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北大照常開學注冊上課。大三有一門“佛典文學”課，有時也叫“佛教文學”，照例是周作人氏開，但抗戰勝利，這些人都準備做“犯人”了，哪有心思給學生講課呢？課程便由許世瑛先生代理。許先生是許壽裳先生長子，民初由魯迅開蒙，後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畢業，淪陷時期一直在北京，在偽北大任教，後來去了台灣師範大學任教。在此時期內，剛剛勝利後的北京忽然出現了不少小報。我從讀高中時，就羨慕人家辦刊物的，有一次自己忽發奇想，和一個小同學商量，他家中有油印機、油墨，便自說自話要發行校刊，被學校訓育主任趙昆山老師知道，叫了來狠狠訓了一頓，才沒為學校惹禍。這次又想辦刊物，也約了同學，擬了征稿辦法，居然去找知堂老人約稿，也不想想他當時是什麼心情，還有什麼心情寫稿子。可見我當時雖說已讀到大學三年級，而無知幼稚得是多麼可笑。等到十幾年後在上海與老人通訊，又說起此事，那我已是步入中年的人了。
在十月間，重慶接收人員來了，偽北大文學院停止，改為北平臨時大學二分班。學生不動，教務等處職員工友仍照舊，隻是教授全變了。比如著名的金石學家容庚先生、法文專家鮑文蔚先生、英文專家徐祖正先生都解聘了。臨大二分班中文係教授名家如目錄學家趙萬裏先生、詞家顧隨先生、文字學家於省吾先生，還有華粹深、周祖謨等位。清史專家蕭一山先生，當時是北平行營秘書長，也來給曆史係上課。這時上課還在沙灘紅樓，紅樓自“七七事變”後，為日寇憲兵隊所侵占，直到六年後才交還偽北大。所以日偽北大文學院自一九四四年才由嵩公府夾道新樓搬回到紅樓上課，到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改為臨大二分班，繼續在紅樓上課，至一九四六年夏，北大由昆明複員回來，紅樓又改為教員宿舍，這個有曆史意義的大樓，說句文雅的話，就再不聞弦歌之聲，完成了它曆史的使命了。臨大二分班匆匆一年，很快結束了。迎來的是西南聯大複員，如何處理這批偽學生，為此在抗戰勝利之初，對偽學生進行甄審之說，甚囂塵上。這些做了八年亡國奴的“苦哈哈”窮學生，對此遑遑不安。好心的容庚白先生為此還發表了“給傅孟真先生的公開信”（此信現收在《胡適書信選》中），替這幫苦學生說了幾句公道話。還算好，西南聯大複員後，北大、清華、南開各回各家，原聯大學生可以自選誌願，任意去三校就讀。臨大學生也獲此殊榮，可以自選去三校就讀，願意到哪裏就到哪裏。這樣照單全收，皆大歡喜，自然是事出有因，有曆史的顧忌，並不是特別愛這些人，不過在此不想多說了。總之使我也得到大學四年級時，在北大讀書、在北大畢業的機會，在極為混亂的時代裏，能得到這樣的機會，也算得天獨厚了。
在西南聯大回來的同學中，有一部分是由淪陷區去的，其中不少北京的老同學，萬裏歸來，又得重逢，自然十分高興，又作同學，關係感情，也極易融洽。而更多是大後方的同學，初到北方，與臨大同學十分陌生，這樣就無形中分成兩個部分。在宿舍中也分開來住，教室則更是每堂課都換教室，座位不固定。因此這一年中，對聯大來的同學，雖在同係同年級，大多也不認識。所來往的都還是臨大、甚至中學時代的老同學。同學們有不少自願去清華的，他們遠在城外，平日很少見麵。在一九四七年春天，清華校慶的日子，應老同學之約，特地去清華住了兩天，留下終身難忘的少年歡樂印象，迄今難忘。熟同學很多，他們約我一同騎自行車到了清華園，有的熱心給我安排住在誰房間的空床上，有的拉我到食堂空座位上吃飯，當時同學之間，左、右派勢力鬥爭十分劇烈，有的同學背地告訴我，不要和誰說話，他是什麼；而另一派同學也告訴我，不要理誰，他是什麼。而我卻不願管這些，舊日中學好同學，都感到分外親切，用現在的話說，這自然是沒有立場，沒有原則了。而我卻始終不會以這種標準交朋友，而隻是從心地善良、率真、情趣等方麵自然要好起來，總覺著不管政治傾向如何，都有好人、有壞人，有淳樸善良、待人厚道的人，有奸酸刻薄、坑人害人的人。人嘛——先要有一個人的客觀標準，才能談到其他。一輩子以這樣感覺交朋友，雖未升官發財，卻深得朋友之樂，這也是足以自慰的。趣事甚多，在此亦不必贅述。隻是這些青年時代的好友，如今都不知在天涯何處。有的據傳已作古人了，隻有土木係的張中和，中學好友，現亦年邁古稀，去年來上海開會，還到家來看我，是下水工程專家，如今又遠赴非洲為工程忙碌去了。張中和同學又是沈從文教授的堂內弟，由於他的關係，我和西南聯大回到北大的沈先生也比較熟，剛由昆明回到北京，住在西齋前麵中老胡同宿舍時，我就去看望過。轉瞬之間，沈先生作古也已六七年了。
