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晉國忠義之士介子推，曆來受到山西人的推崇，特別是介休縣、翼城縣及緊依介休綿山的沁源縣一些鄉村，介神崇拜盛行。這種崇拜也向各地傳播。此廟的意義就在於為我們提供了一種介子推崇拜傳播、變遷及自然神人格化的信息。至於介子推事跡，馮師俊傑先生在其《沁源縣澗崖底村介子推祠及其劇場》一文中有詳盡考述，在此不贅。
三、地區神靈附會於全國性信仰
晉陽於五代以前在全國有著重要地位與影響，“太山石敢當”的傳說即其一例。前文提到的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原邑太山寺新建樂樓碑記》載：“有山民石敢當，以勇略顯於北漢之際，而山益有名。”此“石敢當”正史載為“石敢”，《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均有記載：後唐明宗李嗣源（926—933）時，後漢高祖劉知遠在北京留守後晉高祖石敬瑭（936—941）麾下作牙門都校，石敢為其手下禦士，因協助劉知遠護衛石敬瑭力戰而死。當地人認為“太山石敢當”之習俗就起於對太山出身的石敢的崇拜，此碑“而山亦有名”即指此。但“石敢當”最早見於記載的是西漢史遊撰《急就篇》：“衛有石（石昔）、石買、石惡；鄭有石癸、石楚、石製，皆為石氏。周有石速，齊有石之紛如其後亦以命族，敢當，言所向無敵也。”南宋王象之《輿地碑記目》提到北宋慶曆年間，有莆田縣宰張緯得一石，上刻銘文曰：“石敢當鎮百鬼，壓災殃，官吏福，百姓康，風教盛，禮樂昌。”為唐大曆五年（770）縣令鄭和字記。可見“石敢當”信仰的形成早於五代，以書“石敢當”之石鎮邪的風俗最晚在唐代已經形成。元陶宗儀《說郛》載：“餘因吳民之廬舍衢陌直衝，必設石人或植石片題鐫曰‘石敢當’，以寓壓禳之旨亦有本也。”證明最晚在元時，此風已普及於民間，但未提到與太山石敢有關。明時徐《徐氏筆精》則明確提到“石敢當”習俗與石敢的關係：“石敢當生平逢凶化吉，禦侮防危，故後人凡橋梁路衝要之處，必以石刻其形，書其姓字，以悍民居，或贈以詩曰‘甲胄當年一武臣，鎮安天下護居民……’”不過以上記載都未提到石敢的籍貫，碑記可補此闕。
“石敢當”之俗非起於對太山石敢的紀念、崇拜，但後世將太山石敢附會於早已存在的“石敢當”之信仰，這也符合中國人在神靈信仰上的特點。太山寺所奉神靈有佛教神係的釋迦牟尼佛、觀音菩薩、文殊菩薩、普賢菩薩等；道教神係昊天上帝、玉皇；民俗神係的龍神，還有“皇姑”。其中“皇姑”傳說為北漢（951—979）宗室之女，因少主繼恩被害而遁入空門，“於至祐之年，皇姑靜息於北巔之洞，及今芳聲不圬”。據《新五代史》載，北漢繼恩繼位不久，即被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而殺。
明代本為佛教寺院的太山寺，明末時佛教開始衰弱，嘉靖年間杜廷玉、牛伏銳等“強梁”霸占寺產的事件即是其信號。按理，民間“強梁”以欺壓弱者為能事，但很少敢於欺神者，此時發生眾人侵占寺產之事，顯示出佛教威勢在民間的動搖。
