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話語的政治建構
早在整個意識形態工程的創始階段，政府就注意到了對和諧社會相關問題進行理論研究的重要性。作為新的意識形態的倡導者，胡錦濤總書記親自號召發起一場思想運動來“圍繞一些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戰略性的重大課題，領導幹部帶頭，組織理論界和實際工作部門的同誌，開展調查研究，加強理論分析”。這場運動的目標是“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科學的理論指導”，即提高社會和諧的理論可靠性，重點是在國內重點高校和研究機構中資助一係列研究項目，如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係統工程。在此背景下，國家部門紛紛與高校和科研機構簽訂大量的應用性研究項目，來增進對具體政策運作方麵的把握。國家撥款也因此成為了學者們科研經費的主要來源，而圍繞這些項目進行的競爭變得越發激烈。在短短幾年內，一係列圍繞和諧社會開展的研究主題便迅速在學界流行開來。與此同時，學術研究的發展軌跡也越來越與所處的政治語境緊密聯係了起來。
就這樣，國家憑借著對學術研究的財政刺激有效地塑造了與其政治議程相匹配的學術活動及其產品。結果各種新穎的理論框架、政策建議乃至純粹的宣傳不斷湧現並且充斥著學術出版物。這其中，通過利用剛剛傳入國內的治理理念，學者們得以為和諧社會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去論證和諧社會的宏觀設計不僅在政治上是可行的，而且從社會科學的角度觀察也是可取的。在實踐中，學者們通常采用的策略是首先論證存在於現實“公民社會”與理想中的“和諧社會”之間的差距，進而說明在實現“和諧社會”的各種途徑中，國家與社會合作是最佳方式，因此需要以“善治”為原則規劃具體的改革議程與政策。
經過近十年的發展，“治理”在學術話語中逐漸取得了鞏固的主導地位，從政治理論到公共政策不同領域的學者都可以方便借用這一理念從事研究。不僅如此，“治理”作為公共政策宏觀指南的地位也變得越來越突出。近期的一個例子是2011年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簡稱《綱要》）。在第三十七章“創新社會管理體製”標題下，《綱要》強調新的社會管理體係應該“堅持多方參與、共同治理，統籌兼顧、動態協調的原則……按照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的要求，加強社會管理法律、體製、能力建設”。為了能夠將上述方案付諸實踐，《綱要》另設了獨立的一章名為“加強社會組織建設”，建議未來的社會組織管製體係應當“堅持培育發展和管理監督並重”。其中，政府的職責主要包括：
第一節促進社會組織發展
改進社會組織管理，建立健全統一登記、各司其職、協調配合、分級負責、依法監管的社會組織管理體製。重點培育、優先發展經濟類、公益慈善類、民辦非企業單位和城鄉社區社會組織。推動行業協會、商會改革和發展，強化行業自律，發揮溝通企業與政府的作用。完善扶持政策，推動政府部門向社會組織轉移職能，向社會組織開放更多的公共資源和領域，擴大稅收優惠種類和範圍。
第二節加強社會組織監管
完善法律監督、政府監督、社會監督、自我監督相結合的監管體係。健全法律法規，嚴格依法監管。建立社會組織監管機製和管理信息平台，製定社會組織行為規範和活動準則，提高政府監管效力。實行社會組織信息公開和評估製度，完善失信懲罰機製，強化社會監管。引導社會組織完善內部治理結構，提高自律性。
上述引文的主題是官方在社會治理的等級格局之下對政府在促進和監管社會組織方麵雙重角色的肯定。在對政府角色和政策進行包裝的過程中，治理話語發揮了重要作用。不僅如此，在繼胡溫之後新一屆中共領導集體的政治規劃中，治理話語的地位變得更加突出。在前文提及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中，首次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設定為全麵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決定》提出了包括市場治理、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在內的三位一體的治理新格局：
