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不是名人，卻要應中國名人叢書《我的青年時代》之約，寫一篇回憶自己青年時代的文章，想來是十分可笑的。不過又一想，“名人”也者，原是相對的，複雜的，有大有小，有好有壞，好名心盛的人，發誓說：不能留芳百世，也當遺臭萬年。實際老實說來，“留芳”和“遺臭”，也還都不容易。一輩子做好事固難，一輩子老做壞事也真不容易，而能壞事做絕，到遺臭萬年的程度，那就更是難上加難，甚至根本不可能。老天爺、玉皇大帝、上帝、真主以及橫掃的一切牛鬼蛇神，中國的、外國的，一切好、壞、大、小名人，說來也都是秋風落葉，過眼雲煙，換了一批又一批，誰還再去注意。“身後是非誰管得，滿街爭唱蔡中郎”。又道“千秋萬歲名，不如少年樂”、“把浮名換了些淺酌低唱”，這樣說來說去，所謂“名”者，實際也無關緊要，遠不如權與利實惠。或者搏點虛名，撈點實惠，但時至今日，寫幾本書稍獲微名，所得也可憐而有限。特殊貢獻，月值也不過百元，還不夠一般筵席上一個人的起碼消費水平，卻要上報國家批準。因而在今天社會的天平上，百克書生微名的法碼遠不如一克權的砝碼重了。不過隻有一點還有點興趣，就是“青年”二字，每個人都有青年時代，縱然老了，也還是有溫馨的回憶的。但又聯係到“我的”兩字，不免喟然長歎，忽然想到一句古詩，就是“少不如人今已老”。這樣“青年”二字也就和沒有出息連在一起，“溫馨”的回憶中不免要有更多的苦與酸的成分了。
二
我出生在二十年代中期，如以十七八歲算作青年時代開始的話，那時間應從四十年代前期算起，也就是半世紀之前吧。如以三十歲之前都算作青年時代，那結束就在五十年代前期了。生活地點是日偽統治時期淪陷區的北京、經過抗戰勝利後的北平，以及解放後的北京。人，總是生活在一定時間裏，存在於一定空間裏，被統治在某些政治勢力裏的。任何曆史時期的人都沒有例外，自然包括我在內。
有人說：二十世紀是個偉大的時代，這或者是對叱吒風雲，主宰別人命運的人說的，而對中國一般老百姓來說，恐怕就不那麼偉大，而是多災多難的痛苦時代了。就以我說吧，“七七事變”、北平淪陷，全家在日偽統治下過著苦難生活，簡單地說，從十二三歲起，就做了“亡國奴”。抗戰勝利，正在偽北大讀書，便是“偽學生”。物價飛漲，家園殘破，遍地烽火，第一個問題，就是吃飯。等到解放了，那我就又和“反動”結了不解之緣，作為反動派的殘渣餘孽，隻準老老實實，不準亂說亂動，因此我的青年時代，實際總是處在“二等公民”的地位，這樣說似乎過分，實際情況是這樣的，因為總有一批高你一等的人，你惹不起，隻好躲得遠遠的。加以自己生性又十分怯懦，胸無大誌，既無救國救民的雄心壯誌，也無光宗耀祖、出人頭地的自我要求，隻是沒有出息地活著而已。但是有一點：也想吃飯，也有情感，也懂趣味，也愛人生。說好了樂天知命，說壞了庸庸碌碌，與世浮沉。生長的大時代是那樣的、家庭條件是那樣的，個人的能力性格又是這樣的，這樣的青年時代，真是一無可說的了。記得二十歲左右，有一次父親漢英公罵我什麼也不愁，沒出息，諷刺我道：“唐朝有個白樂天，如今有個鄧樂天……”真是言猶在耳，痛何如之。父親已去世二十六年，自己一晃也步入老境，回憶前塵，還覺得“樂天”最為重要，客觀世界已給了你過多的苦難，自己如不再苦中作樂，樂觀一些，那在這樣的大時代中，還活得成嗎？不招事、不惹事，曲肱飲水而樂之，雖不能上希聖賢，活得樂觀一些總是心安理得的。自然免不了要對著豺狼虎豹鞠躬認罪，時時要受得住唾麵自幹，或打你左臉用右臉再迎上去，也必須走在路上隨時注意躲汽車，不要被撞死……總之，樂觀是樂觀，活著卻也是十分不易的。發了一大堆牢騷，也還感謝今天這樣的言論大環境；不然，雖是實話，也還要假說：臣罪當誅，天子聖明。為臣尚且如此，何況一個普通臭知識分子，更是不在話下了。但是隻發牢騷也不好，還是說點實在的吧。
