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夢”與“腹黑術”：大眾影視中的政治想象
視聽
作者：張慧瑜
大眾文化的政治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以電視劇、電影、流行歌曲等為代表的港台大眾文化開始進入內地，盡管這些“靡靡之音”不時被指責為黃色文化或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體現，但並沒有阻止這股南來的清新之風刮遍大江南北。90年代隨著鄧小平南方講話後市場化改革的展開，新興都市媒體成為大眾文化全麵勃興的平台。與此同時，這種市場化的媒體也被賦予一種代表公眾利益的、自由而獨立的公共空間。新世紀以來在文化產業化改革的背景下，市場化成為文化生產的主流邏輯，一方麵，文化事業單位逐步向公司化、集團化轉型，另一方麵，如電影、電視劇、電視節目等文化行業向民營資本開放，文化創意產業也成為後工業大都市發展的主導方向之一。
大眾文化在內地的興起有著清晰的文化地理學傳播路徑，80年代的港台文化深受日本文化影響，而日本文化又受到二戰後以好萊塢電影、搖滾樂為代表的美國文化的影響。如果考慮到80年代日本影視劇傳入中國以及90年代好萊塢以分賬大片的模式重新回到內地，這些曾經作為“冷戰”對立麵的文化形式成為改革開放時代中國文化與“世界”接軌的重要方式。在這種背景下，一種50～70年代形成的依靠計劃經濟體製運行的工農兵文藝逐漸轉變為市場經濟體製支配下的大眾文化工業。如果說從五四到“文革”、再到80年代，文化承載著政治實踐的功能，如80年代的文學、電影等藝術實踐通過反思50～70年代的文藝政治化來開啟新的改革時代，那麼90年代的大眾文化則以去政治化的、消費化的方式實現了文化功能的轉變，文化不再擔負現代民族國家的啟蒙、革命、救亡的任務，而轉變為文化產業和文化創意經濟學。
大眾文化本身是一種很特殊的文藝形態，有這樣幾個特點：一是大眾文化是現代社會的產物，文化從封建時代少數人壟斷的特權變成了平民、普通人也可以分享的產品，這是文化權力的民主化和大眾化；二是大眾文化是商業文化，依靠現代資本主義商品交換的原則組織生產和消費，大眾文化背後有一套文化工業係統來支撐，也就是現在常說的文化產業；三是大眾文化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最早提出文化工業這個概念的是二戰期間流亡美國的德國社會學家法蘭克福學派，他們發現美國的文化工業非常發達，對維係美國資本主義體製很有幫助，他們把文化工業比喻為凝固資本主義大廈的社會水泥；四是大眾文化的“政治”是一種非宣傳的、非強製的、去政治化的文化，大眾文化往往看起來沒有強烈的政治訴求，講述的都是兒女情長、家長裏短的故事，但這本身也是一種軟政治、軟價值觀的表達，這與冷戰時代社會主義體製下的政治文化是有區別的，就像80年代港台流行文化與毛澤東時代的工農兵文藝之間的不同；五是大眾文化的基本功能是一種社會矛盾的潤滑劑和消音器，對於成熟或正常的大眾文化來說，其大眾應該就是一個國家、社會裏麵的大多數人，大眾文化一方麵要觸及這些大多數人的喜怒哀樂，另一方麵又要巧妙地轉移、化解這些社會矛盾和困境，這就使得大眾文化呈現兩幅麵孔，很敏銳又很保守。大眾文化總體上認同於現有秩序和製度，但又擅長與時俱進和捕風捉影，大眾文化的魅力就在於此，既潤物細無聲又是一個妥協和彈性、多元的空間。正因為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眾文化具有這種特點，西方左翼學者經常用爭奪文化領導權、進行文化遊擊戰的說法來描述文化革命的必要性。
相對之下，中國的大眾文化有一些“中國特色”。首先，大眾文化在中國的全麵興起與改革開放、“告別革命”有重要關係，市場化的大眾文化取代了體製化的工農兵文藝，這使得八九十年代人們對大眾文化寄予“厚望”，認為大眾文化是解構政治文化的“進步”力量，對俗文化、通俗文藝也抱有肯定的態度；其次，90年代隨著文化的商品化、市場化，包括都市報、電視等媒體在內的大眾文化開始發揮著重塑主流意識形態的功能，出現了一種以反體製（舊體製）為核心的新主流認同；第三，從工農兵文藝變成市場化的大眾文化，也是中國社會大轉型的組成部分，這些大眾文化的消費者正是市場化轉型中浮現出來的都市小資、中產主體，而工農兵等弱勢群體也被放逐到大眾文化的邊緣位置；第四，新世紀以來文化產業化成為文化體製改革的主旋律，尤其是文化產業在後工業產業結構中占據重要位置，資本的力量越來越強有力地介入到文化生產之中；第五，80年代以來中國的文化形態受到三股力量的製衡：政治（主旋律）、經濟（市場）和藝術（知識分子）。隨著這三種力量的此消彼長，文化也呈現不同的狀態。政治（主旋律）在80年代中後期獲得命名，90年代處在自我危機狀態，但新世紀以來與市場力量達成和解、變成新的形態；經濟（市場）對文化的影響是逐漸增強的，80年代文化的商品化開始出現，90年代文化市場化全麵開花，新世紀以來文化產業成為資本追逐的香餑餑；藝術（知識分子）在80年代處於黃金時代，藝術生產受到社會主義舊體製的保護，90年代開始受到市場化轉型的壓力，新世紀以來基本上被文化產業所拋棄。現在中國的大眾文化越來越和發達國家相似，盡管中產階級沒有成為“大眾”，但並不排除這些“小眾”發揮著主流意識形態的功能，成為中國社會改革的文化晴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