明嘉靖碑對寺廟即有“龍泉寺”的稱呼，但萬曆碑均稱太山寺。到清乾隆時，不但道教神玉皇進駐，龍神的地位也再次凸顯。乾隆五十年（1785）碑之名稱為《太山龍泉寺增修正殿旁兩翼洞記》，乾隆五十一年《施舍約碣》稱太山寺為“龍泉寺”，“龍泉”再次成為太山寺第一位的功能。乾隆五十七年，知縣羅錫純在太山寺的龍泉取水祈雨成功，為紀念這件事，羅親自撰文立碑：“遂迎龍神妥侑於太山廟。廟在治西十餘裏，溯彼故者，或以其出雲降雨，故邑人作廟以祀之，未可知也”。道光《太原縣誌》卷三有如下記載：“龍泉寺，在縣西十裏太山之麓，唐景雲元年（710）建，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重修。寺後有皇姑洞”。到這時，隻稱“龍泉寺”，龍神已占據絕對地位。
佛教衰退，道神進駐，龍神凸顯，使太山寺走向世俗化。
第四節 劇場及戲曲演出活動
一、白龍廟劇場
白龍廟最早記載樂樓的是清鹹豐七年（1857）《重修大萬山白龍祠碑記》：“至於坼蓋樂樓，增修戲房，或加或減，半因半創。”“坼蓋”在當地方言中是翻蓋的意思，約相當於落架大修。說明樂樓之設，到這時已有相當時日。不過乾隆二十三年（1758）《重修靈淵侯新建廊坊碑記》記述了廟裏的具體建築，卻沒有提到建有樂樓，此後道光六年（1826）有過重修活動，樂樓當建於這次。鹹豐七年還增設了戲房，說明到這時演戲已很受重視，劇場設施已趨於完備。如前文所言，清雍正以前，嵐縣未能像太原府的其他大部分縣一樣，開始普及劇場，因此，白龍廟劇場在太原府屬西部一州二縣具有代表性。
光緒三十四年（1908）《重修碑記》提到：“木泥、工資、石□，凡繪畫材料、食用庶支，總計其數，不似戲價、酒席之過於費也。”還言“以後貪婪者戒其染指，曖昧者不容尚得。如有蒙混，清查帳底”。說明戲價較高，請的是好戲班，但也有操辦者借機貪戲款、亂吃喝的情況。
民國十七年（1928），山西尚稱安定，基於“山門、茶房、樂樓等亦皆局勢卑陋，必重新改造，期臻廣大而後可”的認識，對白龍廟“仍舊者重新，改作者興造”，工程告竣後，“開光獻戲”以賀。民國二十二年（1933）重修時，樂樓是改建的亮點：又以每屆酬神獻戲之祭，獻牲答願者比肩接踵，年多一年，而廟院褊狹，極形擁擠。僉謂此次重修，非擴充廟場不為工。然而院褊狹乃地勢所限，欲擴充之，必以人力補天工，非臨空起築，地基烏足以言擴充哉！乃於癸酉（案：民國二十二年，1933）暮春壘石為基，創築石窯三眼，以為樂樓地基。而將舊樂樓之基充作院心，於是新建樂樓，規模宏壯。院心開放，明堂豁然，則此後之酬神達願者，當不至如往昔之擁擠也。又鍾鼓二樓，亦因樂樓坐後，重新改造，複以舊日山門卑小，賓主不符，去舊建新以壯觀瞻。最後這次修建的樂樓及鍾鼓樓後來均被日軍燒毀，到20世紀90年代，碑文中提到的“以為樂樓地基”、實際用作戲房的窯洞尚存。
二、石鼓祠劇場
石鼓祠戲台始建於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到二十五年間，現存者為清同治時重建。現存建築梁上題“時大清同治四年（1865）五月初四日吉時扶梁”，可作為其斷代依據。據看廟人常英明介紹，山門原設在戲台下，為山門舞樓，因過道狹窄擠死過人，重修時將過道堵上另設山門。戲台為懸山頂三間，通麵闊8.73米，其中明間3.75米；通進深6.14米，其中後台2.1米；柱高2.8米。琉璃瓦脊，筒瓦。正脊為琉璃瓦（已褪色），兩端鴟吻基本完好，鴟尾向外卷曲，尾下裏外雙龍頭。中部置雙向天馬式獸頭（或龍頭），隔以獅馱大龍頭。兩山設磚製博風板，磚雕懸魚。磚砌山牆及後簷牆均走閃開裂，裂縫由上肩達於下肩。
