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國家一直在努力推進不同地區、不同民族間的平等發展，但至少就新疆來說，總體上維吾爾等大多數非漢母語的少數民族，無論在政治、文化還是經濟等方麵的發展水平，普遍要低於漢族：政治上各級權力的主導者基本是漢族；文化上以漢語為主導的（國家）文化占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語言上漢語擁有強大的優勢，維吾爾語等其他少數民族語言或被嚴重邊緣化或麵臨生存危機；宗教、文化管理的大權，也主要掌握在漢人手裏，即便是維吾爾人口占多數的南疆也是如此；至於經濟水平方麵大部分非漢母語民族與漢民族之間的差異也是不爭之事實。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還要或明或暗地強調漢族受到了不公平對等，主張積極推行什麼“第二代民族政策”，豈不荒謬？
當然，新疆所存在的發展權利不平衡之現象，雖然結果上往往表現為族群分層的不平衡，但不能說是種族主義性質的製度性安排，因為（一）“民族平等”原則並非是表麵的說辭，而是國家六十年來基本的國策，盡管在具體實施中出現了程度不同的偏差。（二）國家的確花了相當的氣力，不斷地對少數民族進行扶持。（三）權力多由“漢人掌握”之現象，不過是權力集中於黨的實質外相而已。（四）一種製度框架下不同族群發展的不平衡之結果，並不總意味著製度安排本身的歧視性。比如美國亞裔學生的入學率不僅要遠遠高於黑人，甚至讓白人學生都感覺到了威脅，難道我們能由此說，美國的教育製度是優待亞裔歧視其他族群的嗎？（五）現行製度受益者，在新疆不止是漢族，一個維吾爾族的官員，其地位和權力，也要大於一般的普通漢族百姓。如果說新疆的製度性安排有什麼問題的話，恐怕最主要的是缺乏民主的集權性問題，文章下一部分的討論，將會清楚地說明這點。
新疆（也包括大多數其他少數民族地區）的實際情況說明，的確需要對現行製度或民族政策進行必要的調整。那麼調整是實施聯邦性的高度自治還是抓緊民族區域自治權的真正落實呢？從世界範圍來看，真正有效的聯邦製度一般是與國家的憲政民主製度結合在一起的，而這一條件至少在現階段並不具備，很難想象在國家現行製度沒有根本性的改變之前，為某一個區域單獨施行聯邦製。而且即便國家對新疆網開一麵，嚐試聯邦製度，也將麵臨新疆民族成分複雜、雜居分居情況相同並存、各族文化認同缺乏、民主理念薄弱等問題，真若施行聯邦製將困難重重，搞不好還會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動蕩。所以最為現實、穩妥、有效的製度調整，或許是應該一方麵抓緊落實現行憲法所規定的民族區域自治權利，另一方麵，積極推進民主法律製度的建設，尤其是基層民主製度的建設，以改變權力過於集中之病，提高依法執政的水平和公民權益的保障。
治疆戰略的反思
解決新疆問題的“措施方案”，實際操作的或所設想的當然很多，有人甚至提出了多達101條的建議。不過縱觀曆史和現實，從大的戰略角度歸納，或可歸為三類：人口戰略、經濟戰略、文化戰略。1949年時，新疆總人口隻有約433萬，其中維吾爾人口約329萬，占新疆總人口的76%，而漢族人口不過5%。到2010年時，新疆常住人口已經達到2181萬，其中維吾爾大約1000萬，漢族約870多萬；兩族總人口比例分別約為46%和40.1%。對於這種數據的變化，站在不同的立場自然會有不同的解讀。其實為了國家安全和發展，國家對其所直接管轄之地施行特定的人口政策，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即便從公平角度上來說，特定人口政策實施的結果，可能會包含不正義的情況，但或許這是必要的國家之惡，除非廢除國家。所以從現實和正義結合的角度來看，特定人口戰略的正義與否及效能如何，關鍵不在於外來人口和本地人口比例的變化，而在於其目的和結果是否公平；更何況，一國的“人口戰略”，並非都出於國家的有意安排，其中包含很大程度的人口自然流動的因素。新疆人口的不斷上升，既說明了國家對新疆控製力的提升，也說明了社會的穩定（古代西域地區，往往是通過戰爭來維持人口平衡的）、醫療水平的提高、當地的發展。但是盡管如此，主要由移民輸入所導致的新疆人口的快速增長，的確給當地帶來了越來越多的人口及環境壓力。
例如根據五普調查，2000年時，新疆遷出人口15.63萬人（占當時新疆總人口的0.85%），遷入的內地人口141.11萬人（占當時新疆人口總量的7.64%）；2010年六普時遷出人口29.73萬（占當時新疆總人口的1.36%），而遷入人口179.16萬（占新疆人口總量的8.21%）。而且新疆遷出人口，文化素質、收入水平普遍相對較高，但遷入的內地人口則文化素質偏低，大多是男性，且多來自四川、河南、甘肅、陝西、安徽、重慶等農業人口大省。他們的到來對新疆的發展有所貢獻，但從總體結構來看，則大大強化了與當地人口尤其是低收入人口的競爭關係。更為嚴重的問題是，新疆雖占中國陸地麵積的1/6，但適合人類生活的綠洲，不過全疆麵積的5%，水源嚴重缺乏。現在南疆農民人均土地不過一畝多一點，再向那裏規模移民，當地何以承受？新疆所麵臨的極大的人口壓力，已經比較嚴重地影響到了族群關係，如果再未有足夠的謹慎，繼續任憑內地人口流入新疆，將繼續激化族群衝突，惡化新疆的生態。
“經濟戰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持之以恒的基本邊疆戰略之一，具體到新疆來說，大致就是通過國家（內地）的援助，來促進當地發展。我們首先必須承認，新疆教育、現代化基礎薄弱，有賴於60年來國家持續的財政、物資、技術、項目、民生等多方麵的扶持與援助，新疆才得到了較大的現代化的發展，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才有了切實的提高。但是在不同時期，國家的新疆經濟戰略之結果是不平衡的，存在不少問題。以計劃經濟為主導的1980年代中期之前，國家的經濟戰略，既保證了新疆基本的財政運轉，而且建設起了一批現代化的工礦商貿企業，初步奠定了新疆的現代化基礎。此期的國家新疆經濟戰略之總體效果，或可概括為“促進當地自我發展型”，相對是比較成功的。而1980年代中期之後，一方麵是市場經濟日益深度地介入社會的發展，另一方麵是已經市場化、利益化的國企，在援助新疆時，往往將本企業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再加上權力的高度集中所帶來的嚴重的腐敗，造成新疆在經濟相對高速發展的同時，出現了日益的結構性的發展不平衡：比如原有本地現代化企業不是倒閉就是被內地收購（著名者如原新疆機械廳眾多企業的倒閉，新疆八一鋼鐵廠、新疆民航被寶鋼和南航兼並）；大量原材料被直接輸出到內地，而將環境損耗留在了本地；社會分配差距日益明顯，而且漢族與大部分非漢母語族群的整體性貧富差距也日益明顯。維吾爾人口集中的南疆地區的發展尤其滯後，該地區大部分農村在2009年之前，人均年純收入長期低於2000元。加之少數民族計劃生育力度長期較鬆、內地人口移入、市場選擇的唯利原則等因素，新疆當地年輕人就業壓力日大，而非漢母語民族年輕人就業更為困難。國家的財政支持，又大都花費於行政事業開支和基礎建設等方麵。這一切都加劇了民族之間關係的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