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豐五年（1082），州牧康公率官紳帶頭祈雨：
乃飭車從徒，命巫祝□□齋戒就道。粵四月甲子，旌旗啟行。赤日麗空，炎風扇野。公憫雨誠至徹，蓋而前將事之名，盛服臨閱，肥牲旨酒，旅肴庶羞，□陳祝幣鹹在。天雞初唱，啟明將升。公袍笏植庭，為民請命，登降有數，酌拜唯恭，盛禮精誠，潛通默格：“嶽神贔屭，玉虯蜿蟺，□精湊從，來享奠獻。”
可謂虔誠隆重。想象中的諸神立刻行動起來，“鉦鼙告旋，群靈奏功，不數而速。雨師倡命，風伯趣行，陰雨族興，陽光匿曜，歸從萬趾，濯乎□風”，“既而雷鼓宣威，電曜發隱，風妖魅厲，礫四清，膏澤祥霖，翼日沾渥”。祈雨成功後，回報白龍神：一是上奏天子為神乞得“靈淵侯”封號，二是重修廟宇，易其像，廣其宮，責專人奉祠。
元代至正二十八年（1368），本州鎮禦奉訓大夫同僉將作院事兼達魯花赤伯不花、太中大夫同僉河南行樞密院兼知州趙中卻是祈晴，成功後也以“遂捐己俸，鳩材命工，重為修飾”作回報。還專設“建造司吏”趙慶甫、萬戶李執中、劉邦榮等14人負責修造事宜。元代嵐州官劉源《靈淵侯禱雨》詩也折射出官僚層對白龍神的推崇：
龍宇尊臨大萬山，鬆岡石蹬入躋攀。千尋頑嶂雲華秀，一坎靈秋月窟聞。變化無方出神策，禱祈有應破天慳。濟時何止西風雨，冬看為霖遍世間。
直到明清兩代，對白龍神的祭祀一直被納入國家祀典，在明代正統以前，還在城關興建白龍行祠，明代知縣胡宗績《大萬山靈龍》詩讚白龍神曰：
山名大萬鬱岏，中有靈淵顯應傳。紫崔搏風宜虎踞，白雲擁翠識龍蟠。苔柔石潤蒼鱗錯，煙緲嵐光碧洞寒。莫謂幽潛還有意，大施霖雨遍城寰。
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重修大萬山白龍神廟碑記》記：“又□命春秋二祭，每祭官屬必親詣山廟，宿壇□□□□祈鴻休，乃靈應之所致也。至我太祖高皇帝句宇廓清，厘正祀典，命天下守土之臣，各躬詣名山大川與大靈祠。□□境內者，以禱水旱之變，故於白龍神祠俾有司秩祭如禮。”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時任嵐縣知縣張法良“客夏亢旱，率屬往禱，竊異靈澍獲霈”。其回報又是對殿宇擴建維修。
社會各界的信奉與支持更是曆久不斷，十分踴躍。
元至正年間修建時，碑文就記有社長路思忠，耆老王彥通、路克中、房彥貞等7人和裏民趙思中、張思中、李從政等6人的參與。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重修時，由僧人郝明喜主持，其資金來源是“募化四方”。清康熙四十六（1707）到四十七年的修建，“施財信士”涉及村莊，僅據刻碑大片漫漶後剩餘部分的不完全統計，即有24個，這些村莊分布在嵐縣的不同地區。
乾隆年間的修葺亦相類似。到鹹豐時，雖主持修建的是普明鎮、小萬、府台、馬坊四村鎮，但也是全縣許多村莊參與，還有興盛劉、德和當、昌榮長、德厚店等多家店鋪捐資。光緒十年（1884）修建時，“於是募化多方，到處皆欣喜而言曰：嵐民聞白龍祠之修也，吝者亦施，貪者亦起矣”。廟裏現存一通無刊立時間，額題“流光”的功德碑，錄“合社施錢”村莊斜坡、西村、殷家灣等，竟達108村，並也有數十家店鋪參與。
二、跨地區的支持
同治三年（1864）春至七年（1868）夏，石鼓祠進行了廟史上最大的一次修葺，特錄碑文如下：
此廟自乾隆己酉重修後，迄今又近百年，上雨旁風，傾圮殊甚，諸父老謂其不足以棲神也，於是捐金而修補焉。經始於甲子（案：同治三年，1864）之春，竣事於戊辰（案：同治七年，1868）之夏。重修者：正殿、東西殿、前殿、鍾鼓樓、樂樓；新建者：馬王廟、南大門、東大門、西大門、西廈子。