此戲台特殊之處在於，兩山麵前隅專設前、中兩石柱，後一木柱，三柱承長達3.22米的挑簷石，以此使懸山頂戲台成三麵觀。而前簷木構部分兩端則與挑簷石及其上磚砌山麵相對獨立，另設前簷角柱專承。致兩山麵前隅柱網密集，加上後來所加鋪柱，每隅竟達七根，難稱雅觀。前簷柱為圓石柱，明間移柱造，平柱素平礎，角柱鼓礅礎。台基前沿階條石上有卯痕，說明原設有護欄。明間大額寬厚，次間則施兩道幾乎同尺徑的額枋，額間以刻花牙子飾倒蝠圖案之木墩相隔。三間額上通置平板枋。柱頭與額之交結處置龍頭護朽。明間掛較大透雕雀替，兩雲龍龍頭相對作戲珠狀。鬥栱共七，柱頭科以外平身科每間一。單翹三踩，梁頭伸出斜劈附加一木雕塊，平身科襯頭木刻作大象頭。梁架為五架梁上以柁墩承平梁，平梁上以脊爪柱、角背、叉手承脊桁。後金柱設在脊桁、後簷桁水平距中點，但不在金桁下。前後台斷就設在後金柱間，兩次間外端向前折，整體略呈凹麵。前簷四柱石刻兩幅楹聯。平柱聯：“上下數千年史書偌大壇場演就，新舊幾百章樂譜等時歌舞盡之。”並在聯上下分別刻倒蝠與壽字圖案，寓意“福壽”；角柱聯：“名利交迫扮幾場爭奪情形如覓蠅頭如居蝸角，善惡兩分寫一本彰痹榜樣儼搜魯史傲之譜毛詩。”上下飾以荷、蓮葉。栱墊板均透雕圖案，有象征多子多福的西瓜葡萄盤、葡萄石榴盤，有草龍、草鳳，還有人物。
今在舊戲台前接建寬闊水泥舞台，舊戲台整體上成為後台，既適應了當今演劇需要，又保存保護了舊戲台。
戲台栱墊板有兩幅人物木雕。東一幅可辨認為《存孝打虎》。身體肥壯圓滾如嬰兒的李存孝，正痛打眼神哀怨的老虎。身後豎叉，頭頂飛鳥，既誇張又充滿情趣。西一幅則為同形象人物讀書，應該也是李存孝。後一幅圖上情景並無出處，大概鄉人為表達李存孝文武雙全之意，附會而作。李存孝事跡，舊、新《五代史》均有記載，本名安敬思，代州飛狐人。李克用，即“太祖掠地代北得之，給事帳中，賜姓名，以為子，常從為騎將”。後領兵為後唐東征西伐，屢立戰功。“存孝猿臂善射，身披重鎧，橐弓坐矟，手舞鐵撾，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後因不堪被人讒言構陷，叛唐。被李克用降服後，在太原“車裂之以徇”。關漢卿作《鄧夫人哭存孝》雜劇，即寫其受誣陷而遭車裂的故事。正史所載李存孝事跡，未見打虎情節。元代無名氏作雜劇《雁門關存孝打虎》，演義李存孝在雁門關牧羊打虎。李存孝毫無畏懼地將掠食其羊的老虎打得“血鼻凹撲碌碌連打十餘下，死屍骸骨魯魯滾到四五番，恨不得莽拳頭打挫牙關”。由此被李克用發現收為義子。“存孝打虎”戲曲元、明、清都在搬演流傳，地方戲京劇有《飛虎山》（一名《十三太保》），川劇有《飛虎崗》，滇劇有《打虎收孝》，漢劇、湘劇、秦腔均有《飛虎山》。無獨有偶，山西陵川縣禮義鎮崔府君廟東門上，也有一件李存孝打虎的戲曲木雕。傅山在一篇描述陽曲縣正月十五鬧紅火的雜記中也提到：“渾村煙火之勝，火樹作城，流星衝霄，炮打襄陽震天震地。二龍戲珠，九龍取水，李存孝打虎，鍋子火大於寧化藩強半……”可見李存孝打虎故事在山西民間以各種形式的流傳。
石鼓祠明清時期演劇情況，可從其碑刻及舞台題記中找到些線索。從現存碑刻看，明成化時即有很熱鬧的祭賽活動。正德時寒食節“萬民鹹來祈賽”。未提及歌舞或演劇活動，但略可知祭賽之隆重。又，如文前所述，明弘治十七年（1504）時即在問事廳前砌階為台，實質上就是露台。
