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今天所有的國家都清楚地意識到全球化所帶來的變化和挑戰，但到底什麼是全球化，不僅不同國家的看法有很大的差別，即使在學術界，對於全球化的觀點也可謂錯綜複雜、莫衷一是。既有對於全球化的樂觀主義者，也有人對全球化十分悲觀；既有人強烈相信全球化，也有人甚至懷疑全球化到底存在不存在。[1]但不可否認的是，全球化是真實的、存在著的。隻不過是，“全球化”觀念太龐雜、太寬泛，也太易變，有時也可以說，當前的國際關係，特別是世界經濟正在發生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同這個詞相聯係。中國對全球化的討論也持續了若幹年了，但對於全球化也始終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定義。本章力圖對於全球化作出某種理論的澄清，建立起對於全球化的基本概念，並分析推動全球化的基本動力。
什麼是全球化？
不管以什麼樣的方式來定義全球化，有關全球化討論中最突出的問題是國家的自然疆域和國家管轄權的邊界劃分在國際事務，特別是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問題以及與此相聯係的管製、經濟活動的基本方式、觀念的認同和社會問題。在說明什麼是全球化之前，我們首先需要弄清的是邊界的國際作用。
國際關係最主要的特點是它是由各自獨立，並各自擁有各自的疆域的國家所組成的。國家的自然疆域既是國家的地理位置和民族的生存空間，也是國家的行政疆域和權力的法定區域。國家的邊界既是國家可以獨立製定政策、采取行動的界限，也是不同國家間管轄權限的邊界。世界由不同國家組成，換句話說，世界也就被不同的邊界分割成不同的權力和政策的範圍。邊界不僅是同一定的民族國家聯係在一起的，也是同國家和民族的生存發展的內在空間緊密相連的。邊界代表著國家的權力和國家政策的法定空間，代表著國際關係所承認的事實，更代表著國際政治、經濟、安全和文化關係某種無法逾越的天然屏障。舉例來說，正是由於邊界的存在以及上述意義，國家間的商品交換就必須受製於一定的關稅和貿易規定，國家間的資金的流通必須接受投資的規定，國家間的人員的往。來要辦理簽證。國際關係的發展和演變，就是不斷地處理和突破邊界所形成的種種約束和由邊界所產生的種種問題的過程。
圍繞著國家的邊界這一主題，全球化可以被區分成擁有三個方麵的含義：一是跨越邊界（across-border）關係的增加，二是開放邊界（open-border）關係的增加，三是超越邊界（trans-border）關係的增加。雖然這三個概念是相互重疊的，但各有其不同的側重和不同的實質。超越邊界的關係的增加是當代全球化趨勢的最主要的特征，也為我們了解當代世界事務提供了最新的工具。[2]
如果按照跨越國家間邊界的交流不斷擴大這一概念來理解全球化，那麼全球化類似於“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在政治、商業和新聞媒體圈子中的許多人經常把“全球化”和“國際化”這兩個概念互用，認為全球化就是必須在國家間商品、資本、信息、人員、觀念與金錢的越來越多的流動。在這個意義上，全球化貿易就是更大程度上的國際貿易，全球化就是國際化的發展，是更高層次上的國際化。全球化所呈現出的更大規模的全球相互聯係也就是國家間相互依存的進一步加深和擴大。
單純沿著這樣的思路來審視全球化，“全球化”這個詞本身可能是多餘的。自從國際關係產生以後，跨越國界的交流就興起了，國家間的商品、資金、人員和思想的交往就是國際關係的基本內涵。統計數據發現，19世紀末期，世界的貿易、資金和移民流動數量按照當時的世界人口與今天的世界人口的比例來計算，幾乎等同於甚至超越於今天世界的貿易、資金和人口流動數量。因此，國際化這個舊詞彙足以用來準確地形容跨越國界的交流活動。全球化並不能隻是用來指國際化。由於全球化的最直接的、表象性的表現就是國際化，也就造成了有些人懷疑全球化是否存在的一大原因。[3]
按照第二個含義，全球化可以指當代大規模的邊界開放原則下國家間交流和溝通活動的全麵上升。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二戰結束後的五十多年來，世界上的國家在不斷地取消或者縮減對於貿易的限製和壁壘、對於金融流通的種種規定，人員在各國間的流動——通過旅行、移民和商務活動——越來越普及，各個社會間的溝通也越來越廣泛。戰後國際關係，特別是冷戰後國際關係的一大趨勢是鼓勵邊界的“開放性”。各個不同國家間的自然和行政邊界已經不再構成世界範圍內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交流和溝通的障礙。從這個意義上，全球化可以被理解為是“自由化”（liberalization）。它突出表現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FM）所致力於推動的國際貿易與投資自由化。