這時北大文學院教授分兩種：一部分是西南聯大複員回來的，如沈從文、遊國恩、向達、唐蘭等位，當時羅常培先生在美國講學尚未歸來；另一部分是複員到北平後新聘的，有俞平伯、孫楷第、馮文炳幾位先生。關於新聘教授的情況，在《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中收有傅孟真先生一信，足見當時聘請情況。我因從小居住環境，及後來轉了幾個大學，又跨越了日偽和抗戰勝利後兩個時代，因而有機會接觸了許多前輩學者，雖然沒有好好讀書，但還懂得尊敬師長，多少受到他們一些熏陶。按時間先後：如大導演陳綿博士、法文專家鮑文蔚先生、老詞學家夏枝巢老人、史學家李泰棻先生、柯昌泗先生、目錄家趙斐雲先生、顧隨先生、容庚先生、俞平伯先生、沈從文先生、謝國楨先生、知堂老人、廢名先生、唐蘭先生、鄭天挺先生、孫楷第先生……這些老先生每一位不管他們的經曆如何，都是某一方麵的飽學之士，不少絕學也都隨著這些老先生的去世而如《廣陵散》了。我青年時代，有幸聽他們的課，而且和不少老先生都有過過從，十分熟悉，可惜自己不知用功，浪費光陰，辜負了他們的教導，現在閉目神思，幾乎每一位老先生的麵容都能立時出現在眼前，而請益問學則渺不可追矣。真應了一句古話：“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我回憶起青年往事，最大的後悔藥，恐怕就是這個吧。
九
畢業的時候到了，大四匆匆一年，選了俞平伯、廢名、孫楷第幾位先生的課，補修了沈從文、遊國恩幾位先生的課。寒假考試，平均八十來分，保住了全公費，這是最重要的。每月向校內銀行排隊領一次，這點錢不但夠一個月夥食費。而且還有買肥皂、牙膏和看一場電影的錢。畢業就是失業，畢業之後這份全公費也無處可領了。不知該到哪裏去找“飯轍”（這是北京土話），你說愁人不愁人？何況父親一人負擔不了全家生活，自己也還要兼一份苦差，賺點口糧，補貼家用。為這份“苦差”，我背了幾十年黑鍋，在此不可不插進來說上兩句，吐一口苦水。情況如下：
抗戰勝利，重慶接收人員飛來。日偽機關人員失業。父親稅務局的小職員不能幹了，家中天天有斷炊之憂。飛來的人員中，也有些親朋故舊，一位教育機關做領導的親戚，到家來看望，為父親在他機關中安排了一個職員位子。但他一人工資，還難以維持家中五六個人的生活。其時又有兩位父親的學生飛來，已是當時北平市兩位警局分局長。到家一看生活困難，便介紹我到內六分局做個掛名“書記”、就是老話所說的錄事，原是最低級的差事。說明不要上班，偶然去去，到月頭混份口糧，補貼家用。同學們也都知道，因同學們也都有兼差的，平常說笑話，還常常讓我講講有什麼“花案”。但當時學生運動十分劇烈，六區在銀閘胡同，轉彎就是沙灘紅樓，正是管轄範圍之內，一有學生運動，分局大小頭頭便問長問短，但我心裏有數，寧可丟掉這兼差，決不能失去我北大的學籍，因而隻是采取敷衍態度，遇事支唔過去。這樣我這份工資，領了全交家用，自己生活仗一份全公費。再有寫點稿子的收入，買點鞋、襪衣服等。畢業期近，躲在一個要好同學家中寫論文，有兩個多月，兼差處也不去打照麵，自然也就被炒魷魚了（“自謂偷閑學少年”也用個新詞兒）。
當我捧著一稿寫就的畢業論文《魚玄機與李季蘭》，叩開恭儉胡同路西唐蘭先生家大門，請先生判分時，先生沒有嫌我一次也沒有去找過導師，隻是略為翻了一翻我那用五百字大稿紙直行寫的所謂論文的本子，從中看了一兩小節，又隨意問了幾句，便從灰紡綢長衫口袋中掏出一支咖啡色羅紋派克金筆，在前麵寫了一段評語：第一句便是“此生程度較差”，我在邊上戰戰兢兢看著，心想這下完了，畢不了業了，不想在後麵批了個及格以上的分數，我真是喜出望外，深感先生筆下超生了。我連忙鞠個躬，說聲謝謝，接過論文。出門騎上車趕回漢花園辦公處，把論文交給教務處，這樣我便在北大畢業了。說來也真容易，這是借了十幾種文學史、中國史詩之類的參考書，在好同學趙增和家的東屋窗下，用了半個多月東拚西湊寫成的。