清康乾時期是“花雅之爭”，地方戲勃興之時，也是戲曲在民間更加普及的時期。石鼓祠和太原府的許多地方一樣，正是在此時（案：康熙二十四年，1685）興建樂樓。至遲在此後無疑有了演劇的活動。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至五十三年間對祠廟建築修繕時，對樂樓也進行了整修。另外，還新建“前廈一座”，即問事廳前抱廈。今存者為卷棚歇山頂。此廈的建設使祭祀活動時專門享神的歌舞折子戲也有了場所。此次還新建了戲房，演出條件進一步優化。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碑提到“增修古廟賴募化以成功，刊碑勒石著姓名以旌善而功，成善旌之，後複獻戲奪彩，新添石獅”。正式提到“獻戲”活動。這期間祭賽仍很熱鬧，“每歲清明節後六日，鄉民祭報，遠近絡繹”。
“榮升班”又稱“雲生班”，嘉慶年間由祁縣人嶽彩光創辦，是中路梆子最早、也是著名的班社，分大雲生與小雲生二班。該班存在到鹹同時期。“寶和班”，即保和班，前後辦過二保和與三保和兩班。光緒三年（1877）榆次流村崔玉峰創辦，為娃娃班，因大旱僅兩年即告解散。後於光緒八年（1882）和二十三年（1897），由原保和班藝人恢複，前後活動二十餘年。是當時晉中地區首屈一指的晉劇科班，弟子遍及太原府各縣戲班，有“無班不保和”之譽。著名藝人核桃紅、順腿流、玻璃翠、什貼紅、八斤紅、內道旦、雲蠻旦、二蠻旦等都參與過該班，楊青則是其著名樂師與班主。這些題記說明清朝末年的石鼓祠：一是演劇活動隆重，甚至要請山西當時最有名的戲班去演出；二是地處晉北的崞縣還比較流行中路梆子；三是演出時間確實集中在清明節。題記中年月日時間明確者都在清明節期間；四是從上列第4條題記看，有時戲曲班社也會與當地“會首”發生糾紛。
到民國年間，清明節時，“會是日也，香花梵吹，供果禮樂，凡聖雲集，甲於晉北”。
解放初期仍有大的演出活動。舞台題記有一條為“一九五三年二月廿三日，山西孝義七保生留下。牛頭黑”。牛頭黑也是民國到解放初期著名晉劇演員，原名王培玉，牛頭黑是其藝名。曾在吉梨園、同梨園等名班任花臉，以扮相威武、嗓音洪亮、身段帥氣贏得讚譽。現在，每年清明節石鼓祠都要趕廟會，屆時仍以老傳統由張家莊、東下莊二村合力組織，附近各地甚至內蒙古、陝西等省都有人來參加。廟會時間為五天，清明前後各加一天。唱戲則為四天，從清明節開始。為神獻戲總是“大戲”，隻要有條件，就要從太原請大戲班。“二人台”等小戲則不用來敬神。傳統上第一天開戲一般演《打金枝》。鬧紅火則有秧歌、撓杠、鑼鼓等，同時還要進行物資交流。
三、太山寺劇場
太山寺的清建樂樓今已不存，但其台基保留了下來。樂樓為山門舞樓。基座當心設石券拱形門洞，筆者2010年2月6日考察時門額紙書“長壽門”。門兩側為栱券窗。門洞兩側壁設門可入側室。門洞北側因地勢高設台階進入。基座上之樂樓，道光《太原縣誌》卷首《太山圖》繪為卷棚頂，後簷牆當心上部開半圓形窗，台沿設護欄。現存為2009年按原樣、原規格重建。前簷六柱五間，後金柱二。通麵闊10.14米，其中明間4.8米，次間0.95米，梢間1.72米，明間距離大於次、梢間，但沒有移柱；通進深6.6米，前後斷設在後金柱間，後金柱與前簷柱距離，即前台進深4米。樂樓四周在台沿設護欄，左、右、後簷形成寬0.47米的回廊。樂樓到寺之下院山門南北距離為14.9米，東至崖沿，西抵山底，其裏外院隔牆長24.7米，此空場為觀眾看戲之所。
太山寺樂樓的建築形製為學界所稱的“三麵觀”，但次間、梢間柱網密集，不利側觀。以筆者了解，太原地區演戲時，一般將明間以外的次梢間和兩側麵無牆部分搭掛幕布，安設文武場。側麵不砌牆的部分，大概主要為文武場和其他人員上下台方便，而非為“觀”。有學者分析側觀者要“吃柱子”的情況也就隨之不存在。因之，此類樂樓與其稱之為“三麵觀”，不如稱之為“三開口”更為合適。不過這種情況可能發生在晚清時期，中路梆子是在同治間上下聚梨園改革時，才將文、武場分置左右。此前的此類戲台在太原府是否“三麵觀”，有待進一步考證。
