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國家政治經濟學的著名學者理查德·福克則更願意把全球化視為是“後國家主義的世界秩序”，在這個新的全球秩序中，“被稱之為國家體製的東西已經不能控製全球政策進程”，非國家行為體在形成世界秩序權力和影響中正在占據著越來越大的比重。[13]前美國助理國防部長約瑟夫·奈盡管並不十分同意全球化就改變了國家的傳統權力，但他也認為，全球化是一種一定程度上可以獨立於國家權力之外的“軟權力”（soft power）。[14]傑西卡·T·馬修斯從奈的理論出發，進一步認為全球化已經導致了傳統國家權力的“權力轉移”。[15]
全球化概念的主要內容應該包括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地理概念上的自然區域和民族國家的自然疆域分割正在被縮小，交往及互動關係中的地理甚至國家界限正在被突破，全球化過程是一個“超越國家間關係的運動”[16]，它把原來受區域或疆域保護與限製的分散、彼此獨立的國家間關係變成了一個既有約束、又有聯係的整體。在這方麵走得更遠的學者甚至認為全球化意味著“領土疆域和國家結構的相應衰落”。[17]
其次，國家角色的弱化是一個明顯的趨勢。全球化相對而言將是一個弱化國家角色的過程，一方麵，國際規範（international regimes）和以國際組織等為代表的國際體製（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正在成為重塑國際關係的新的強大機製[18]，和國家中心相聯係的諸如主權、國家自主性和國際關係的無政府狀態等也將隨之出現變化。這時，國家的權力和權威會一部分地轉移至某種全球管製，這種“全球管製既可以是政府機製，也可以是非正式的非政府機製……確實是一套管製係統，來自於正式製定的憲章”。[19]IMF所主導的對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機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援助計劃，充分說明了國際機構在今天全球生活中的日益崛起的力量。在1998年2月，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同伊拉克簽署防止武器核查危機釀成新一場海灣戰爭的協議，則是政治全球化的一個有力注解。另一方麵，全球化的資本、生產、商品和服務的流動也正在產生出個體政府難以駕馭的基本力量。1992—1993年的歐洲貨幣危機中，英國首相梅傑也曾發誓捍衛英鎊與歐洲貨幣單位的聯係彙率，但最終英國不得不讓步，而使英鎊實現浮動彙率。日本政府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曾一度認為通過減稅能夠使日本擺脫影響，1998年3月開始，日本不得不以增加政府支出來刺激內需和扶持金融和企業界。而反對政府龐大支出，一直是日本政府認為需要首先防範的對象。但全球化並不意味著國家從此不重要了，國家仍然是國際關係的承擔基礎和互動主體，國家的政策和意願。是全球化進程的關鍵。
第三，全球化是一個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以及價值觀念在內的綜合過程，經濟的全球化與政治、社會和文化的全球化相互依賴、相互促進。但全球化不會導致世界隻出現一種文化，或一種社會製度。承認並維護世界文化的多元化仍將是一個公正、客觀的全球化進程的前提。索羅斯認為全球化需要一個“開放社會”，但在“開放社會”中，西方式的民主不是唯一的選擇。
因此，全球化可以理解為是當前國際關係中所出現的一種更深程度上的全球整合的趨勢，它以市場經濟的全球擴展和活躍為主要驅動力，以國際體製（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的技術政治（technopolitics）為整合的主要力量，以全球體製的基礎設施建設為全球化的主要方向。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國際關係正在進行著深刻的觀念和結構變革。但全球化進程隻不過剛剛開始，全球化的是非功過也尚未塵埃落定。今天的世界經濟隻是全球化過程中的世界經濟，而不是已經“全球化了的”世界經濟。全球化始終可能是一個更加“紊亂和衝突”的過程。[20]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更必須在全球化麵前保持清醒的頭腦。
全球化的動力
究竟是什麼力量推動了全球化的形成和發展？
全球化的根本動力是人類經濟活動的國際化，這是同國際關係與生俱來，並伴隨著國際關係的發展而發展的一個始終在強烈延續的過程。由於“邊界”的特定限製，經濟活動的國際化過程必然要伴隨著自由化的過程。人類經濟的自由化既是經濟活動國際化的條件，也是國際化的自然延伸。全球化則是國際經濟活動的國際化和自由化發展到高級階段的必然產物。最早起源於16—17世紀大西洋沿岸的自由市場經濟，經過300多年世界曆史的淘洗，經過國際關係百川納海式的填充和修正，今天終於形成了洶湧的全球化浪潮。這是市場經濟內在邏輯的必然結果。這種內在邏輯一旦走上了國際化的軌道，是不會停息的。無論是大衛·李嘉圖還是卡爾·馬克思，都對這種內在邏輯作出過深刻揭示。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50年間，世界上出現了第一次大規模的商品、貿易和資金的國際流動，以及與之相應而出現的世界經濟的穩定增長。有的學者把它稱之為第一次全球化浪潮[21]，但不如稱之為第一次世界經濟的國際化浪潮更為確切。促成第一次全球化的基本動力有以下幾個方麵：一是19世紀後半期，西方主要國家都完成了工業化革命，生產能力有了巨大發展；二是貿易壁壘有了顯著下降，帶動了貨物流通；三是鐵路和輪船技術的突破與大量製造和運用，大大提高了貨物的運載能力，並大大降低了運輸成本；四是電報的普及和應有；最為重要的一點是，正如馬克思所言的為了利潤動機“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四處奔走”，西方列強通過對外侵略和掠奪，初步建立起了世界資本主義體係。1870—1914年間，世界貿易的年平均增長速度是3.5%，同期，世界經濟產值的年遞增率是3.45%。[22]西方工業化國家憑借著大工業生產能力、資本主義的內在利潤動機、殖民主義和戰爭，把全世界都拉入了資本主義的商業文明。1913年，外貿在當時的主要工業化國家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據的比例非常高，在法國是35.4%，在英國是44.7%，在德國是35.1%。這樣的比例直到1993年，這些發達國家依然還沒有超越過。在這一時期，英國和法國的對外資本輸出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據的比重也很高，今天這兩個國家的同樣比重也沒有超過那個時期。[23]當時，歐洲的資本輸出幫助造就了北美，及阿根廷、澳大利亞和南非等國經濟的興起。他們可以被稱之為維多利亞時代的“虎國”經濟。[24]由於1914—1918年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一次全球化努力突然夭折了。戰後，世界進入一個嚴重貿易保護主義和嚴格資本流動控製的時期。其結果，1929—1933年發生了世界經濟大危機。
