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從“黃宗羲定律”到帝國的邏輯:中國國家治理邏輯的曆史線索等(2 / 2)

元明鼎革之際,其時學者多有“我太祖再造華夏”的言論。作者認為,元明交替之後,一個大一統的華夏王朝出現在曆史舞台之上,這時,明廷為了建構其正統性,鞏固其統治基礎,確保其政權能夠長久維持下去,積極發動了凝合華夏族群的“再造華夏”的社會運動。明朝之前,蒙元尊奉佛教,儒學式微;中國南北之間存在嚴重的政治分裂和族群割裂,

“南人”與“漢人”族群裂痕明顯,各地域存在相互歧視的現象;同時,北人胡化現象嚴重,並且蒙古化現象有從漢軍軍政人員向下層平民擴散的趨勢,這些都是當時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明廷洞悉於此,社稷初定之後,立即通過華夏正統王朝譜係的建構、文化認同的強調、傳統禮製的重塑,修複華夏族群的曆史記憶、增強華夏族群的認同意識、凸顯華夏族群的身份象征。與此同時,明廷還采取了針對北方華夏族的特殊策略,派遣大量國子生奔赴北方推廣王道教化,利用科舉大力拔擢北方士子,這些果敢措施逐步撫平了南北隔閡,消除了胡化現象。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明廷“再造華夏”的社會運動,並不是將其他少數民族族群徹底驅逐於王朝體係之外或盡數將其同化的排外行動,而是一場恢複華夏傳統、整合華夏族群、改良社會風俗的社會運動。

政治周期對反腐敗的影響——基於2003~2013年中國廳級以上官員腐敗案例的證據 聶輝華 王夢

反腐敗是一項長期的、複雜的、艱巨的任務。不可忽視的是,反腐敗也可能由於其風險性而影響政治穩定。一方麵,短期內,反腐敗會使得一些與政府相關的經濟活動(如公款消費和禮品消費)放緩,對經濟有一定負麵影響。而且,與改革相關的一些措施需要地方官員的創新與嚐試,在規避風險的動機下,反腐敗會降低官員的積極性。另一方麵,反腐敗還可能造成群眾對執政黨和政府的信任危機,甚至可能誘發反政府運動。因此,反腐敗與政治穩定之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權衡取舍。本文作者發現,通過對2003~2013年中國352個廳級以上官員的腐敗案例進行計量分析,尋求反腐敗與政治周期之間是否具有相關性聯係,結果證明,在全國和地方“兩會”或春節等政治敏感時期,反腐敗力度會顯著小於非政治敏感時期。另外,省級紀委書記從中央直接調任的省份,或媒體曝光度越高的省份,政治周期對反腐敗力度的影響越是顯著。最後作者提出建議,反腐敗與政治穩定之間的權衡是應該的,但是,因此也必須認識到,反腐敗應重在長期,重在平時,同時,在某些敏感時期,反腐敗放緩,可能成為腐敗官員潛逃的契機,為了防止這類事件,可采用其他相對溫和的技術與製度手段,如限製出入境、限製銀行轉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