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這一觀點，由沃爾茲首先提出，隨後得到了許多現實主義理論學者的支持。請參見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Summer 1999)， pp。 5-41； John M。 Owen， IV， \"Transnational Liberalism and U。 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3(Winter 2001/02)， pp。 117-152； Randall 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14] 明確地以此來作為“單極體係”定義的，是威廉·C·沃爾弗斯，參見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 10.
[15] 就現實主義理論而言，“極”的概念引入可以更為直接地解釋國家間均勢狀態，因為這讓國家間權力關係“簡單化”了。Jack Donnell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00， p。 106.
[16] 有關軍事手段在製衡中的首要作用，參見John M。 Oweri， IV， \"Transnational Liberalism and U。 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3(Winter 2001/2002)， p。 119；約翰·米爾斯海默把“均勢”更是直接解釋為國家間“軍事能力的分配”。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Ch。 1 endnote 36.
[17]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Ch。 1.
[18] 有關實現製衡的手段，筆者在這裏的歸納糅合了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理論觀點。在新現實主義看來，製衡的有效方法是“威脅平衡”（balance of threat），即通過“威脅一懲罰”來執行；而新自由主義更強調國際製度中通過自律的合作而能產生的“獎賞一懲罰”效應來進行。當然，新自由主義從不把國際合作理論視為“均勢”。但在自由製度主義看來，國際製度的約束力具有製衡權力，特別是單邊行為的重要作用。
[19] 有關美國作為“單極”霸權所具有的綜合性優勢及其影響，請參見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pp。 277-290； Robert J。 Lieber， ed。， Eagle Rules？ Foreign Policy and American Prima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Upper Saddle River， N。 J。： Prentice-Hall， 2001.
[20] 在這方麵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案例，就是中俄關係在90年代以來的發展建立了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但無法形成真正的軍事同盟。參見Patrick E。 Tyler， \"Russia and China Sign 'Friendship' Pact\"， New York Times， July 17， 2001； \"Partners of Inconvenience： The Russo-Chinese Partnership\"， Economist， January 20， 2001， p。 4.
[21]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 of Alliance， Ithaca， N。 Y。： Con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22] 對美國“良性霸權”的定義與分析，請參見Charles A。 Kupchan， \"After Pax Americana： Benign Power， Regional Integrationi， and the Sources of a Stable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2 (Fall 1998)， pp。 40-79.
[23]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24] John M。 Owen， IV， \"Transnational Liberalism and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3(Winter 2001/02)， pp。 117-152.
[25] Stephen M。 Walt， \"Two Cheers for Clinton'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 79， No。 2 (March/April 2000)， pp。 63-79.
[26] Aaron L。 Friedberg， \"Ripe for Rivalr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Winter 1993/94)， pp。 5-33； and Josef Joffe， \"Bismarck or Britain？ Toward a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after Bipolar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19， No。 4(Spring 1995)， pp。 94-117.
[27] G。 John Ikenber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Persisitenc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3(Winter 1998/1999)， pp。 43-78.
[28] 有關一個具有國際體係中“極”的地位的國家應該具有的“集合”（amass）國際支持的能力對“極”的地位的作用，以及對整個國際體係的影響，請參見Edward Mansfield， Power， Trade， and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1-44.
[29] 布魯斯·拉西特，哈維·斯塔爾：《世界政治》，95頁。
[30] Jack S。 Levy， \"The Polarity of the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in Alan Ned Sabrosky， ed。， Polarity and War：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5.
[31]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Summer 2000)， p。 31.
[32] Keith B。 Richburg， \"Chirac's Show， Bush's Agenda-Statement by G-8 at French Summit Reflects U。 S。 Aim\"， Washington Post， June 4， 2003.
[33] Steven E。 Miller， \"The End of Unilateralism？ Or Unilateralism Redux？\"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5， No。 1 (Winter 2001/02)。
[34] Chalmers Johnson， Blowback： 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Empire，New York： Henry Holt， 2000.
[35] 用數字來表示軍事實力，如果美國為100，那麼英國為50，法國為40，其他北約國家在10—30之間。參見江佃謙介：《信息革命鞏固了美國控製性的地位》，日本《中央公論》，2003(2)。
[36] Elaine Sciolino， \"European Leaders Struggle to Mend Rift with U。 S。\"， New York Times， March 20， 2003.
[37] 有關美歐之間的實力的差距，特別是軍事力量與防務預算之間的差距，請參見Charles A。 Kupchan， \"Rethinking Europe\"，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No。 56 (Summer 1999)； Robert Kagan， Of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vs。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Knopf， 2003.
[38] 伊拉克戰爭的爆發說明在安全這樣的“高位政治”中，自由製度主義理論的失敗。誠如沃爾茲教授所指出的，國際組織的製度性作用的發揮，首先是建立在可靠的權力互動的基礎上，國際製度的約束力並不比權力製衡更大。參見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pp。 18-27.
[39] \"U。 N。 Expert Say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on Iraq Creates a 'One-Man Show'\"， Interview to William J。 Durch on May 28， 2003，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t www。cfr。org/publication_print。php？ id=6002&content。
[40] 日本前外交官伊藤憲一提出，當今世界正處在從威斯特法利亞體係的近代國際體係要向可稱為是“第二次中世紀”的後近代世界體係的轉變過程中。這倒是一個耐人尋味的觀點。參見伊藤憲一：《向“正統的”認識國際政治的“前提”提出質疑》，日本《中央公論》，2000年1月號。
[41] Chalmers Johnson， Blowback： 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Empire， New York： Henry Holt， 2000.
[42] 在沃爾茲看來，均勢是一種“係統結果”（systemic oute），這是由國際係統的結構特點決定的，因為國家和政治家的行為是“非決定性的”。Kenneth N。 Waltz， \"Evaluating Theor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ember 1997)， pp。 915-916.
[43] Samuel E。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2 (March/April 1999)， pp。 24-49.
[44] John Mera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s， Ch。 10.
[45] Kenneth N。 Waltz， \"Evaluating Theories\"， p。 915.
[46] Fareed Zakaria， \"The Arrogant Empire\"， Newsweek， March 17， 2003.
[47] Simon Serfaty， \"Renewing the Transatlantic Partnership\"， CSIS Publication， May 2003， pp。 28-29.
[48] \"Transcript： Bush Outline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Agenda\"， Washington File， May 23， 2003， p。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