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收到山西忻州文聯陳巨鎖先生的來信，並附照片數枚。信中寫道：
七月三日謁訪先生故裏東河南鎮，現將日記摘抄於下：……狂雨連宵，五點半起床，六點小雨中，車發忻州……抵東河南鎮，時已中午十二點。由西街而入……首先尋訪了村中老幹部六十八歲的宋濱，他說現在全村六千七百多人，是雁北第一大村，當年鄧師禹先生家是村裏大戶，有錢人家，他家五代單傳，村裏沒有近的家人。至於房產，土改時全部分出，現在北街的糧站，就是在鄧家的地方拆蓋翻修的，舊時建築，一點不留了。鎮中唯一的古鬆也枯死了。東街的大白石頭，也為壞人所毀。村北的大唐河，村南的玉皇嶺，還是原來的樣子。問及村中的老宿，言可尋鄧家的遠房本家，今尚健在的有八十歲的鄧卿烈……在西街找到了鄧卿烈老人，年七十七歲，精神矍鑠，很健談。他說，你們說的鄧雲鄉，他的小名叫祥子，我大他幾歲，我見過。那時他才七八歲，站在他家北街的大門口，穿小長袍，他母親是大同人，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就隨大人到北京去了。他家是念書人家，他有姐姐在大同教書，他有個弟弟，可能在西安，他家人緣好……訪鄧卿烈後，到北街糧食站作一巡視，無舊跡可尋。唯一口井言是舊時所挖。在北街路東有孫家，據說過去也是大戶，建築尚為舊的遺構，唯甚破爛，拍攝數張，亦可窺見舊時晉北民居之一斑。
感謝巨鎖先生的厚愛，他不辭辛勞，專程訪問我的故裏，並拍了照片寄來，真是使我感激萬分，不知如何是好。情不自禁，抄了一大段，作為我這幾篇回憶舊居文章的前言。河南有一個很有名的刊物，名《尋根》，十分有意義。可是對某些人說來，多少有些開曆史的玩笑，因為早已被“連根拔了”，又哪裏去找根、尋根呢？熱心的友人很多，大同一位年輕朋友韓府先生，寄來了從山西圖書館書目中抄錄的我祖上著述、科名的資料：
鄧克劭，字如華，清靈丘人，著有《自適集》。
鄧克昭，字晉德，克劭弟，歲貢生，著有《月令拾遺》、《燈餘草》。
鄧讚清，字少參，號梅亭，克劭子，恩貢生，著有《梅亭詩草》。
鄧永清，字曉村，克劭子，乾隆丁酉拔貢，著有《南阜山房集》。
這又是意想不到，令我極為感謝的。因為所列鄧永清正是我的高祖父。當年父親常常說起，清代鄉間沒有中舉的秀才，每隔十二年，可以到京中參加拔貢朝考，每縣隻選一人，最重書法（選送的秀才分恩、拔、副、歲、優五等，考到一、二等的，可以知縣、教諭用，三等以訓導用。舉人、進士的科目之外，“五貢”簡單說，就是考不中舉人的秀才，由縣裏選送的優秀名額）。永清爺是拔貢，書法最好。我記得十分清楚。而且小時在鄉下，成天在北街口戲台上玩，中間大匾“霓裳羽衣”四字，及上下場門白底黑字“今演古”、“假作真”小額，都是永清爺寫的。曆曆如在眼前，印象是十分深刻的。因而雖然被剜了祖墳，毀了祖宅，這根也還難一時“連根拔掉”，因為還有曆史文獻在。不過所抄資料也有使我懷疑處。就是永清爺的科名應該是道光丁酉，而非乾隆丁酉。乾隆丁酉為乾隆四十二年，公曆一七七七年；道光丁酉為道光十七年，公元一八三七年。再下一丁酉，為光緒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九七年。高祖父下為曾祖飛熊公，字夢兆，曾祖下為祖父邦顏公，字選青。祖父下為父親師禹公，字漢英。父親屬龍，生於壬辰，光緒十八年，公元一八九二年。祖父去世於一九○四年，享年四十四歲。因而四代人中間相隔兩代，約為六十餘年才合理，不可能相隔一百二十年，所以永清公拔貢之年應為道光丁酉，不可能是乾隆丁酉。再有資料中鄧永清、鄧讚清均為克劭子，而鄧克昭無子。據幼年記憶，高祖永清公即為獨子，無兄弟。或係過繼於鄧克昭。或就是克昭之子。曾祖、祖父、父親均為獨子單傳，上承永清公過繼於鄧克昭一房，或就是克昭獨子，因而鄉間有五代單傳之說。幼年在家，不知家中是否有家譜？隻記得祠堂中掛有曆代宗親亡疏牌位大立軸，由始遷祖以下五代宗親、各代考妣名諱寫的十分清楚，隻是字小掛的高，看不清楚。平時祠堂院鎖著門，不能進去，隻有過年祭祖燒香時才開，燭火香煙繚繞，小孩沒有一一仔細看，沒有印象了。離開故鄉後，有一簡單亡疏折，記高祖以下各代考、妣名諱，“文化大革命”抄家時，也抄走，不知哪去了。因而資料沒有家譜核對，也不知這些資料從哪裏摘引的，隻能有疑待進一步追查研考了。隻是高祖父的名諱，藏在我記憶中。祖宅的院落樣子也藏在我的記憶中。而高祖父親的名字，高祖以上祖輩的著述，這都是大同韓府先生告訴我的，我哪能不萬分歡喜，萬分感激呢？這次八月間在北京開會，韓府先生還特地由大同趕到北京來看我，真是鄉裏情深，古風可敬。我雖漂泊江鄉海涯，但文獻資料中的根，思想記憶中的根，尚可尋尋覓覓了。陳巨鎖先生信中，記同宗鄉長的話道：“他母親是大同人……”閱之使人淚下。我生母是大同人，姓張。生了我們兄弟姊妹六人，可憐她過早地在一九三九年就去世了。一九九二年我有機會經過大同，特地到李懷角去看了看，當時文中寫到姥姥家。至於裏仁街，那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父親老年居住的地方，八十年代初，我在那裏過過幾個瀟灑的暑假，如今也將消失在曆史的長河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