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天下體係”的爭鳴，德布雷與趙汀陽對全球化、技術革命背景下的權力新格局，更多的則是共鳴。德布雷十分精辟地指出：在當今市場和技術官僚的操控下，公民變成了客戶，人民的主權變成了空洞的口號，甚至議會的決定能力也在不斷流失。趙汀陽則頗有共鳴的進一步指出，在當前有一個千年不遇的“存在論上的”權力變局。在這個權力變局中，權力的傳統的存在狀態正在發生改變，將變成不再屬於某地也不再明確屬於某個實體的係統化存在（systematicalexistence）。這種新權力普遍存在於所有地方，滲透在社會的所有細節中，不再有邊界也不需要邊界，它本身就是這個世界的係統性，它把世界一切事物和每個人加以“體製化”。在他看來，把一切體製化的最有效方式就是提供全麵的“優良”服務，也就是把所有人都變成了依賴性的如德布雷所言的客戶。德布雷相當讚同趙汀陽對權力新格局的關於權力變化的見解，但他進而注意到，在此環境中，作為少數派的知識分子的處境是相當困難。如果他們忠於他們作為少數派反潮流的天職，那麼將會從輿論的合法生產地，即媒體的舞台或競技場上被擠出去而失去影響力；反之，則“變成有名的意識形態鼓吹者、政治氣候預報的奴隸”。這是德布雷第六封信裏麵的話，也即是本書結束的最後一封信，因此我們並沒有看到趙汀陽的相關回複。不過，我們可以想象到，趙汀陽在讀到此言，應該會報之會心一笑的：他們的觀點即使有諸多不同，但他們都是少數派這一點則當是彼此不會否認的。
縱觀中法兩個少數派學者的關於革命（以及以革命為引子）的真誠對話，他們雖然會因來自不同的文化、語言背景以及不同的革命經曆，而不乏相異之觀點，但也有一致的觀點。更為重要的是，他們誰也沒有刻意去迎合對方的觀點，甚至還相當尖銳的提出各種質疑、辯駁，這也正是一切真誠對話所應該有的，故我們在此書中常可見兩人直言不諱的真知灼見。安徒生在其著名的童話《皇帝的新裝》中，讓一個小孩子說了真話，多少會讓我們覺得大人們說真話之難能可貴。但我們也想得到，大人們在很多時候說話總會有種種顧忌，即使不是麵對著強權。這樣，我們或許會覺得趙汀陽與德布雷的真誠對話更富有意義。更何況，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乃至今天，中國文化（人）都可說是麵對著一個強權文化——西方文化。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國人竟不惜以學生的身份為老師（西方文化）是瞻而一度“全盤西化”，而對自身固有之文化卻常“棄之如敝屣”。魯迅也有一篇不是童話的著名文章《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反觀國人對20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化之態度與取舍，連西方人恐怕也禁不住要問：“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在趙汀陽與西方文化學者進行對話、碰撞的過程中，我們也會發現，二千多年的中國文化可能不盡完美，但應該足以給予我們足夠的文化自信力。不然，或竟會如德布雷在信中所言的一“假使西方的誘惑（tentation deI’occident）在你們那裏的勝利反而導致東方對我們的誘惑變得過時和無內容，那將是夠好笑的……”
（作者單位華南師範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