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國際製度、多邊主義等20世紀90年代後地位不斷提高的國際權力要素雖然重要，但在依然以權力政治為基礎的當代國際關係中，短期內還難以成為強大的“單元力量”，替代或者超越國家形式的權力主體而變成製衡“單極霸權”的決定性角色。在伊拉克是戰是和問題上的大國競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那就是反戰力量主要是在利用安理會表決機製、利用聯合國這一多邊外交場合，反對美國全力衝向戰爭。為什麼反戰力量沒有嚐試通過其他的國際鬥爭手段，例如，顯示武力、削減和美國的貿易關係，或者降低對美國的投資等製裁手段，以及發展新的軍事同盟讓美國去體會一意孤行的戰略代價，就是因為美國之後的其他大國，包括中、法、德、俄等國，或者在軍事力量、或者在經濟需要、或者在政治利益等方麵，都存在著對美國完全不對等的權力關係。[35]這一關係製約了“反戰軸心”製衡美國的能力。從2003年3月20日開戰之日起，反戰陣營的主要國家紛紛開始調整政策，轉而尋求修補對美關係[36]，開始避免美國“秋後算賬”的務實外交，更是典型地說明了聯合國等國際製度的局限性，多邊主義能夠牽製美國的霸權行動，但並非是規範和能夠決定性製衡霸權國家的工具。
其次，伊拉克戰爭及目前美國主導的重建進程生動地說明了國際製度與單極體係中非霸權國家之間的兩難關係。在軍事戰略力量上可以和美國並駕齊驅的俄羅斯，在經曆了從葉利欽時代的經濟痛苦、戰略收縮，到普京時代的全力爭取美俄新戰略夥伴關係、利用西方資金重振經濟到同意北約新一輪東擴、基本放棄與美國即便在歐洲的戰略競爭後，俄羅斯的變化加劇了美國與其他大國在權力領域的不對稱發展。法國與德國雖然在政治上體現了平衡美國主導作用的政策選擇，但法德兩國無論在經濟上還是軍事上都難以對美國構成有效的製衡。[37]中國選擇了埋頭發展國內經濟的道路，也麵對著台灣問題這樣的“戰略瓶頸”的掣肘。為此，希望製衡美國的大國外交都紛紛將重點放在維護聯合國這一多邊國際組織在世界事務中的核心地位上，國際製度、多邊主義以及已有的國際規則等，成為了非霸權國家平衡美國霸權影響、反對單極化的重要手段。維護多邊主義、國際規則和國際製度，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麵對不斷傾斜的實力對比，各大國被美國“擠壓”出來的外交選擇。然而，伊拉克戰爭使得聯合國的國際製度權威受到了冷戰結束以來最沉重的打擊。不過，這倒也算澄清了國際關係理論中一個長期的爭論：國際製度不僅不能取代權力製衡，相反，沒有權力製衡支撐的國際秩序中國際製度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38]
第三，當美國這樣的單極霸權缺乏體係性的製衡力量時，權力的邏輯必然支配美國轉向赤裸裸的權力意願、追求最大的權力利益，而不會真正顧及非體係性製衡行為的挑戰。伊拉克戰爭爆發後，除了政治上的反對之外，沒有任何國家對美國單邊行動宣布懲罰或者製裁行動。相反，卻是美國在占領巴格達、眼見伊拉克軍事行動勝利在即之際，宣布要對反戰的國家進行懲罰。圍繞著由誰來主導伊拉克戰後重建、是否應該盡快恢複聯合國監核會及國際原子能機構在伊拉克的核查工作、在聯合國安理會未就伊拉克武器核查問題得出結論之前是否應該取消對伊拉克的製裁以及伊拉克石油利益的重新分配究竟由誰說了算等一係列問題，戰前就已出現的主戰與主和勢力的較量繼續進行了較量。2003年5月22日通過的1483號決議卻最終顯示，美國在實質性的問題上幾乎完全實現了自己的設想，美國的霸權意誌並沒有受到根本挑戰，甚至是布什“一個人的演出”。[39]反戰力量贏得了“和平信念”的勝利，但卻輸掉了“權力政治”的“遊戲”。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輸掉了國際道義和法理，但卻贏得了“權力政治”的勝利。在簡單的“一超多強”的描述性力量對比背後，“多強”受製於美國的程度要遠遠高於“一超”可以受製於“多強”的程度。從這個意義上，“一超多強”的傳統世界戰略格局的描述性語言，或許換為“一強眾弱”更為恰當。
伊拉克戰爭反映了當前國際體係的單極特征，但並不意味著多極化進程從此暗淡。國際格局中一係列新的戰略性動向值得我們深思。
首先，世界政治中的均勢格局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傳統的涵蓋所有權力角色在內的製衡機製“休克”了，但對美國的權力製衡仍將繼續。國際製衡的特點將從傳統意義上“製衡美國”，轉向“製衡美國的行動”或者是“挑戰美國的政策”。國際關係中結構性的製衡力量依然存在，但目前的均勢格局似乎隻對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發揮作用，而美國成為了在相當程度上可以遊離於現有的均勢格局之外、並正在對均勢格局的形成可以發揮巨大影響力的國家。這種在世界政治的權力結構中的“超越”現象，是我們在以往的國際關係曆史上所找不到的，也最直接地論證了單極體係的主體特征。