隻是從“自由化”的角度來認識全球化，同樣也是十分片麵的。如果全球化就是等同於自由化，可能獨立意義上的全球化概念並不存在，也並不需要用全球化這個詞來形容戰後邊界的“開放性”。國際關係的曆史本身目睹了在投資貿易自由化旗幟下國家對於國際間生產和交易限製的弱化過程。至於歐洲一體化進程中所出現的統一關稅、統一經濟和金融政策、統一貨幣的高層次的“自由化”努力，和當代意義上的全球化可以說根本沒有什麼聯係。西歐從經濟共同體到歐盟的曆史性進程，也不是推動全球化的重大動因。本質上由經濟自由化所推動的一體化進程在區域合作的層麵很清楚不是全球化，而在世界的層麵——所謂的全球經濟一體化——也隻有在分析和認識全球化的基本內涵之後，才能成為一個清晰的概念。
因此，全球化盡管在一定形式上表現為“國際化”和“自由化”，但全球化絕不等同於國際化和自由化。隻是簡單地從國際化和自由化層麵所作的常規定義或理解，是無法清楚地解釋全球化在今天所帶來的具體現實的。對全球化最主要、最客觀的了解必須同當代世界事務中“超越國界”的交流和互動活動聯係在一起，以“超邊界性”（superaterritorility）為認識全球化過程的基本鑰匙。“超邊界性”旨在強調今天的國際經濟生活已經不再受製於國家的自然疆域和國家法定的邊界架構的約束，國際經濟活動不是在跨過邊界進行，或者是在邊界開放原則下進行的，說白了，而是在邊界某種程度上“有可以等於無”的狀態下進行的。因此，全球化所展示的本質是，邊界不是被跨越，也不是被開放，而是在被超越。[4]為此，全球化可以直觀而又簡捷地理解為是“超邊界性”的崛起。
當代國際關係中的“超邊界性”現象共分成六類。第一類，在傳播領域，空中發送的媒體、電話、計算機網絡、無線電和電視使世界各地的人們，不管疆域阻隔或地理界限在瞬息間實現交流。第二類，在組織領域，21世紀後半期商業公司、民間機構和規範性的組織越來越多地具有跨國性。全球性的政府和非政府機構正在越來越多地發揮超越個體國家之上、並在全球範圍內協調國家間行為的作用。第三類，在貿易領域，國家間的商品和服務流動越來越在全球市場內進行。例如，豐田或福特公司的新款汽車會在歐美及亞洲市場，同時而且以相同的價格推出。第四類，在金融領域，全球化的趨勢更為顯著。美元和歐洲的特別提款權（the Special Drawing Right）以及著名的金融證券（如歐洲債券和美國政府公債），可以隨時隨地在全球通過電腦在瞬間完成交易。第五類，在生態、環境和資源領域，20世紀的生態和環境已經構成了全球性問題，影響著人類共同的未來，它們不再以國界為區分的標準。如厄爾尼諾現象和臭氧層的變薄等等。解決生態、環境和資源問題，需要依靠所有的國家按照類似的標準和方向進行共同的努力。第六類，在人們的意誌和觀念領域，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地球是一個單一的整體，所有的民族，不分種族、信仰、膚色，都生活在一個共同體之中；全球的命運也是每個民族自身的命運，邊界的分割並不能使不同的民族的基本利益和命運相互分離。[5]當然，目前最為突出、也是最為主要的全球化進程正發生在國際經濟領域。
全球化的基本定義問題
從最直接和最廣泛的意義上來說，目前我們麵臨的深刻而又具有重大挑戰性的全球化進程是經濟的全球化。經濟全球化可以用好幾種不同的方式來定義，這些方式取決於我們決定把注意力集中在什麼角度。[6]我們可以談論整個世界的全球化，一個國家的全球化，一個具體行業的全球化，一家公司的全球化，或者甚至一家公司內部的一個特殊的業務或職能的全球化。一種最簡單、也是最為平穩的認識是把全球化定義為國際經濟一體化更為全麵、強勁和深刻的發展，其顯著標誌是金融、貿易、生產、服務和技術等的大規模、跨國界的全球流動。
