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黃宗羲定律”到帝國的邏輯：中國國家治理邏輯的曆史線索等
學界
從“黃宗羲定律”到帝國的邏輯：中國國家治理邏輯的曆史線索 文/周雪光
所謂“黃宗羲定律”是指，中國曆史上各種名目的稅賦經由並稅式改革之後，得以整編簡化，但是，多並為一，恰好又為後來者新立稅目創造條件，巧立名目的新稅種很快又出現，以致稅賦持續攀登。作者認為，“黃宗羲定律”於史無據，但“雜稅叢生-並稅式改革-雜稅叢生”的循環波動確是中國曆史上的反複現象，這一現象其實是直接來自中華帝國治理邏輯“放權-收權-放權”的周期性波動。由此，作者以相互關聯的三對關係來概括中華帝國的治理邏輯：組織困境中凸顯的“委托與代理”疑難，靈活與穩定中交互共生的“正式與非正式”製度，中央政府的象征性權力與實質性權力所反映的“名與實”關係。最後作者認為，由於中國大曆史脈絡中國家邏輯的延續性和共性，當代中國國家建設所麵臨的基本矛盾、困難與帝國時期並無實質性改變，曆史與當代實有關聯。三對關係所衍生的帝國治理邏輯，乃是在曆史浪潮中不斷試錯競爭、擇優淘劣而來，曆史語境、權力意誌、既得利益和路徑依賴等諸多因素在塑造、影響這一治理邏輯展開的速度與方向。這些曆史遺產，是中國走向未來的起點，也是新時代治理形態轉型麵臨的困難和挑戰。
當代中國第二代農民工的身份認同、情感與集體行動 文/盧暉臨 潘毅
中國已經有了2.6億的新工人階級，他們大多數都是“農民工”。本文以作者在深圳和東莞工業區所做的田野調查為素材，圍繞一位名叫阿辛的農民工，細致描述、分析他的打工生活和維權故事：從焦慮轉向憤怒、從沉默轉向行動、從同意轉向反抗。作者認為，這是新工人階級的自我意識、憤怒和集體行動的一次典型展現。第一代農民工的“民工”身份自我認同，已經在第二代農民工身上無處可尋，他們隻期望轉變為城市工人，但前無希望、後無退路，農民工身份認同的分裂性無法通過歸根農村而緩解。而且，第二代農民工對於苦難的體驗更加真切和敏銳，釀就的焦慮化為怨恨的情緒，並由此支配其卷入了各種針對資本的集體行動。本文主動將研究視角接續到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中，主張將多元文化的認同政治與經濟屬性的階級分析有機統一起來，認為在第二代農民工的認同政治所催生的集體行動中，盡管隱藏著主體的多元性，但是並不必然掩蓋生產關係中的利益對立的事實，反而會因為在農民工那裏引發主體分裂和負麵情緒，直接成為激發集體行動的動員力量。因此，在這些事件中，認同政治與階級行動已經巧妙彙合，盡管在其中我們並沒有發現政治組織的身影和意識形態的凸顯。
“再造華夏”——明初的傳統重塑與族群認同 文/杜洪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