果，隻能是使更多的國家不安全，使得國際社會爭取“無核化”進程的前進麵臨嚴重倒退。對於希望走出核困境的美國人民來說，無疑也是一個沉重打擊。
曆史和理論都已經證實，每當美國擁有巨大的戰略優勢，又不麵臨對等的戰略競爭，美國就往往會進行核恐嚇。1952年艾森豪威爾政府推出“大規模報複戰略”時，恰恰是美國在戰略核力量方麵大大領先於蘇聯的時候，所以該戰略強調，蘇聯對美國歐洲盟國的常規進攻，將受到美國包括使用原子武器在內的一切戰爭手段的瘋狂報複。[33]但隨著蘇聯的“導彈差距”的出現，美國就開始拋棄這一理論，轉而執行“靈活反應戰略”。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之前，美國也曾多次在地區衝突中考慮使用核武器，包括最近美國文件披露的基辛格曾一度計劃在越南戰爭中使用核武器來建立南北越之間的隔離帶，但隨著美蘇之間穩定的“恐怖均衡”的建立，在此後的所有區域衝突中，美國都放棄了使用核恐嚇的政策。而對美國二戰後核武器政策的理論探討發現，每當美國感到戰略威脅減少，或者戰略緊張關係開始鬆動的時候，美國進行軍控努力，或者尋求緩和核恐嚇的意願和需要也就隨之降低。[34]
布什政府雖然口口聲聲提出，為了新世紀的和平與安全，必須拋棄“冷戰思維”，但“核態勢評估報告”所反映出的美國新世紀核武器的使用原則，恰恰暴露了布什政府依然在死抱著冷戰思維不放。
冷戰後，逐步削減核武器，並進而實現無核化世界是國際社會的共同心願。如何繼續推動國際核軍控與核裁軍機製的進一步發展，應該是致力於新世紀國際安全努力的重要步驟。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在2000年NPT審議大會上曾警告世人，世界依然沒有擺脫核戰爭的威脅。[35]1995年，NPT條約被無限期延長，是因為世界各國願意看到整個國際社會共同努力，假以時日以便徹底消除核武器。但布什政府此次的“核態勢評估報告”說明，美國依然按照冷戰時代思考核武器的方法來在新世紀製定自己的核政策。這種方法在核戰略理論上被稱為核武器的“常規化”（conventionalizatoin of nuclear weapon）。早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著名的國際關係學者羅伯特·傑維斯（Robert Jervis）就曾批評美國通過發展氫彈、分導式多彈頭技術以及巡航導彈等大舉擴張核力量的做法，是因為美國在戰略思想的本質上，也將“核武器視為是一種常規武器，因而運用了處理前核時代軍備法則的同樣方法來思考核武器”。[36]布什政府目前將核武器進一步常規化、靈活化的做法，不僅是危險的，也是極為愚蠢的。
結 論
目前，核態勢評估報告已經清楚地描畫出了美國在新世紀計劃中的核武器的數量、部署方式以及瞄準的對象，並對美國核力量的使用原則也做出了明確的定義，即除了在遭受核攻擊的時候使用核報複，也將在三種“緊急情況下”使用核武器。關鍵的是，“核態勢評估報告”反映、並確立了布什政府思考核武器的基本方式和戰略意圖，因而明確了在新世紀，核武器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布什政府新的核戰略原則最大的問題，是降低了“核門檻”——放鬆了使用核武器的限製性條件，將核武器演變成既是“威懾”手段，又是戰爭工具。這一點具有高度的危險性。單從布什政府進一步提高對核武器的依賴程度這一點而言，其核戰略也是一種曆史性的倒退。其結果，不僅可能引發新的核軍備競賽，鼓勵其他國家追求和發展核武器，更將大大加強發生區域性核衝突的潛在風險。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這都是一項危險而又愚蠢的核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