三
從何說起呢？從高中時代和大學生活說起吧，凡有此經曆的人，對這段時期的回憶總是無限美好的，縱然是苦難時期也是有不少甜蜜的回憶的。回想當年，在那抗日戰爭烽火連天、血肉橫飛的年代，在那生活極端困難的歲月裏，有幸讀到高中，那是很不容易的。可以說是苦難中的幸運兒，原應該加倍努力，學好功課才對，可是道理容易懂，做起來就不那麼簡單了。也可以說是“知易行難”吧。因而每想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孫中山的“知難行易”以及“知易行難”三者，應都是因人而易的客觀存在。芸芸眾生，還不都是“知易行難”者。一般中學生，大都知道讀書用功好。大道理都懂。可是一花力氣、一遇困難，一有困擾，一有眼前誘惑……種種原因，這知道的大道理，就打折扣了。不免要懶、要拖，因而高中時代，我是一個沒什麼出息，隻憑興趣讀書的懶學生。
我上的中學，是一所私立中學，“七七事變”前以人多出名，淪陷時期規模小多了，高中每個年級三個班，兩班男生、一班女生。男生是按成績分班，我是初中直升高中，初中畢業時，曾參加過免費生考試，雖未考中前三名免費生，卻也被分配在成績好的那一班，一直讀到高三畢業。當時私立中學，大多都是師大係統畢業生辦的，這個中學是冀東籍師大畢業生大本營，與前師大校長李蒸氏關係密切，淪陷時期學校董事長是曾任過師大校長的鄧萃英氏，則是久住北京的福建人。私立學校辦學，有一套技巧。用成績好的班級給學校創聲譽，一般這個班級的教員都是師大附中的教師兼職的，畢業時大多能考上較好的大學。而另一班人數多百分之五十，則是為學校增加財政收入的。淪陷時期，物價一年比一年漲的快，到我高中畢業時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戰爭已爆發，物價更是不斷飛漲。學校於開學之初，學生交費後，便立即以所收全部學費買了糧食，如麵粉、小米等，以便保值，好按月維持教師最起碼的生活。
三年高中生活，哪間教室，哪個座位，周圍的同學，現在雖然已過了半個多世紀，但仍然是曆曆如在目前。每排六個人，我坐第三排，第二排正中兩個座位，一位是學校董事長的幼子鄧昌黎，後來輔仁物理係畢業留美作現代物理大師意大利人費米的學生，繼楊振寧氏之後，成為國際聞名的原子加速器專家。五十年代就已出名，後來回國曾受到當時國家領導人鄧小平的接見。與他同座位一位鮑姓同學，後來讀輔仁外文係，是英千裏氏高足。在北京中學裏教了一輩子英文，“十年浩劫”中，弄得幾乎送了命。當時他們二人是功課最好的，那時我內心中多麼羨慕他們呢。高三快要畢業時，我突然感到自己把不少光陰都浪費了，追悔不及。小青年的情緒是容易激動的，一天上午忽然曠課騎車到複興門外田野裏呆坐了幾個鍾頭，隻不過是發泄一下感情，並未真正覺悟，覺今是而昨非，憤發起來，不然大學中還是可以努力的。可是依然故我。
