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另一些更為激進的商品化改革則出現在了社會服務的生產環節上。在高等教育領域，無論是教育產出的質量和數量都被重新規劃，以便迎合在新興的高科技經濟中勞動力市場的需要。新的科目如市場營銷、商業管理、會計、電腦和工程技術不斷湧現出來並且在公立和私立大學中越來越流行。與此形成鮮明反差的是，人文、藝術和社會科學領域的科目則由於不斷衰減的學生報考率而遭到削減甚至取消。現今的父母們不難發現，從其子女步入大學的第～天到畢業工作，市場的影響力已經滲透在幾乎所有教育環節中了。
市場化的另一種主要形式是在社會服務中引進使用者付費製度，為此要求社會服務項目的受益者支付一定比例的服務成本。正如新自由主義者經常宣稱的，這項市場化措施的優勢是確保消費者具有與其自由選擇的權利相匹配的對其需求內容的決定能力。以此為依據，政府在義務教育中推出一套“兩條腿走路”政策，旨在由國家和受教育者分擔義務教育階段財政支出的費用。在這一規劃的指導下，政府隻需要承擔學校基礎設施支出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而除了少數在公立學校工作的教師外，大多數中小學教師微薄的薪水都隻能依靠從所在社區征收的教育費或學費來供給。事實上，很多類似的政策也出現在了諸如社會保險、醫療衛生和個人性的社會服務項目領域。盡管政府仍然將社會服務作為“福利”來提供，但投入的規模已經大為縮減，因而要求受益者盡可能地分擔支出。
對市場的推崇已經成為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全球化特征。在這方麵中國也不例外。環顧世界主要英語國家，針對國家政策的主要改革措施皆可以歸納為將市場原則應用在公共部門及其運作過程中，由此對國家行為造成的影響既普遍又深刻。這其中針對福利體製進行重組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正在被許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效法。然而，在英美等新自由主義先鋒與中國之間也存在著重要的差別：前者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是由意識形態主導的；而在中國，類似的政策卻被用作實現發展至上的國家目標的一種工具。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本土社會政策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帶有濃厚的實用主義傾向，但在實踐中卻造成了比西方國家更為嚴重的後果。一般而言，歐洲福利國家對社會服務的私有化涉及將國家負責的一部分項目轉移給私營公司，因而該項服務可以由業已存在的兩個部門共同承擔。在操作中，盡管國家取消了直接提供服務的職能，但通常保留了在支出方麵的主導地位，而被授權的私營機構則在盈利性的社會服務市場上扮演越來越活躍的角色。在中國國家社會主義體製的曆史背景下，國家在長達三十年的曆史中一直扮演著人民生活水平和各種社會權利的維係者。改革時期國家退出福利領域則是與傳統體製的目標和結構安排相背離。在國家供給的缺失下，社會項目由於國家原先承擔的職責無法被其他成熟的供給者及時分擔，從而使個人不得不承受福利供給上的真空，由此給普通民眾帶來的巨大生活成本和風險難以估量。鑒於上述原因，可以說中國模式的市場化改革要比福利資本主義體製下的類似試驗更具破壞性。
官方意識形態的調整：從“小康社會”到“和諧社會”
作為一個列寧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非常重視意識形態工作。黨除了將意識形態作為實現政治使命的主要工具，也注意發揮其在論證政治體製合法性以及闡述政策導向等方麵的功能。改革開放伊始，黨中央便主動擺脫了傳統的革命話語，轉而發展出一套以闡述經濟發展至上為任務的話語體係。新的意識形態盡管在名義上將共產主義社會作為終極奮鬥目標，卻逐漸將重點轉移到了支持市場經濟的社會發展模式上。對這種新的社會理想進行明確表述的嚐試最早出現在2002年。這一年中共十六大首次提出將“小康社會”作為中長期政治發展的目標。其中，國民經濟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被作為新社會的主要標誌。然而在發展至上原則的影響下，國家政策往往片麵強調經濟增長並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視為前者的自然產物，從而導致對社會服務供給的長期投入不足。
具體到社會政策領域，盡管私有化政策事實上被用來推進在福利供給方麵的市場體製，在官方用法中它卻有另一個名稱。在普通中國人眼中，“私有化”在政治上是可疑的，因為它提倡自私和對公共利益的漠視。同時，“私有化”也意味著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歡迎態度，而推行私有化措施的執政黨則無異於背叛了其政治立場。在這些認識的限製下，“私有化”無法在官方用語中找到出口。作為替代方案，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福利社會化”漸漸被不同部門的官員采用。而隨著新的政策話語的普及，改革者們也逐漸意識到了在實踐中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造成的沉重社會代價。因此，作為有意識地扭轉這一困境的方法，在官方意識形態中重新強調社會主義價值觀中的某些元素，並同時合理化進行中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實踐就變得很迫切了。