因為，我們可以在兩極體係中看到的那種穩定的“恐怖均勢”，或者在多極體係中可以看到的哪怕是不穩定的“多元製衡”都已經不再是權力行為最主要的製約因素。當傳統的大國均勢不對美國的權力追求發生決定性的影響力時，傳統大國均勢基礎上的“多元製衡”失效了。均勢成為位於美國的世界主導之下的國際權力結構的一種補充，而不是權力結構中最重要的決定性力量。其結果，一直被中小國家所反對的“權力等級製度”（hierarchy of powers）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力將大大提升[40]；國際關係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正在“回歸傳統”，即權力的支配性作用將超越以往曆史中所形成的國際製度、國際道義和國際法規則，或者說強調“權力來定位規則”，而不是讓“規則來規範權力”。聯合國的地位和作用正在受到來自美國單極霸權的體係性限製。
其次，美國式的單邊主義說明了除美國之外其他國家所無法達到的權力空間。但美國到底能在擴張性的“單極霸權”的位置上待多久，仍是一個疑問。隻要美國繼續追求單邊主義政策，美國與世界其他力量之間的衝突和鬥爭就不可能結束，而隻可能繼續發展。這樣的衝突和鬥爭將有利於縮小國家間權力能力分配的已有差距，一是因為各國內外政策發展的新的緊迫感，二是因為美國“四處伸手”，由於負擔過重而自身受到削弱。[41]從長遠來看，美國單極霸權主導國際事務的格局必然會被打破，多極化仍然是世界政治發展的未來和我們不懈追求的目標。美國再強大，也不可能在國際關係中建立自上而下、權力垂直控製的單極霸權體係。美國的政策行為持續受到挑戰是不可避免的，製衡美國的外交、政治、社會和戰略行為不會少見，甚至會在新的形勢下發展。“權力製衡”是無政府狀態的國際係統中國家對權力的基本需要，當權力過分向一個國家傾斜的時候，其他國家必然要采取行動以便恢複、並維護均勢。[42]亨廷頓（Samuel E。 Huntington）認為，國際體係將可能一直保持在“單極一多極”的競爭狀態之下[43]；而主張美國應該獲取絕對安全的進攻性現實主義學者米爾斯海默則幹脆否認當前國際體係是“單極”，因為美國不可能不受到挑戰和製衡。[44]
伊拉克戰爭生動地說明，“不受製衡的權力，不管誰來行使它，對其他國家來說都是潛在的威脅”。[45]美國《新聞周刊》雜誌刊文指出，美國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的強硬舉動已經令世界感到“驚駭”。[46]伊拉克戰爭將迫使有關國家不得不麵對與美國所麵臨的軍事實力差距，尋找盡可能縮短這些差距的途徑，而不會坐視差距的存在，甚至擴大。2003年4月初，德國和法國政府都表示將增加軍費；6月初，歐盟首次決定繞開北約向剛果派遣維和部隊，歐盟的共同外交與防禦政策也將有更快的發展趨勢。這種尋求軍事力量發展的努力，並不是為了如何“對抗”美國，但勢必產生以一種“更為平衡的方式”反映大西洋兩岸關係的積極效應。伊拉克戰爭是美歐關係出現決定性變化的轉折點，盡管這一變化需要較長的時間，但尋求對美國霸權新的製衡性約束，將是這一變化的一個重要方向。[47]
第三，實力差距難以迅速縮短將導致單極體係在一定時間內具有穩定性和延續性。美國從伊拉克戰爭之後“單極體係”的現實出發，將會進一步按照自己的實力地位加強全球的力量配置和霸權戰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美國正在成為當前國際秩序最大的“挑戰者”，而不是最大的“維護者”。美國將會加速全球戰略的調整過程，以便讓今天的國際秩序與美國新的霸權地位和利益要求相匹配，並繼續享受單極霸權所帶來的“權力自由”。布什總統2003年5月21日宣稱，“世界未來的和平與自由依靠美國的行動”，預示著美國將會全力推進2002年9月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48]這在布什政府目前宣布的全球軍事部署的調整，繼續冷落德、法等“老歐洲”，將大西洋兩岸的聯盟關係明顯向中東歐國家傾斜，對重建“失敗國家”具有熱情以及全力幹預中東和平進程等行動中，都有具體的體現，顯示了美國想要重新塑造新的國際戰略秩序以便順應“單極體係”的戰略性企圖。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非霸權國家現在倒反而成為了現有國際秩序的維護者，而美國卻在全力營造“單極體係”下新的國際秩序。這種新、舊秩序觀的對峙和衝突，將使世界局勢在短期內難以穩定，並成為後伊拉克戰爭時代國際關係的一個基本變數。
與此同時，非霸權國家將不得不重新尋求提升對美國霸權行為製衡能力的新外交行動。這一過程可能同樣是漫長的、漸進的，但卻同樣代表了世界外交格局發展的一個新的方向。對此，我們應該有期待和樂觀的情緒。最近，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中印關係的實質性改善以及法國國防部長2003年6月末訪華時所提出的呼籲歐盟國家解除對中國的軍事出口限製等動向，都或多或少地展示著國際關係朝著這一方向的艱難努力。而美國的戰略調整，是否應該更多地得到世界其他國家的歡迎，美國內部的反思也會不斷進行。總之，對未來世界政治中的許多問題，如果我們無法把握住“體係變遷”的高度，恐怕將難以有準確的洞察力。