太山寺之祀神演劇，在修建樂樓之前已經存在，係臨時搭台提供場所。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樂樓始建。現存碑有兩通詳記興建緣由、過程及其規製。乾隆五十九年知縣羅錫純親自撰寫《原邑太山寺謝雨並建樂台碑記》，碑文雲：
乾隆五十有七年，自春徂夏，曆時不雨，餘率邑人士按董子遺書修其法，以祈於神，且詣龍泉取水以導焉。四月二十五日，大雨滂沱。邑人士走相賀曰：龍之為靈昭昭也，可無以薦馨香答貺也？遂迎龍神妥侑於太山廟。廟在治西十餘裏，溯彼故者，或以其出雲降雨，故邑人作廟以祀之，未可知也。既以妥神於內，因演劇以謝焉。今歲複旱，祈禱如初複驗，邑人士遂（醵）金謀築台以垂遠久。經始於癸醜（案：乾隆五十八年，1793）三月二十八日，以今年七月二十日畢。平台高一十二尺，廣三十六尺。為工一千九百二十，費銀六百五十兩有奇。
也是在乾隆五十九年，由朱穎撰寫的《原邑太山寺新建樂樓碑記》，以相似的語氣再予記述，提供了更多的細節：
距寺東數十步為龍神祠。祠前有方潭，深廣不盈丈，而清冷黕黯，如有神龍窟宅其中。邑人祈請雨澤，往往有驗。歲壬子夏四月，時頗苦旱。邑侯羅公聞其神，率諸紳士步行虔禱，越日而甘霖大沛。公敬獻榜額，複捐俸演劇，以酬神惠顧。此地舊無樂樓，一切結構材物皆臨時猝辦，搬運殊艱。公誌於是，崔君大觀等募金購材以營其事。經始於癸醜三月廿八，落成於甲寅（案：乾隆五十九年）七月二十。計高一丈二尺，廣三丈六尺。土木繪畫之工一千九百二十，糜金錢六百五十兩有奇。是役也，邑侯羅公表率之，城鄉之眾經理之，而運籌斡旋則崔君之勞為尤多。……嗣後累加修飾，規製亦略備矣，而樂樓獨缺，殊欠完美。今建此樓，不特為形勝補其闕，且足為諸神著其靈也。
以上兩段引文為我們提供了太山寺劇場建設的重要信息：
一是在固定劇場建成以前，要建立臨時劇場演劇，知縣羅錫純“捐俸演劇”，就是在這種臨時搭建的場所進行的。碑文明確提到“一切結構材物皆臨時猝辦，搬運殊艱”。按理，這是許多神廟建立固定劇場前有過的選擇，可惜很難留下記載，因此這條資料彌足珍貴。
二是留下了具體的樂樓空間數據，經換算核對，其廣三丈六尺，合今12米，與現存台基寬度基本一致，其高一丈二尺，合今4米，也是現存台基南側的高度，可見此次建成後沒有再作大的改動。乾隆時期即建有如此高大崇峻之樂樓，不會僅僅是應戲曲演出規模擴大之需要，而主要是官僚幹預下求奢華的結果。
三是記載了建樂樓“費銀六百五十兩有奇”，這在當時是很大的一筆錢，超過了同時期同地區其他地方很多，如建於乾隆五十一年（1786）、也屬於太原府的太穀縣中鹹陽村的聖果寺樂樓，花費為“三百餘金”，不到太山寺樂樓的一半。
倡議修建樂樓並帶頭捐款的是知縣，他相信祈求龍神可以致雨，並認為應該演戲以謝神，還捐俸演劇。賜進士出身、原任廣東文昌縣知縣、署陽江縣事的邑人朱穎也認為：“今建此樓，不特為形勝補其闕，且足為諸神著其靈也。”官僚階層對宗教和戲曲的這些認識，正是推動固定劇場最後實現的觀念基礎。羅錫純與朱穎的特殊身份，使我們對戲曲在清乾隆時期的普及程度，對官僚士大夫階層於戲曲非但接受、而且推崇的狀況有了更深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