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之歌
剛剛寫下題目的時候我就在想：如果下薑村人看到我這個題目，也許會不高興。因為它們覺得下薑村就該是他們自己，而非是邊城與上海的結合。可當我離開那裏清新而濕潤的空氣的那一刻，所想到的卻是它的生活，以及它的樣子——邊城和上海的場景變幻交織在我腦海裏。於是我說，它是一半邊城一半上海。
記得剛下車的時候，出了車門就是被雨淋濕的柏油地，在略顯狹窄的甚至已經有些像小巷一樣的街道旁邊，是一排排最高不過六層樓的建築。那附近是兩家挨得緊緊的小賓館。我突然就在想，即使是火車站也沒見過兩家賓館是緊密的隻有一牆之隔。放了行李吃過飯後去小超市買所需的東西時，諾大的店裏隻有一位看起來親切的中年阿姨。店不小，如果不是燈光不夠明亮，裏麵那麼俱全的東西完全可以把這裏變成一個市中心的中型超市。阿姨的感覺很閑適，後來發現她並不是總坐在門口打發時間。顧客挑好了東西，再從後麵的倉庫裏把她叫出來結賬。門口不會像上戲的圖書館一樣有報警器，店裏空蕩蕩的時候如果你進去根本不會有人攔著你。所以這家小店讓我頓時找到了被信任的感覺。這是宛若邊城人一般的淳樸。
有三頓飯在同一家小餐館吃，餐館裏麵同樣不亮堂。大堂中心一張桌子，去了幾次那裏的人幾乎都是在喝湯。大家會一邊吃飯一邊聊天，中間總會有忙碌的阿姨和哥哥端著菜經過。很忙碌也略微淩亂，可唯獨不是北方飯店的那種嘈雜。沒有人大口吃肉喝酒大嗓門劃拳，也沒有小員工閑著在櫃台玩手機嗑瓜子。幾個小包間裏的人即使再熱鬧都不會打擾到屋外的旁人，仿佛尊重已經成為了深深烙印在潛意識裏不曾自知的規則。這是上海式的尊重與實在。
當天下午全體人圍成一桌子聽下薑村的人講他們的生活。在橫幅都沒有揭下來的小會議室裏，除了我們一行人之外，坐著的有書記，有幹部，有婦女代表，有個體戶，還有抱著孩子的家庭主婦。我在那些阿姨的臉上看不到幹練，但我絲毫不失望，因為她們的臉上同樣找不到絲毫的拘謹和刻意的笑容。對於他們而言，我們隻是一群略有不同的外來客人罷了，用不著搞得那麼重視仿佛接待上帝一樣。不知怎麼的，我卻就想把注意力放在她們的身上。我看到那個抱在媽媽懷裏的小男孩，一直專心致誌的玩媽媽的手機，不會理會旁人的想法。玩的高興了，就含糊不清地吐出幾個興奮的音節。無論媽媽怎麼給他比劃“噓”都沒有用處，而媽媽卻不曾把他抱出去。甚至還有旁邊的婦女和他興奮的輕輕擊掌，也許是為了遊戲的通關而祝賀順利。幾個個體戶的阿姨們在幹部們發言時小聲聊著她們自己的天。中間陸續又來了幾個人。她們不知道會議的時間嗎？我看到她們沒有刻意的躡手躡腳保持安靜，而是相對大方的進來，要求身邊的人騰出位子坐下。這讓我突然想到上戲，這個把紀律弄得跟鋼板一般堅硬的地方。七點十五分開演的話劇要是七點整到，裏麵的場地連站的位置或許都不會優惠給你。而這裏，對比如此鮮明。這兩者的對與錯有明顯的界限嗎？或許有，或許真的沒有。
書記說這裏的農民是把自己的土地不改變農業用途的情況下，流轉出去給別人統一經營種經濟作物。那麼我猜想，他們的生活或許就是就是偶爾去看看自己的土地，一年在外打工。過年回家，偶爾為村裏的公共設施貢獻一下點子，或者出出力。他們就是那些在城裏各個行業貢獻自我的農民工。我們的城市裏忽略他們，又在本該他們是主角的地方看不到他們。留守在這裏的，女人不多，也大多是為了年幼的孩子還有老人。說到孩子，猛然想起婦女代表說，這裏最難做的工作還是計劃生育。那麼一瞬間，有種五味雜陳的感覺。她們並不認為多子多幅，或者需要勞動力。而恰恰或許正式因為寂寞。孩子生的再多，大了總要出去的。這個空曠的鎮子
裏需要笑聲，所以需要孩子來打破安靜。老人和婦女們不想孤獨，於是，她們在自己的一方小天地裏，按部就班的帶孩子，每天日出工作日落休息，生活於她們而言，也許所向往的是平靜，外加那麼一點點欣欣向榮，和每年寥寥幾次熱鬧的團圓——這是一個盼頭。
晚上住在小賓館，電視機前是老奶奶看著《甄嫣傳》在吃飯，我們對她說需要開水，她告訴我們，早在我們出去的時候，每個房間裏都放了滿滿一壺打好的開水。如果需要，還可以再提上樓。我突然有那麼一點點的感動，為她的細心。屋子的條件並不太好，一個晚上發現了七隻蟲子。但是每一次，樓下的老奶奶總會不厭其煩的上來為我們打蟲子。她已經為我們留下的掃帚，應該已經算是盡到了責任。可是當她一次次耐心上到頂層為我們打蟲子時，還是不由自主地感到溫暖。為這樣的盡心。後來離開時，奶奶問我們還住不住，我們說不住了，直接走。可是當我離開時，她依然叫住我，說你早上說需要塑料袋，這個給你。這是邊城人的善良淳樸，亦是上海人的認真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