我寫東西有一個好處，就是很少甚至極少塗改，因而原稿不必再謄清，這是從小練出來的硬工夫，因而我這東拚西湊的論文，也是一稿寫就，沒有再改，就找南紙店裝訂成一本線裝書的樣子，邊上切齊，又寫了書簽，很像那麼一回事。魚玄機是唐代著名女冠詩人，“易求無價寶，難覓有情郎”、“應為價高人不問，卻緣香甚蝶難親”，都是她的名句。李季蘭也是唐代女詩人。論文題較僻。為什麼選這樣一個怪題呢？家中原有中華書局《四部備要》，其樣本中有《魚玄機集》一頁，仿宋大字，十分醒目，我就找出這本薄薄的詩集看，已很熟了。又知道一些唐人女冠，即女道士的特殊地位，又知她的戀愛故事，因忌妒殺死婢女綠翹的故事，都是唐人傳奇中的好材料。又拉上李作陪襯，這樣補綴、敷衍成文，也寫了七八十張大稿紙，也有三四萬字吧。不過在寫時是自說自話、閉門造車，事先一次也未拜訪過指導教授，唐先生翻了不到五分鍾，便寫出評語，放我過關，自然是憑印象了，而我又沒有聽過先生的課。真是難為老夫子。當時還是飄灑著長髯，兩年之後，北京已解放，在東安市場國強咖啡店樓上遇到先生，已剃去長髯，我笑著問老師：“您怎麼把髯子給剃了？”先生未正麵回答，卻笑著做了一個無可奈何的樣子向我示意。和給我批論文時完全兩種神態，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一晃又是三十年，因瓷器專家馮先銘兄之引導，在故宮宿舍看望過一趟先生，其後不久，先生出訪香港，歸來便一病不起作古了。我看三十年代《大公報》“采風錄”，才知先生除是著名金石家而外，還是著名詩家，真後悔當時沒多向先生請益了。
十
交了論文，畢業考試結束，沒有不及格的，便算畢業了，換來的是一張貼著戴四角帽、蓋著學校鈐記、校長胡適、文學院長湯用彤幾位先生橡皮名章的畢業證書。而丟失的是全公費的口糧、內六區兼差的幾文薪水，以及青春的回憶。麵對著戰亂的時局、困難的生活，年事已高的父親，又加嫡母生病去世，縱使不顧家庭弟妹，而自己到哪裏去吃飯呢？茫然了……寄食在一個好同學家兩三個月後，不得不到雲中古郡混口飯吃，過了八九個月之後，又回到西直門、前門這個城圈來，又過兩三個月，已經是兵臨城下，接著“北平”解放了。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日我參加了前燃料工業部的籌備工作，介紹人是我表哥賈林放，我姑母的獨子。在這裏我想把他介紹一下。先父漢英公一母同胞，隻有一個姐姐，即我大姑母，生一子數歲後，姑母去世。因之我這位表哥與我血緣關係至近，形同親兄弟，不過他比我大得多，按屬相算正比我大一輪，即十二歲。我要考初中時，他正在清華土木係大二讀書。抗戰開始，他正在外地實習，輾轉回到山西鄉間，參加了抗日工作，入了黨。淪陷時期，失去聯係。父親常常思念這位外甥，時時擔心他的安全。抗戰勝利，傳來他在解放區的消息，但是還不能見麵，解放後，把他盼回來了，自然是說不出得高興。這樣我在他的介紹之下，找到一份工作，說得神聖一點，是參加了革命工作；而我自己心中，則是找到一份賴以生存的工作。這樣開始了我新的生活。甘苦艱辛，一言難盡，幾十年轉瞬而過。青年時代也過早地結束，過快地消失了、遠去了、渺不可追了……
現在回想，我的青年時代，從個人作為而言，真是平凡而又平凡，一般而又一般。既沒有槍林彈雨、激昂慷慨的英雄鏡頭，也沒有愛得死去活來、燈眼酒唇的纏綿豔史，對別人囉囉嗦嗦說來，一點刺激性也沒有。在家中不是一個十分聽話、刻苦用功的好孩子；在學校也不是一個循規蹈矩、奮發有為的好學生。偶然回憶自己當年幼稚而沒有出息的怯樣，自己也不免感到又氣又笑，真是沒有什麼好說的。隻是回頭細細反省，隻有兩點還足以自慰，就是還沒有為自己而坑過別人、害過別人、計算過別人……好像對這方麵天生特別低能。提高到學術水平、從“厚黑學”的觀點分析，雖然臉皮很厚，任人唾罵，但“黑”卻一點也沒有。因此做不了大事，不要說高官，連個低官也沒混上，“文革”時挨鬥，也都是陪鬥的時候多，說來真沒有勁。第二就是從小養成亂看書、胡思亂想、拿筆杆爬格子的習慣，像癮一樣，直到現在，仍樂此不疲。所以想起青年時代，也多偏愛於這些方麵。說來也都是平淡無奇的，但是其中甘苦也都是自知的。因此“平凡的苦與甜”作為這篇回憶文字的題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