撰寫碑文的是道光己亥科舉人趙心銘，其人“嗜學，博涉經史，尤邃於學庸，教授生徒掇科第者累累”此次對石鼓祠的主要建築都進行了重修。修建曆時四年多，動用石匠6人，木匠4人，泥匠4人，畫匠7人。所耗費用巨大，今廟存此次施工捐款功德碑達17通之多，一次施金五十五千以上的個人4人。崞縣除石鼓祠的主辦村張家莊、東下莊外，許多村鎮如原平鎮、南賈村、峙峪村都以村為單位捐款。以至大同府、歸化城、殺虎口、清水河、朔州、馬邑等都專有糾首募款。遠至陽曲、盂縣、平魯、代州、忻州、應州都有眾人捐助。更有邑內外許多店鋪紛紛解囊，如大同府萬盛公、寶源長、元盛老字號、元德勝、萬盛永等12家字號，殺虎口多家店鋪等。
三、官僚階層帶動的各階層支持
明清時期，太山寺一直受到官僚階層的重視與支持。比如，明嘉靖十七年（1538）王化建觀音閣時，就有“助緣仕友”浙江按察司副使東莊高汝行及其夫人與兒子、兒媳；直隸欒城縣知縣謙庵；太原右衛指揮僉事梅洲王揩與夫人；壽官郭永隆與其妻等。其中，高汝行為“太原人，正德十四年（1519）己卯科鄉試進士”，其人為官有膽識有作為，“嘉靖初為廣平知府，有豪猾為民患害，前守不能禁，汝行至即按以法。郡城西南有隙地，汙穢不治，汝行鑿渠修堰引滏水灌之，悉成良田，民建祠渠側祀焉”。後“因直憨忤上官，以誣回籍，屢薦不起。歸裏後創修邑誌，簡嚴有法，識者稱之”。清乾隆元年（1736）的大規模修建，則由有“皇清誥封奮武郎”頭銜的國學生崔熠糾風峪八村李思旺等捐資完成，並有“賜進士第太原縣正堂辛酉鄉試國考官加一級紀錄二次”的徐玉田和“文林郎太原縣□□調榆次縣正堂加七級紀錄三次”的錢標各施銀十兩。直到乾隆五十七年本縣知縣羅錫純親自祈雨，安排祭祀活動。羅錫純，“舉人，乾隆五十年任（知縣），四川富順縣人”。到清末光緒年間，還有知縣楊舫獨立捐俸修繕昊天上帝廟。楊舫，碑載其“光緒八年西江楊舫邑侯蒞任伊始，適值汾水為災，一邑幾成澤區，公有廡，措資設法振濟，闔邑之民賴以全活”。也是得民心的地方官。
這些有權力、地位、文化的官僚們的參與、支持，對太山寺的信仰產生了重要影響。上列明代官僚支持佛教，清代的兩位知縣則支持的都是民間俗神，代表了明清兩代太山寺信仰的不同重點。他們支持對象的變化，也最終決定了太山寺神靈信仰變遷的方向，從而為太山寺修樂樓、建劇場創造了前提條件。
乾隆五十九年興建樂樓時，知縣羅錫純施銀二十兩。在知縣帶頭和倡議下，首先，縣裏各級吏員響應；其次，重點向縣城和縣內的商業集鎮募化，各鎮都設了“經理募化布施人”具體落實；還有一些大戶施重金；又有外縣施銀者。
第三節 神靈變遷及其意義
跨地區支持的動力是神靈的跨地區影響，這種特點也反過來推動了神靈內涵的變遷，以使神靈有更廣泛的適應性。
一、龍神的人格化
龍之崇拜，在我國可謂源遠流長，六千年以前的紅山文化即有了龍形象。從圖案看，大約到唐時龍的形象基本確定下來，由各種不同動物的部件組合而成，也就具備甚至超過了這許多動物的能力。在農業時代，華北地區幹旱少雨，民間祈求於龍的，主要是能興雲致雨，這是保證農業收成的關鍵。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原邑太山寺謝雨並建樂台碑記》的作者考證向龍祈雨之淵源：
古者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雲漢》之詩所雲靡神不舉也。然《記》曰：雩宗以祭水旱，《傳》以謂請於應上，《公》則明以膏澤之降固有神焉，以專司其任矣。西漢最為近古，而董江都所著祈雨法則，又以四時分配四方，各以其方之物色迎神，設位以祝之，而多取義於龍，後之仿而行者轍有效也。