事實上，通過提出“和諧社會”的觀念作為新一代官方意識形態的核心，胡溫政府漸進地完成了這項任務。“和諧社會”首次出現是在2004年的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是作為“小康社會”的一個重要的補充指標提出的。一年後，在致省部級高級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的講話中，胡錦濤總書記將和諧社會的主要特征歸納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可見此時強調的重點已經從經濟維度轉移，並將社會和環境維度作為優先目標了。這個聲明隨後被迅速整合進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成為製定宏觀公共政策的指導方針。最後，在2006年的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上，“和諧社會”作為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被寫進黨的決議中。從前一套“小康社會”話語中的邊緣位置到主導性的政治坐標，“和諧社會”在短短三年內得到了不同尋常的推廣，這幾乎是共和國曆史上最迅速的一次意識形態調整。
“和諧社會”作為一套完整的政治話語體係首先指向一個理想社會以及其中的價值係統。這一規範維度上的正麵論述對保持執政黨的道德領導力非常重要。其中，社會公正和社會穩定第一次被提出並作為追求的價值取向。具體而言，前者是指“社會各方麵的利益關係得到妥善協調，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得到正確處理，社會公平和正義得到切實維護和實現”；後者指的是“社會組織機製健全，社會管理完善，社會秩序良好，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社會保持安定團結”。在這兩方麵中，一套獨特的社會規範被勾勒出來作為此前單純經濟意義上社會發展的替代物。進一步觀察可以發現，在這個新的超越了階級和政治的社會中，社會問題的唯一來源就是不同利益主體之間潛在的競爭關係，因此需要黨和國家承擔起超然的公正調解者的職責。通過這種方式，廣大黨員和普通民眾將被動員去實現一幅美好的未來圖景：它不僅直接關聯到社會主義傳統中公正和平等的理想，也同時回應了人們對社會發展停滯的憂慮。更為重要的是，這一提法讓人們相信可以通過和平而非激進的政治鬥爭方式來克服目前的困難，在許多人眼中這恰恰是改革時期的黨和國家從“文革”中汲取的主要教訓。
除了建構自身的規範維度，一個意識形態如果缺乏現實基礎，便會淪為烏托邦而遭到挑戰甚至被瓦解。因此，它還必須包括在認知維度的建構，即通過對現實中的主要問題及其成因進行診斷，同時指明可行的改進方案，來塑造公眾的認識和期待。那麼“和諧社會”中的這一個維度是如何體現的呢？黨中央提出，通向和諧社會的障礙主要包括“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平衡，人口資源環境壓力加大；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教育、醫療、住房、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等方麵關係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比較突出”等問題。在這些問題背後的深層矛盾則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存在的張力。換言之，當下在社會領域中各種突出的矛盾被還原成為一個發展問題，而非由國家政策不當導致的。依此邏輯，首要的解決方案就是加速發展以便解決所有問題。
除了上述根深蒂固的發展至上論，“和諧社會”話語的創新之處主要在於主張建立一套新的社會管理體製以便適應國家發展的需要。為此，中央提出未來的社會管理格局應當是由多元主體依照等級式分工來實現的，即“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這就要求政府不僅為社會在發揮各種服務功能方麵創造空間，同時也要動員基層和社區組織參與到社會管理中來。這樣，福利多元主義便理所當然地被認為是一個存在著多元主體的社會治理體係的政策產出。於是，此前被用來合理化社會服務私有化政策的“福利社會化”觀念，如今不僅在新的和諧社會話語中得到了強化，而且在一套更新的社會主義政治話語中得到了明確的闡述。雖然如此，這項意識形態的工作卻尚未結束：為了爭取身處不同政治立場人們的共識，需要對這些元素在更普遍的意義上進行說明。換言之，需要借助社會科學理論工具對政治話語建構進行更加充分的支持和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