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說到北京和上海的曆史民俗，有兩個十分重要、必須在思維中首先明確、時時要注意到的問題——它們常常被人們忽略掉，年輕朋友沒有經過，忽略掉還情有可原，而一些年紀較大，甚至高齡的學人，也常常忽略掉，給年輕讀者造成錯覺。一是上海三十年代租界地的政治特殊性，中國政府管不了，不少新文學作家的作品，都是在這種特殊環境中產生的，或在這種環境中出版的書刊上刊載的……近見不少老輩學人回憶三十年代上海各出版刊物的文章，似乎很少說到此點。——不過這與本文關係不大，可不去管他。那麼北京是什麼問題呢？首先現在人們常說的“北京人”，幾十年的戶口凍結，似乎忘記了人是活動的，是應該有居住自由的，似乎“北京人”是固定的動物，大似千年鬆、萬年柏了。其實北京在“七七事變”前，又有幾個是“北京人”呢？我上初一時，同座位小孩叫鄭風胡，住屯絹胡同，是鄭孝胥弟弟鄭孝檉的孫子；前麵小同學是蘇州大儒巷潘家的兒子，住口袋胡同；另一小同學是吳興周家小孩，住興隆街……班上四十多個小學生，廣東的、山西的、山東的、冀東的，幾乎沒有一個是北京人。當時管北京人叫“本京人”，另外還有的叫“旗人”。同學中有一個姓“沈”的，是“外館沈家”子弟，這才是真正北京人。
在曆史上似乎是沒有“北京人”這一概念的。天子腳下，五方雜處，哪一省人都有，哪裏有“北京人”呢？“南方人”、“老西”、“本京人”……這都是常叫的，還有“旗人”，這在清朝是特殊的，三十年代還常叫，但常常前頭加個“窮”字，沒有威風了。再有“直隸人”，即河北省人，現在沒有人叫了。這包括北京周圍郊縣的人。這裏有一點，現在人也很少注意到，即北京城裏人和郊區人，用現在話說，即反差非常大。或者也可以說是差距非常大。這一點，明、清兩代直至北洋政府、政府南遷後，一直沒有什麼改變。如說江南文化經濟是麵上的繁華，那北京城的曆史民俗、繁華文化隻是城圈裏，甚至可以說是“宣南”的。“一進彰儀門，銀子碰倒人”，就是滿眼繁華；一出城，就是“吟鞭東指即天涯”、“雞聲茅店月”了……城牆內外差別就這麼大，談北京曆史風俗，這點必須注意到。細說甚繁，隻舉一例，北京城內那麼多學校，而郊區來讀書的並不多，大中小學，來讀書的，更多的是城裏人、南方人、外省人。郊區最多的是勞動人民。當時的女傭，俗名“老媽子”，最多是三河縣人、順義人、京郊人，而且在宅門幫工多少年，手頭也攢了不少錢，而打扮永遠是鄉下裝束，大腳小腳，一年四季，都綁腿帶，連散腳褲都很少穿；一律梳頭，沒有剪發的……和太太小姐一看就能分出來，和現在安徽、四川的穿牛仔褲、T恤衫的打工妹迥不相同。再有明、清兩朝大量的太監，大都是北京附近定興、寶坻等縣的人。清代吃衙門飯的，即書吏，大多是江、浙籍幾代住在北京的後裔北京人，但自稱仍說是“南方人”。而做衙役、跟官等除南方人的後代外，多保定人、天津人，都經多見廣，能說會道，所謂“京油子、衛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
北京人尖酸溜滑，欺軟怕硬，都是這些人流傳下來的。北京又是政治中心，政權、軍權集中的所在，這種勢力與權勢結合起來，是最容易形成欺壓善良百姓的惡勢力。直到今天，並未斷種。三是北京曆史民俗中的社會層次，分得十分清楚。這是客觀上文化、經濟、地位等方麵自覺形成的，自動遵守的，並沒有誰人為地限製他。舉個最簡單的例子。胡適之先生的汽車司機開車送他到中山公園來今雨軒，這司機絕不會在沒有胡先生的吩咐下，他也鎖上車門到茶座上坐坐。司機賺錢與小學教師差不多，甚至闊人司機要多得多，權也大得很，但他不會帶孩子老婆到來今雨軒坐茶座、吃西餐，請他去他也不去，他自覺是傭人，另有他去的地方……現在人很少談舊時代妓女，而當時妓女等級區別也十分嚴格。班子裏的姑娘（紅花）、娘姨（綠葉）可以成名，成為名花名葉，結交名人權貴，一旦從良嫁人，馬上變成某太太……而三等妓院，則是接待勞動人民的，真是人間地獄。曹禺《日出》所描寫的翠喜、小東西等等，正是二三等的下等妓女。文化層次、結交對象、生活作風其間差距甚大，現在一般人是很難想象的。要理解，可以，要閱讀大量書籍，如《吳虞日記》，便是很好的資料。當年他在北大做教授，月薪二百六十元，逛胡同捧花憶情、嬌玉等姑娘，要接嬌玉從良，用兩千元身價。木刻印五十本《贈嬌玉詩》送人，連刻字帶印刷用四十餘元。當時這些老先生都以這些事風流自賞，並不回避。連胡適之先生也免不了。《胡適日記手稿》民國廿年四月五日記雲：
前昨兩夜，與王叔魯、周作民、羅鈞任、陳博生諸人吃飯。他們鬧酒、勸我喝酒，因席上有幾位婦人幫他們勸，我勉強喝了幾杯花雕，前夜喝七杯，昨夜喝五杯……兩次喝酒，便複發病，此次破戒，竟得酒害確證，可以使我堅守酒戒了。
王叔魯即王克敏，周作民是金城銀行總經理，又是北大經濟係教授……“婦人”是誰，班子裏叫的條子，即妓女，即所謂吃花酒，王克敏某房姨太太娶的是名妓“小麼鳳”，是王揖唐姨太太養女，二王是“丈人”、“女婿”的關係，在舊時官場中是十分著名的。這些人言談風度，現在人亦很難想象，但決不像現在電視劇那些演員憑想象演的那樣粗俗，不然怎麼能勸得戒了酒的胡先生又破戒喝酒呢？——我倒不是故意暴露胡校長的小節，實在是想見胡先生隨和的神態，正好作為談北京曆史民俗的實例，說明社會的等級差異，與現在時代隔閡甚大，要理解是很不容易的。但不能憑主觀去想當然，因為那太離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