太原縣清末舉人劉大鵬在其《晉祠誌》裏說：“龍為鱗蟲之長，龍耳虧聰，故謂之龍。”又說“蓋謂泉源之境，龍多居之，水不在深，有龍則靈也。”許多山中的泉潭被視作龍的居所，且這種認知很早。宋代時，大萬山的泉池就被看作“白龍池者，在大萬山之山陰。月魄輪精，坤膏發潤，涵虛澄湛，淵若無底，旱熯不加，少霖□多，真神龍之所宅也”。明正德十年（1515），嵐縣知縣秦鉞為縣城龍宮寺撰寫《重修龍宮寺記》碑文中，想象龍：
龍之為物也，聚散無常，隱顯莫測，物之最神者也。然必潛身於地勢重陰之下，養神於淵昧不測之所，而後能鼓元氣而雷域中，騰百川而雨天下，以澤萬物。
白龍廟正殿後的泉池被稱作“聖水池”，其旁現存石雕龍，其寓意大概就是龍之所居。另有一石雕獸，被稱作“水獸”，原為“聖水池”井蓋，大概有看護龍宅之責。
從現存宋代碑刻看，早期的大萬山白龍神本是自然神，“大萬嚴嚴，宜芳所詹。中有玉虯，澄漪是潛”。其形象是“玉虯”。康公祈神時也是默念：“嶽神贔屭，玉虯蜿蟺，□精湊從，來享奠獻。”直到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知縣張法良撰寫《重修靈淵侯新建廊坊碑記》仍說：“嵐邑靈淵侯廟者，乃在白龍之山，大萬之麓，溯其初，不過一勺寒潭澄泓，嶺半而源高，萬壑秀聚千岩，素虯潛幽，神功合漠。少陵所謂，氣或一縷上，爛漫為雲雨者，茲其是歟？故山以龍名，淵因靈著。”白龍的形象還是“素虯”。現存所有碑刻文字、縣誌中所載相關詩文，也都沒有明言或隱喻白龍神是由某人物轉成。但在民間傳說中，白龍神卻是由一位縣令坐化而成。據說這位縣令名叫李大，陝西米脂人，某年因久旱無雨，他帶領民眾到處找水源，最後終於在大萬山麓找到時，自己卻精疲力竭逝去。於是人們就在水源處建廟將縣令當神供起來。這個傳說所傳達出的白龍廟的創立過程肯定是不真實的。從現有地方史誌資料查不出名叫李大或相近讀音的縣令；再者，按理對於官方重視的白龍廟，官方不會回避白龍神的縣令身份，如果屬實，隻會大力推崇。
傳說中，這位白龍神人性十足，典型地表現在，一是下娶民女，二是上忠朝廷。
某日將正在打水的民女韓氏從井旁搶走，竟致韓氏的哥哥看到後舉鞭追至神殿。雍正縣誌還收錄了這個傳說：
白龍山神廟後有聖水井，村人皆汲飲。有韓氏女汲水，遇一飲馬者，問曰：“曾許人否？”女不敢對。言之於母，母曰：“汝何不以未許實對？”後又遇而問，女對如母言。飲馬者即置馬後而去。其兄在田間望見，執杖急追入廟中，女已化，與神並坐，兄亦旁立化。鄉人立祠塑像，禱雨輒應。後廟頹，神夢上聞，洪武重修，賜春秋二祀。正德年間，仍非祀。
神廟正殿裏的塑像正是以這個故事的結局布置的，現存雖是新設，卻也是依據傳統。隻是將韓氏兄由原來舉鞭門裏側站立，改為與白龍、韓氏女並列坐於東側。其緣由，據廟祝介紹，是因韓氏兄不滿於長期站於門側，於是托夢於廟中老道，老道又卦請於白龍神同意後改坐。鹹豐碑亦載：“而韓氏真人坐倚窗壁，不能興作。爰卜於神，移於東間之隅，亦禮從宜之一說也。”
白龍神曾救過皇帝，這個傳說也被記入雍正《重修嵐縣誌》：“正統七年（1442），帝北守漠北，有老人送飯於帝，問之，曰‘臣乃山西嵐縣白龍神’。及帝複闕，封靈淵侯，賜春秋二祭。”鹹豐碑也載“天順北巡，土木被圍，白龍神有饋飱救帝之顯。旨錫大祀，子以太牢，春秋之香煙不絕”。
白龍神在民間人格化的意義在於使白龍神既有神性也有人性。雖然其能力凡人不可比擬，喜好卻和普通人區別不大，喜歡看戲也就在情理中了。