注 釋
[1] \"Transcript： President George W。 Bush's Remark in the desk of Aircraft Carrier Lincheon on May 1， 2003\"， The Washington File， May 3， 2003.
[2] 在美國，主張美國的“單極霸權”可以得到維護和持續的相當極端的觀點，請參見Charles Krauthei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1 (January/February 1991)， pp。 23-33；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September 1999)， pp。 5-41.對多極化、包括恢複兩極結構的觀點，請參見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8， No。 2(Fall 1993)， pp。 45-73； Robert Jervis， \"International Primacy： Is the Game Worth the Cand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4(Spring 1993)， pp。 52-67； Charles Kegley and Gregory A。 Raymond， A Multipolar Peace？ Great Power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St。 Matin's 1994.介於這兩者之間，認為未來世界可能會重回不穩定的多極世界的“悲觀主義”觀點，請參見John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 (Spring 1990)， pp。 5-56；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3]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主張維持“單極霸權”更符合美國利益的主張成為了多數；以布什政府為代表的新保守主義防務政策理念實際上是“單極霸權”目標的強烈追求者。參見Robert D。 Kaplan， The Coming Anarchy： Shattering the Dreams of the Post-Cold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0.
[4] 蔡文中，葛瑞明：《伊拉克戰爭對世界多極化的影響》，《和平與發展》季刊，2003(2)。
[5] 布魯斯·拉西特，哈維·斯塔爾：《世界政治》，95頁，華夏出版社，2002.
[6]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 4.
[7] 沃爾茲教授對權力能力並沒有給出非常明確的定義，隻是強調應該具有“競爭力”的構成要素，參見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31.另一位現實主義的理論大師羅伯特·吉爾平對此有進一步的分析和論述，參見Robert 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h 1.
[8]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26-127.
[9] Robert 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52.
[10] Randall 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7.
[11]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201.
[12] 雖然當代世界政治強調經濟發展與經濟競爭力在權力認識中的基礎性作用，但在理論與實踐中這常常是一種“誤解”。無論是進攻性現實主義還是防禦性現實主義，有關國家權力追求、安全目標、均勢的建立與破壞以及國家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權力的關鍵策略等問題的論述中，審視和擁有相對、還是絕對優勢的軍事力量都占有中心位置，而簡單的經濟實力的增加可以構成製衡能力的基礎，但難以對國家間的權力分配發生實質性影響。在“權力轉移”（power transition）理論中，軍事力量更是經濟與政治實力發展的必然結果，是挑戰或者維持秩序的決定性要素。請參見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