不知什麼原因，我從小學時，就習慣一個人瞎想，又小時在大人的壓力下，背熟不少古書古文，小學時就養成自己看書的習慣，歡喜自己看書而不愛聽講。在高中時，文科的課，如國文、史、地等，現在回想起來，似乎沒有聽老師講什麼。因為小學時，我已反複不知看了多少遍《三國演義》。至於《水滸》、《紅樓夢》等書都是在初中一二年級時看的。《聊齋》是在初三高中時看的，記得在“日記”中還寫著“無聊看《聊齋》乃醫無聊妙計”，被父親看到還稱許我寫的不錯。因而對國文教師照課文左講右講，很少注意聽過。而對史、地教師上課就抄筆記，大標題“一二三四”、小標題“1234”等，更感無聊。考試時隻要多讀讀課本就可以了，分數不會低。但是我從小學就喜歡作文，高中時，從高一下學期就給報刊寫稿子，所以作文更是騙分數的拿手戲。高中功課我對數學比較感興趣，而數學中對幾何更感興趣，而對三角函數始終不喜歡。我最遺憾的是對發音和樂感天賦太差，不但永遠聽不懂音樂唱不來歌，而且發音笨拙，外國話學不好，本國音也發不準，直到現在我對“春”字讀音也不清楚，自歎這方麵真是低能。
四
青年時代的生活，除學校外，更重要的是家庭，淪陷時期家中經濟極為困難，父親在偽稅務局做個小職員收入很可憐，家鄉在山裏，祖傳產業的經濟來源因戰爭而中斷，輾轉向親友借些錢，也十分有限。而家中母親、弟妹，七個人都要吃飯，這樣生活就極艱苦。但晚間在燈下一個寫字台上與父親麵對麵坐著，他看報看書，我做功課，夜夜如此，到九十點鍾時，收拾好書本筆記，放在書包中。然後用椅子搭鋪板睡覺。第二天一早拆鋪收拾好上學。江南話叫“早起夜搭鋪”。高中三年每天晚上都是這樣過的。最溫暖的天倫之樂，我想就是和父親共一盞讀書燈。寫字台擺在兩窗中間部位，牆上掛著一小方紫檀螺鈿框鏡子，是父親逛地攤買來的。“浩劫”之餘，這方小鏡子居然保存下來，放在我上海家中一個書架上，一直也未再掛，但我翻書之暇，偶然拿起它來照照，似乎照見半世紀前生活，感到無比親切。
我住的院子，卻是十分難得的一個讀書環境，是清末郵傳部尚書福州陳璧氏的房子，有很多林木，有很大的花園，有二百多間房子，我家租住他後院四五間房子。這所房子連花園名蘇園，在北京是很出名的。林琴南為它寫過《蘇園記》，收在《畏廬三集》中。陳宗蕃《燕都叢考》第三章中亦記雲：“東斜街之東，即西安門外南皇城根，亦名西皇城根，蘇版尚書築宅於是，園林甚廣。”（按陳璧，字玉蒼，號蘇版，是庚子前後的名人。）我有幸作為他後人的房客，在這所美麗的邸宅中住了十三四年，度過了我又甜又苦的青年時代，是很不容易的。我在所寫很多書中，都提到這所美麗的園林式住宅。一閉眼似乎就能聞到春花的芬芳，聽到冬夜的風嘯。住在他家後院兩間半西房連東房的鴛鴦房，一間廚房，小小的一個院子，麵對東牆下有一條泥地，種滿了牽藤引蔓的牽牛花，爬滿一牆，秋天種子自己落在根部泥土中，沒有人管，明年又是如此。夏秋之間，吃完晚飯，父親總愛搬把藤椅，坐在窗前院子裏，麵對滿牆綠葉和蔫了的花，喝茶乘涼。有時總愛吟“一架秋風扁豆花”這句詩，其實從未種過扁豆花，但那情調是一致的、極好的。父親是庚子前後在鄉下讀完“四書”、“五經”、開筆作文章，但科舉停了，他在光緒末年到了北京，進了求實中學，畢業後於民政部捐了一個員外郎，但不久辛亥革命，清朝亡了，他的官也白捐了。他年輕時靠著祖蔭家業，是大少爺出身，生活上的事自己都做不來。但舊學基礎好，有文學才華，且愛讀書，在當時吃棒子麵、混合麵的最艱苦的日子裏，也還忘不了在地攤上淘一本破書回來看看。一部《十八家詩鈔》，翻來翻去天天在手邊吟誦。我的青年時代就是在這窮苦的詠誦聲中成長的。沒有父親的愛撫與培育，又哪裏有我的青年時代呢？