然而，不同的學者在闡述其各自的全球化思想時，也往往從全球化的某一特征出發來對全球化進行定義，從而使全球化的定義顯得五花八門。這些定義一般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經濟學家們的定義，常常從資本或貿易的全球流動出發來論述全球化，可以被稱為“貿易/資本全球化論”；另一類是國際關係學者、特別是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的定義，更多地是從資本、貿易、生產、服務全球化的國際作用出發來論述這些經濟活動或流動背後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影響，可以被稱之為“權力/社會全球化論”。這兩種全球化的定義雖然經常重疊和交叉，但為了更明確地了解全球化的概念，並不妨礙我們做這樣的區分。
國際金融家喬治·索羅斯認為，全球化的特點不僅是產品和服務的自由流動，而且主要是思想和資本的自由流動。“直接投資和金融交易方麵就具有這樣的特點。盡管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起這兩者逐漸顯示出重要性，但是最近時期金融市場迅速實現全球化，以致許多國家的彙率、利率和股票價格的變動緊密地聯係在一起，金融市場的特點發生了變化。今天，全球化經濟實際上可以認為是一種全球資本主義體係。”[7]著名國際管理專家、有“戰略先生”美譽的大前研一是全球化的極力倡導者，他主張全球化是一種事實：在全球化的挑戰麵前，宏觀的經濟管理戰略和福利政策對發達國家來說都已經過時了，經濟活動的規模由於真正的全球化和跨國化而不再與民族國家的疆域相一致；所有的政府都成為了地方政府，它們的任務是提供商業所需要的公共服務，以便促進當地公司的競爭力，向國內吸引投資。世界的政治議程也將主要圍繞著跨國公司的經營和國際金融市場來進行。全球市場經濟將真正成為人類曆史的主宰。[8]
但這種把全球化直接等同於全球資本主義的觀點也遭到了有些學者的反對。他們認為，全球化雖然同市場經濟的全球發展有著必然的聯係，但不是一個單純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問題。全球化同認同、知識、社會共同體和生態等方麵的結構也存在著必然的關係。[9]
另一位全球化的強烈倡導者蘇珊·斯特倫奇教授則傾向於把全球化定義為正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發生的一場劇烈的全球變革，這場變革正在三個層次上進行：第一個層次是“物質生活”領域，主要是指人類為了生存和發展而構築起的生產結構，它主導著人類社會生產產品和服務的具體方式；第二個層次是金融結構，即金融體製，它主導著產品和服務的生產與交易的金融支持的方式；第三個層次是觀念、意識和信仰領域，“雖然文化的多樣性仍將繼續，但個人的敏感性和易感性（sensitivities and susceptibilities）正在經受著全球趨同的巨大調節”。[10]
著名國際關係學者詹姆斯·盧森堖則認為全球化是一個相對於“本土化”（localization）而言的概念；他提出，全球化作為一個流行“口號”（buzzword），意味著世界事務中一些新的因素，這些因素正在推進著人類的活動和注意力，並超越於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是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基礎的權力的國家定位；這些因素也正在改變著人類傳統對於邊界的依附，改變著國家係統的傳統安排。“全球化是一個直接意味著變化的概念，它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主導的條件或期望中的某種終結狀態。”雖然全球化同全球主義等其他概念相聯係，但全球化在範圍上要窄一些。“它既不是指價值，也不是指結構，而是指展示在人們頭腦和現實行為中的結果，以及隨著人和組織處理日常活動和追求特定目標而不斷演進的過程。”[11]盧森堖進一步補充道，沒有任何團體、政府或公司的活動可以覆蓋整個地球的，但全球化進程卻是唯一有能力在規模上真正地涵蓋整個地球。“隻要具備不受限製地擴展的潛力，並能夠跨越領土的管轄，任何互動過程都可以被視為是全球化的運作。”[12]盧森堖的定義雖然比較抽象，但具有較強的概括力，範圍上也更為寬泛。他揭示了全球化的某種本質——目前正在國際關係中進行的、超越國家權力界限的變動過程。但在他看來，全球化不單獨是經濟的全球化，隨著經濟的全球化，政治、經濟、觀念和社會生活都會不可避免地相應出現全球化的趨勢。因此，他認為全球化具有若幹個“麵”，這些“麵”都是簇生在一起的。作為一個國際關係的理論家，他更願意把全球化看作國際關係範疇，而不僅僅是世界經濟領域的現象和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