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是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直到1973年的石油危機，這一段是戰後世界經濟空前繁榮的時期。1950—1973年，世界貿易的年平均增長率是9.4%，同期世界經濟的年平均增長率是5.3%。無論是世界貿易還是世界經濟的發展速度，在這一期間都是史無前例的。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係，各國貨幣同黃金掛鉤，美元同黃金掛鉤。這種半固定的聯係彙率製對於促進國際貿易結算是一項進步，國際金融體製的穩定促進了貿易的增長。但由於美蘇之間尖銳的冷戰，以及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的“雙軌製”，大多數國家對於資金流動給予了嚴格的限製。但冷戰也促成了西方陣營內部經濟聯係與交往的發展，導致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整體提升。美國對於西歐和日本大規模的投資和技術轉讓，也把美國的生產方式和生產力水平帶到了西歐和日本。在這段時間內，西方發達國家的總體經濟增長迅速。世界各國在經濟上相互依存的局麵開始形成。
第三個階段的全球化是從1973年的石油危機到1979年。這一階段的最大特點是美國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布雷頓森林體係瓦解了，各國轉而實行浮動彙率；主要的金融市場開始解除管製，西方國家也開始了戰後以來最為普遍的產業結構調整，資本流動的自由化開始了。同時，亞洲“四小龍”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開始崛起，生產的國際化程度比二戰後的30年進一步提高。
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開始於20世紀80年代。今天，全球化已經變得越來越深刻而且明顯。向貿易和投資開放的國家和地區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WTO和IFM的成員國占到了世界國家總數的3/5就是一個最好的說明。實行市場經濟改革的不僅有發達國家，更多的是發展中國家。全球貿易在自由化推動下進一步發展。1983—1990年，世界貿易的年增長率依然維持在9%的水平。1989—1996年，世界貿易額的增長速度雖然有所放慢，但仍然達到了年遞增率為6.2%的高速度，幾乎為同一時期內全世界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年增長速度3.2%的兩倍。[25]到1996年，按可比價格計算的世界貿易額是1950年的16倍，而世界總產值隻相當於1950年的5倍半。按實際價格計算的話，世界貿易額從1950年至今則擴大了100倍。貿易在經濟發展中的比重也不斷上升，世界出口額在全球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據的比例已經由20世紀50年代初的7%上升到15%。[26]而發達國家的貿易額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據的比重比世界平均水平要高得多。OECD組織成員國的該項數字的平均水平是48%（1992年），比1980年的40%增長了8個百分點。[27]與此同時，全世界的平均關稅稅率已經從1950年的15%下降到了7%。這些數字充分說明，全球每時每刻都在進行的巨大的貨物和服務流通，不僅把各國都卷入了全球經濟的整體，而且，全球經濟在各國和各地區經濟發展中的比重與影響也越來越大了。
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範圍內的資金流動也大大增加了，全球化在金融市場的進展是最為引人注目的。與世界貿易的發展相比，全球金融交易的增長可謂具有爆炸性的特點。今天，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FDI）——用於在國外購置工廠、設備和財產的投資——超過了3萬億美元。[28]FDI比一般投資對於經濟全球化更具實質性的意義，因為FDI的效果是加速生產、銷售和服務的全球流動。1983—1990年，FDI的增長速度是同期世界貿易增長速度的3倍，達到了年均增長34%的高水平。[29]1980—1994年，FDI從占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4.8%上升到了9.6%。90年代，FDI的增長速度要比一般投資增長快2倍。金融全球化的一個重要標誌是跨國界債券和股票交易的迅速增加。1970年，跨國界的債券和股票的交易額在最發達的經濟體美國、日本和德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例還不到5%，到1996年，跨國界的債券和股票交易額在這三個國家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已經分別猛增到152%、197%和83%。1986—1995年，西方七國所進行的跨國界的債券和股票交易增長了10倍。[30]外彙的日成交量從1973年的150億美元增加到了1986年的1880億美元，1995年則達到了12 000億美元，其增長速度差不多相當於貿易增長的3倍。美國投資者買賣外國債券和股票的數額，從1980年相當於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9%，上升到了164%。[31]
國際金融交易的迅速膨脹不僅表現在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體現得也很明顯。1983—1989年，在發展中國家流動的私人資本約占發展中國家國民生產總值的0.5%，但到1994—1996年，該項數值已經超過了3.5%。[32]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吸納了20世紀90年代流出境外的FDI的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