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代，五百多年中，全國青年人，包括世家子弟和窮鄉僻壤的貧苦人家孩子，最好的出路，就是讀書科舉，如能連登三甲，自能改換門庭；即使考中舉人，也一舉成名天下知，在府縣中也出人頭地；最不濟，府試榜上有名，進個學成為秀才，也是一頂儒冠，鄉裏稱老明經，受到人的尊敬。因此五百年中，在社會上形成十分深厚的觀念，就極為重視科名，仰慕科名。清末廢科舉，一下子鄉下秀才不值錢了，因為不能再去考舉人、中進士，做官發財，飛黃騰達了。小時在鄉下，母親教兒歌道：“秀才無能幹，頭上戴個黃銅蛋（指清代最低的銅頂子）。靈前叫了好幾聲，賺了半碗大米飯（指鄉間大戶人家辦喪事，請舉人或進士來點主，請四名秀才站在供桌兩旁作讚禮先生。高叫‘獻爵、拜、興……詩歌《蓼莪》之首章’等等）。”
近“五四”時，魯迅先生《阿Q正傳》中，把趙舉人寫得很壞，這樣在社會上，青年心目中，不但看不起秀才，連舉人、進士也同樣看得不重要，科舉的光榮，一落千丈了。到解放後，講階級鬥爭，鄉間及小城鎮什麼秀才、舉人、進士等等舊家，更是都和封建地主連在一起，不少都是鎮壓的對象，能夠活命已不易，誰還再敢說祖宗科第之榮呢？因而一些早年背叛家庭，參加革命的青年，後來做了高級幹部，也最怕別人說他祖上的科名，這是最犯忌的。今天的小青年，已經不大理解二三十年代直到六七十年代半個多世紀的社會心態了。但是在過去卻非如此。周遐壽老人在《王府莊》一文中引其外祖魯希曾寫信給其祖父周介學賀其子入泮雲：
弟有三嬌，從此無白衣之客；君惟一愛，居然繼黃卷之兒……
後麵解釋說，他的舅舅，都是秀才，三個女婿，兩個已進學。“這次伯宜公（魯迅、周作人父親）也進了學，所以信裏那麼地說，顯出讀書人看重科名的口氣，在現今看來覺得很有點可笑了。”但在新派人物當中，寫文章說“有點可笑”，內心如何想呢？客觀對待曆史又如何認識呢？這卻是另一個問題。《胡適的日記》民國十一年八月十一日記道：
演講後，去看啟明，久談，在他家吃飯；飯後，豫才回來，又久談。周氏兄弟最可愛，他們的天才都很高……啟明說，他的祖父是一個翰林……豫才曾考一次，啟明考三次，皆不曾中秀才。可怪！
胡適之先生言下之意，對魯迅、周作人考不上秀才，不勝惋惜。因為在當年，考不上秀才，就是進不了學，連個儒林都不是，即隻是童生。在鄉間都不能叫讀書人。連魯迅和周作人在重科名的時代，都不能叫“讀書人”，豈不“可怪”乎？
寫《潘家曲子》文，說到蘇州“貴潘”的氏族興旺，科第鼎盛，說到《潘氏科名草》一書，在介紹這套很少人提到的有關潘氏氏族科名專書之前，先借新文化名人與科名的關係，作個引子，就能引起讀者的興趣，也可使新文化與舊科名接上榫子了。
《潘氏科名草》一書，是把潘氏宗族中，府試進學成秀才的八股文卷子，鄉試中舉人的八股文卷子，會試中進士的八股文卷子，鄉會試卷子，都加印試帖詩。但鄉、會試均三場，頭場八股文、試帖詩，二場五經，三場策論。會試第一榜榜上有名，名貢士，還要殿試，金殿對策，但這些卷子都無關係，都不印入。隻印八股文和試帖詩。府試考秀才隻作一篇或兩篇小題。鄉試、會試均作三篇。上卷專收秀才的入學試卷，共一百五十三篇八股文，一百零九人進學成秀才。下卷收鄉試舉人、舉人副榜、優貢及會試進士的八股文、試帖詩試卷，共一百五十六題。其中鄉試中舉及副榜、優貢共三十一人。會試中進士八人。此書會試收到光緒十二年丙戌潘尚誌中三甲一百九十五名進士。鄉試光緒二年丙子順天潘誌俊、潘誌寀同時中舉，五年己卯江南潘誌穎，八年壬午順天潘誌裘，十一年乙酉潘尚誌，連續四科，潘家中了五名舉人。書前有英和的序、阮元的序。英和是正白旗人，乾隆五十八年進士，少年時差一點作了和珅的女婿，道光時官至戶部尚書、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後因督東陵寶華峪工程不堅，革職戍黑龍江，後釋回，是四大名旦程硯秋的先人。所寫序款署“道光戊戌四月”，是道光十八年。阮元揚州人，乾隆五十一年進士，官至總督，大學士，享高壽，重宴鹿鳴。寫序時也是道光十八年。潘氏最出風頭的是潘世恩，乾隆五十八年中了狀元，和英和是同年，阮元比他早，是翰苑前輩。潘世恩字芝軒，號槐堂。潘世恩也官至大學士，軍機大臣，太子太傅。地位比英和還高。英和序中一開始就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