青年時代更多美好的記憶是留在這座花園中的。我的家庭成員中，生母已於我少年時代去世，嫡母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大妹妹失學在家做飯洗衣，操持家務，二妹妹、弟弟上小學，小弟弟還未上學。十八歲時，我生過一場傷寒，半個月昏迷不醒，差點死了，多虧父親請來名醫孔伯華先生，救了我的一條命。但生活照顧卻是在老太太和大妹妹她們的慈愛、關懷下得到痊愈的。當時家中雖然窮苦，但親人的愛撫是無限的。人人都有過青年時代，但在亂離的戰爭年代裏，有多少人能享受家人團聚的幸福呢？我能在青年時代有這樣多的家庭溫暖，在這亂世中，是很幸福的了。
五
我從初中時代，就看了不少課外書籍，從少年時代就養成逛書攤、買破書、跑圖書館借書看的習慣，到青年時代更是如此，看的書多了，就羨慕作家、新聞記者等職業。就偷偷開始投稿了。先給一家很低級的娛樂性刊物寫了一篇短文，也記不清是否刊載，自己覺得這刊物名聲不好，便停止了。在開始上高二時，便給一家學生刊物寫短文，這個刊物名《吾友》。十六開十六頁，等於一張大報折起來。封麵套色上端橫印彩色楷書“吾友”二字，下麵三分之二即排第一篇時評之類的文章，留一部分排本期目錄。然後一篇綜合國際要聞的報導。接著一兩篇小說或散文。兩頁數學解題，一頁英漢對譯，印英文刊名。一頁日漢對譯，印日文刊名。封底三分之一頁印廣告。上麵三分之一版印“一分鍾小說”。我專給這個版麵寫短稿，有時寫篇短小說，但最早發的是兩篇短文，題目是《山和河》、《“國畫”》，前者是一篇寫故鄉河水、山色的風景散文，後者則是一篇雜文，因為北京當時到處牆上有人亂畫王八。如某處牆角不讓人隨意小便，便畫個“王八”，邊上寫上“小便者是此物”等等，我正看魯迅雜文，說“他媽的”是“國罵”，這樣我忽然想到此物，而有些畫家又開畫展，這樣便拉拉雜雜寫了這樣一篇短文。因我是山西人，學校同學取笑我，外號叫“小老西”，當時又愛老舍、老向的小說、雜文等，便署筆名為“老西”，實際當時隻虛齡十七歲。這樣開始了我的寫稿生涯，雖然後來時寫時輟，一直未成個氣候，但開始從事這沒出息的一行卻是很早的。足足五十多年前的事了。記得第一次從陳家大院門房老雷手中接過牛皮紙的贈刊郵封，真感到神氣極了，但又不好意思，把封套拿到花園無人的地方拆開，看了刊物，看了印出的自己的文章，又反複看封套，反麵還印著刊物的介紹，真不知看了多少遍……這樣我成了該刊一位作者。翌年春天，我還被邀請參加了他們的遊園會，在頤和園玩了一天，約有二十來人，自然我是最小的，穿著一身破灰布中學生製服，其他人也都是青年，不過大都是大學生或已畢業的。當時燕京大學尚未封門，有兩位燕大的；有兩位偽師大的；有一位和我同時給該刊寫稿的中學同學，不在一個班，記得筆名叫“範凡”，他也參加了，好像他家經濟條件較好，參加遊園時，已脫去學生製服，儼然大學生穿著瀟灑的麂皮衫之類的上裝了。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活動，雖穿破學生裝，卻無羞澀之感，到了園裏，先在茶座上吃點心坐談，花色西點及咖哩餃之類的甜鹹食品，堆了幾大盤。平時家中小米飯、片兒湯、窩窩頭苦慣了，看見這樣美點，自然食欲大開，吃了一塊又一塊，飽餐一頓。然後逛園，乘船去龍王廟，大家坐在台階上，臨時出節目，進行當中，有一人出對子上聯：“三星白蘭地”，大家對不出，另一人忽對道：“五月黃梅天。”眾人稱讚不已，我回來告訴父親，父親說那是一副成對，我聽了才慢慢明白，原來是蒙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