人格化意味著神聖性的弱化，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重修碑記》記載了當時經費管理方麵出現的不良現象：
每遇興工，募化布施多則千餘，少則數百。然其正用工資，不過三分□□，枉費浮花多於十分之七。經費有數，浪擲無窮，深可惜焉。且前次修理存餘百金，儲之鋪號，帳簿注明，以為日後動工之□。利己者假公濟私、奸巧者用少取多，掩飾含糊，莫可窮詰，從無有過問者焉。
敢於貪汙修廟款，既有管理不周密的原因，也意味著對神的崇拜有所鬆懈。按照民間的觀念，神既能降福，也會懲惡，“若夫隱昧難明之事，無有能遁其情而出其靈者”。
二、跨地區神靈傳播
石鼓祠所祀主神是介子推，石鼓殿和問事廳均有其塑像。石鼓殿始建年代不詳，金天會三年（1125）重修的應該就是這個建築。今在其頂前坡正脊下居中放置一褪色琉璃萬歲牌，應是原脊刹上的構件，上刻“正德十一年（1516）二月二十五日”。結合其建築特點，可能是明代遺構，清代重建。硬山頂，通麵闊三間10.37米，其中明間3.83米；通進深6.12米；柱高3.14米。有1.14米高聳之台基，且正麵砌作兩級。今新換黃琉璃瓦正脊、吻獸。筒瓦，琉璃剪邊、琉璃方勝（已褪色）。垂脊、垂獸、戧脊均為灰色。墀頭無雕刻。出前廊，前簷柱與老簷柱均為粗大之圓木，明間移柱造，柱礎為鼓鏡礎或素平礎。前簷柱收分不明顯，柱頭置龍頭護朽。前簷鬥栱規模較大，共九，明間三間距明顯大於次間，顯示出明代特點。單翹或單下昂三踩，柱頭科與角科為下昂，其中柱頭科下昂刻作龍銜昂頭。柱頭科、角科耍頭刻作昂形，次間平身科耍頭刻三幅雲。襯方頭刻作螞蚱頭。明間作槅心雕刻精細的六抹頭槅扇門三道六樘。看不清梁架，從天花板裂縫觀看局部，可能是五架梁對前單步梁。天花板格內繪各種瑞獸和鳳凰、仙鶴等仙禽，及花草圖案。大殿前簷內外還懸清同治、光緒年間的牌匾6方，題“精忠純孝”、“保佑”、“默祐”、“報神恩”、“名光史冊”“靈應”等，均為當地“信使”、“弟子”敬立。殿內木質神龕，鬥栱、飛簷、大小額，簷柱老簷柱、前廊俱全，精雕細刻，彩繪並罩以帷幔。所存介子推神像為原塑，與其母像並坐左右。龕前左右塑侍像。龕正中懸清光緒五年（1879）大字匾“晉忠臣”，還設同光間“忠義”、“清風”、“忠愛”等匾。
石鼓祠正殿有保存完好的壁畫，其中後壁神龕兩側繪介之推故事連環畫，東西山牆各繪出行施雨圖與歸蹕圖。考之存碑，明成化碑即提到“昔天會三年重修……正麵壁、東西兩麵壁繪出入神像，繪塑俱以金碧妝鑾，燦然烜赫，儼然肅整”。可見其內容主題與今存東西壁者相近，但正麵壁，即後簷牆上與今存者顯然不同。再者，今存後簷牆上的每一幅連環畫右上角都標有“××回”字樣，明顯受章回小說影響，可確定已非明成化時所見金天會間重修時原物。
下角還標有供養人的姓名，其中“常榮”、“韓有福”與同治七年（1868）《石鼓神廟重修碑記》碑文後所附“領作糾首”名單中的二人同。還有“韓斌元”，在同治六年（1867）的一通功德碑裏發現。可確定後簷牆上壁畫為同治三年至七年大修時重繪。至於左右山牆壁畫，明正德碑言金代遺物“而其壁繪，各繪以出入隊像隊仗，森然威嚴、整肅，體貌凝重，舉止進退，一如真者”。基本情景與現存一致。現存東壁為施雨圖，在石鼓山神指揮下，風神、雨師、雷公、電母、雲神共同作業為人間施雨，地府閻君還隨行體察人間善惡。是一幅典型的施雨圖。但其西壁畫左下角供養人中“韓扶國妻史氏、武氏”與後壁神龕西側“三十一回賜綿禁火旌善人”一幅，供養人一夫二妻姓名均一致。另外壁畫中的建築、人物衣冠及繪畫風格也都是清代特點，故東西壁畫也是同治時重繪。