全會指出，全麵深化改革，必須立足於我國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堅持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這個重大戰略判斷，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揮經濟體製改革牽引作用，推動生產關係同生產力、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相適應，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全會指出，經濟體製改革是全麵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全會提出，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優勢的內在要求。必須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製改革，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要健全宏觀調控體係，全麵正確履行政府職能，優化政府組織結構，提高科學管理水平。
全會提出，創新社會治理，必須著眼於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發展活力，提高社會治理水平，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要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體製，健全公共安全體係。
《決定》也同時指出，“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並“形成係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製度體係，使各方麵製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這便意味著在未來六年內初步實現國家治理體係的現代化已經成為新一屆黨中央的決心，將按照治理理念勾勒的藍圖邁向不歸的改革之路。可以說，在繼胡溫之後的新一屆中共領導集體的政治規劃中，構建治理體係在國家政策話語中的地位得到了更加明確和充分的肯定。
細致觀察這些表述可以發現，新一代的官方治理話語體係正在訴諸一種似是而非的中性語言。一方麵將人們關注的焦點從國家的經濟社會政策轉移到看似不可抵擋的經濟力量上，以便將當下在人們社會生活中各種突出的矛盾化約成一個發展問題。依此邏輯，大多數針對國家政策不當的批評不僅都會消解，而且可供選擇的首要解決方案就是深化當下正在朝著新自由主義體製進行的市場轉型。另一方麵，它通過提供一幅整體的國家治理圖景，將政府自身的統治屬性及其各種威權手段整合進國家與民族發展的宏偉抱負中，迫使質疑和反對國家政策者望而卻步。可以想見，在這種氣氛下，人們會越來越發覺自己在政治與經濟變革潮流中的渺小和無力，無怪平最近國內的公共輿論紛紛熱炒“小時代”的生活方式和理念。最後，通過構建包括政府、市場和社會治理在內的複合理論話語，治理也為國家政策的新自由主義轉向提供了強有力的辯護。與簡單地維護單一政策議題（如福利供給的社會化）的做法不同，這套精巧的話語係統致力於描繪一種總體性變革，其中社會政策在新自由主義的整體價值取向中被合理化。而在技術層麵，就可以方便地將下一階段改革的目標設定在維持有限的福利供給的同時保持對新興社會組織的有效控製上了。透過以上三個方麵的論述，這套新穎的政治話語不僅鞏固了在實踐中已經開展的各項新自由主義政策，而且為新時期的政治發展確立了清晰的思想坐標。
小結與評論
由於篇幅所限，我們無法對政策文本進行全麵的分析和解讀，而且對《綱要》或《決定》在下一個改革階段中可能發揮的作用進行判斷也為時尚早。這將是接下來治理話語分析的任務。盡管如此，基於我們目前的研究，仍然可以歸納出一些簡要的觀察。
首先，“治理”逐漸發展成為官方政治話語並出現在當代中國的思想圖景中，並不是偶然的。事實上，在這種關於國家與社會合作的理想模式背後存在著政治國家與知識分子之間真實的合作關係。更確切地說，是體製內不同部門學者之間進行的勞動分工。當黨內的意識形態學者建構起一套宏觀的話語體係來回應轉型國家的結構性調整時，恰恰是專業領域內工作的學者成功動員起一套學術話語論證了其合理性。
其次，本文的分析表明，作為當代中國政治中極為隱晦的一個部分，官方意識形態話語機製的基本功能是有係統地對主流政策取向進行辯護並且透過多種方式來阻礙對其的挑戰。文中展現的從“和諧社會”到“治理現代化”的變遷可以看作是這種話語機製的最新成果。對其進行深入的研究，不僅可以顛覆那種認為轉型中國家無力進行意識形態生產的刻板印象，更可以了解帶有新自由主義性質的國家轉型政治及其意識形態結構的深度與廣度。
最後也最為重要的是，在初步認清了由不斷翻新的意識形態帳幕所遮蔽的新自由主義政治形態後，我們將會更真切地麵對一個迫近的現實，那就是，在主流的政治話語背後，一種將國家政策整合進資本積累進程並同時強化統治權力結構的治理方式正在走向成熟。最終，伴隨著治理現代化美妙旋律而來的趨勢，仍有待謹慎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