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城隍信仰已盛行於江南，“吳俗畏鬼，每州縣必有城隍神”。碑文所言，“唐諸長史、刺史，如張說、張九齡、杜牧輩，皆有祭文傳於世”，其中張說在開元五年（717）任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時撰寫的祭文雲：“城隍以積陰為德，致和產物，助天育人。人之仰恩，是關祀典。說恭承朝命，綱紀南邦，式崇薦禮，以展勤敬。庶降福四氓，登我百穀，猛獸不搏，毒蟲不噬。”可知城隍神這時已成為降福禳災、護衛一方的地方保護神。唐代城隍神還成為冥官。“開元末，宣州司戶卒，引見城隍神”。後世城隍神的職能已全部具備。
五代時期已有城隍神被賜封號的記載。後漢乾佑三年（950）“八月辛亥，以蒙州城隍神為靈感王，從湖南請也。時海賊攻州城，州人禱於神，城得不陷，故有是請”。
北宋將許多地方的城隍神納入國家祀典，但雖各地都名曰城隍，因其在各地的功績不同，獲得不同的封賜。宋代還進入城隍神的人格化時期，而不同地方又人格化為不同的人物，這樣就出現了不同地方不同封號、不同人格的城隍神。
元代也繼續崇奉城隍神，元文宗天曆二年（1329），在大都“加封城隍神為護國保寧王，夫人為護國保寧王妃”。
二、明清以來的城隍崇拜
明代是城隍崇拜極其特殊的時代，不僅納入了國家祀典，事實上成為國家行政製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廟存嘉靖十四年（1535）碑載：“洪武二年（1369）正月，太祖高皇帝平定九州，畏懷八夷，世已隆治。乃頒恩於鬼神之有關於民（者）而崇顯之，封榆次城隍曰‘監察司民顯佑伯。’”說的是洪武二年“上謂中書及禮官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若城隍神者，曆代所祀，宜新封爵。’”於是分別封京都、北京開封府、臨濠府、太平府、和州、滁州城隍為“承天監國司民升福明靈王”、“承天監國司民顯聖王”等王爵，其中五府州皆正一品。“餘在各府州縣者，府為監察司民城隍威靈公，秩正二品；州為監察司民城隍靈佑侯，秩三品；縣為監察司民城隍顯佑伯，秩四品”。榆次縣城隍封號的來源即此次普遍加封的結果。此次加封的特點，一是普及，像所有府州縣都任命地方官吏一樣，也都有了城隍神；二是和人間官吏一樣有等級，表現在既有爵位，也有品級，其級別還高於人間官吏；三是都有對地方的職責，曰“監國”、“監察”，曰“司民”，曰“福”、“威”、“佑”，其職責地理範圍等同於人間地方官所管轄的行政區域。
洪武三年（1370）又“詔去封號，止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又令各廟屏去他神。定廟製，高廣視官署廳堂。造木為主，毀塑像舁置水中，取其泥塗壁，繪以雲山”。城隍神由皇帝授予監察地方官、司民和護佑一方的職責，相應地要有正式的辦公地，即和衙署規格一樣的廟宇；要行使職權，地方上新官到任，需先對城隍神起誓，任內也要經常到城隍廟請示彙報，包括有了難題後可請城隍神幫助。諸如捕盜、緝凶、祈雨等，史、誌、筆記、碑刻多有記載。於是出現了在今天的我們看來極其荒唐的事，如《明史》載：寡婦惟一子，為虎所噬，訴於昺，與婦乃期五日齋戒祀城隍神。及期，二虎伏庭下，昺叱曰：“孰傷吾民，法當死，無罪者去。”一虎起斂尾去，一虎伏不動，昺射殺之，以界節婦，一縣稱神。榆次也有類似的情形，乾隆四年（1739）榆次發生旱災後，“胡公之駐邑也，首集紳士至城隍廟焚香共誓”知縣王亦宣也曾去城隍廟禱雨這樣的安排，在中國曆史上也是唯一的。