介子推作為人格神，他同時、而且主要還是“石鼓山神”、“石鼓大王”。這裏有一個問題需要了解，就是“石鼓大王”、“石鼓山神”是否從來都是介子推？前引《魏書》隻提到“石鼓山神”。從現存的碑刻內容看，清乾隆以前者，但凡提及所祀神靈，總稱之為“石鼓大王”，而不提介子推或介神。明嘉靖碑說：“崞邑東南大莫北古有一廟，自立縣之時隨地得名，乃封為石鼓大王之神。”即廟及其神都因山而名。直到同治碑才第一次明確提到“天涯之西，滹沱之東，介公廟在焉”。不過這並不意味著祀介之推為石鼓大王神隻是到了清末以後的事。自明成化起，所有的碑文提及石鼓祠祭賽之期時，都在寒食節，間接透露出與介子推的關係。據《乾隆崞縣誌》記載：“考之碑記，介子推之魂來棲於此，儼若有形，因建廟焉。馬足、鞍形石跡猶在。”這裏“考之碑記”一語，可見乾隆以前介神崇拜已屬久遠。
介子推之魂來棲此地的時間、緣由，《光緒續修崞縣誌》說得最明確：
相傳元時張顯夫人延氏，母家介休，好施濟，於天涯山前建舍藥院，內供綿山介神。一夜聞人語馬嘶聲，隔戶問之，答曰：“介子推駐兵於此。”次早視院前石上有馬跡，隨改為介神行宮。
這裏有一個關鍵，即剔除其中的神化附會，介神崇拜是否始於元代。可據石鼓殿匾額“石鼓殿”三個大字右側的題記加以研究。題雲：
誥授本邑張顯夫人延治胡，男易、震、裕，孫本州倉使仲瓊、都督招討仲琮、充都統事仲寬，曾孫秦南征行軍馬總管居敬、商州千戶武德騎尉居忠、宣授都統事居明篤祿所施。
尚槃奉禦宣授藥院達魯花赤、蒙古僧家奴崞山書。
落款為“時大元國延佑四年（1317）歲舍丁已春三月甲辰越十日丙子，待詔野雲皇甫胤誌，本衙都管張居敬立”、“大清國乾隆丙午年（1786）暑四月望日，夫人延智湖曾孫本衙都管陛授秦南征行總管張居敬後世孫重修”。題記和落款一雲“治胡”，一雲“智湖”，蓋因其讀音而寫，時代已久，今已無法判斷。匾中所列人物“孫”字輩張仲瓊三兄弟、“曾孫”輩張居敬、張居忠事跡，在《光緒續修崞縣誌》中有較詳細的記述，為金元易代之際佐元滅金的將領，他們獲得的官職與匾中所列完全一致。可見張顯與夫人延治胡（智湖）是真有其人。這使這個傳說的基本事實，即當地對介子推的信仰，在元代由介休女子帶來，有了依據。
由此可作以下推測：此廟所祀之神，在金代以前，隻是自然神石鼓山神，某個時期後還被尊為“大王”。這也是直到後代仍習慣稱“石鼓大王”或“石鼓山神”，而非介神的原因。可能在元代時，延治胡（智湖）將介神崇拜由介休帶入當地，石鼓山神人格化為介子推。
介子推作為神的功能，主要體現為山神，也顯示了其“後附性”。明正德六年（1511）碑有全麵歸納：“或怒而震雷飛雹，或喜而禦寇恤災，或去疫癘以護民，或興雲雨以捄旱。所禱必應，所祈必報，吉凶禂福隨征而至，使風調雨順、時和歲豐，其靈應不可具述。”嘉靖碑則更明確其在社會教化中的震懾作用：“若夫隱昧難明之事，無有能遁其情而出其靈者。”“鄉人由是善者益善，惡者有懲。”
介子推作為山神，也像東嶽大帝一樣，還有了管理陰間的職能。南殿問事廳自明代創建時即為“勘問之祠”，今存者應為清代建築。殿內供介子推神像、侍像、判官等共九軀，描摹地府審判秦檜夫婦情景。左右山麵壁上又塑小像多軀。這些情形，與真正的介子推崇拜形成鮮明對照：“吾知謁斯廟者，思當日割股奉君，則忠義之心奮然而起；思當日負母偕隱，則孝敬之念藹然而生；思賞從亡而不言祿，則矜伐之心渙然而釋，豈不大有益於人心哉！”沁源縣澗崖底村介神廟存介神在石鼓祠已成為地方守護神，與其本人的人格魅力，與介休一代的崇奉原由，已有很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