研究榆次城隍廟，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明清二代，地方包括民間對朝廷詔令的響應和落實情況，以及隨時間的推移所發生的變遷。我們發現：榆次縣城隍廟並沒有立刻在洪武年間就依令改建，直到六十多年後才開始了依製建造的步伐，也沒有一步到位建得和署衙一般宏闊。所有碑載均強調洪武二年（1369）之賜爵，而隻字不提洪武三年之去號。“造木為主”的命令也在嘉靖十七年（1538）被舍棄，是年“乃矢眾聚銅，召工啟冶，一瀉而像成”。其理由是“祠無其像神將何依？是故像立而神存，神安而人豫”《城隍祠重作神像記》碑。此碑的撰寫者是賜進士第翰林院國史檢討從仕郎、邑人閻樸，立碑人之一是時任知縣、文林郎王紹宗，他們不會不知道木主之設的要求，可見，設神像在這時已是大勢所趨，上下共識了。
至於監察、司民之責，隨著時間的推移，地方官和有功名的鄉賢們，從“神道設教”的角度一直強調。正德間“像二十四神於兩廡，分司善惡”，為的是以生動形象的塑像警戒百姓。嘉靖十四年金中夫說“司於我民，監於邑政，享茲典祀，悠（久無）疆”。到萬曆年間，任戶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使等職的邑人褚論說：“此聖祖神道設教扶世福民之盛心也。”“矧國家明有法度，幽有鬼神，二者相為表裏。君子為善，明無人非則幽無鬼責；小人為不善，雖奸謀逃於王法，而陰譴決不能免於鬼神。此聖祖肇封神明之意，裨益有司教化者非淺鮮也。”講的是“教化”之功能。進入清代以後，城隍崇拜一如既往地被納入國家祀典，地方官對城隍神、城隍廟也仍很重視，“神道設教”的主題沒變：“蓋城隍保障一邑，幽明異而設教同，故善惡分而休咎應，下代社而稷之屍而祝之。”“爺公之舉，大義動大眾，大有禆於風教也”，“故不者謂鬼神之事適以愚民，知者謂鬼神之德所以警眾”，“正人心即所以敦風教，振綱維於不墜，釀氣運之淳熙有藉於此也，豈與作虛器祀，爰媚神以繳福，祈禳以免咎者同日語”。“丹之言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直到民國年間，仍有“蓋崇德報功，勸善懲惡，胥於祀典，攸賴固有深意存乎其間，而關係於人心風俗匪淺鮮焉”的認識。
一般印象，城隍廟的祭祀和修建都是以官府為主，但從榆次城隍廟看，雖確實是官府主導，而且都是地方最高官員主持，但民間的貢獻和力量卻不可忽視。明萬曆二十二年（1594）碑追述修建曆史時提到：
有司仰體德意，在宣成間則有知縣曹顯、宋信，在弘正間則有知縣張鐸、蘇民，在嘉靖初則有鄉民左桂原、李弘道、孫文質輩，相繼修葺，故規製大備，為一邑巨瞻。迄今六十年來，漸就圮壞。萬曆辛卯（案：萬曆十九年，1591），鄉進士杜廷玉、寧海州同知原於性、監生褚應豸、吏民河天衢、孫柱等，欲圖新之，謀於鄉耆何海、張天祥、任惟學、李炳，乃請庠彥閻煒董其事。諸君合謀經畫，財取於好施之民，力征於樂趨之眾。
以上記載與嘉靖十四年（1535）碑相符。其中“嘉靖初”之語有誤。對照金中夫碑文，應為正德間。宣德、成化、弘治三次修繕由官府主持或倡導，正德、嘉靖、萬曆兩次卻是“鄉民”自謀並自籌資金，或“鄉進士”謀於“鄉耆”，“財取於好施之民”而實現。
清順治十五年（1658）“晉司理馭六王因謁鳥台憇廊廡，目擊流，誌存補葺，概然有顯修門之舉，既而樗庵丘公鳴琴是邑，念厥工浩大，非頭之所能繕理也，囑進官孫竚募緣抄化，凡賢士大夫君仁人，與夫山蓑澤叟羽冠淄流，皆得而傾囊樂施”。也是官倡民辦。康熙十六年（1677）“恭遇劍津金縣尊撫治茲土，下車後，以移風善俗為首務。纂著六言，衍解曲喻，福禍果報，每逢朔望，邑中無大無小，從於此廟聽講聖諭。公常徘徊廊廡，目擊荒涼，縈懷鼎革，蓋已有日。丁巳（案：康熙十六年，1677）之春，概然俸資，合謀紳衿耆，勸諭城中車牛仟輦，畢力圖成。於是好義者務殫其量，效力者不惜其勞”。此次仍由地方官提議，但工程組織有“督工鄉耆”、“督工糾首”、“經管錢量糾首”、“買辦糾首”、“催督銀量糾首”各若幹人，真正出力操辦的還是民間。康熙六十一年（1722）“都人士謀所以新之，予亦捐捧助資，為士庶倡”。大體走的是在民間推動下官府倡導，又由民間捐錢的路子。但到道光二十八年（1848）修建時，如前所述，又是以民間力量為主了。
榆次城隍廟的功能後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重要標誌是“五月廟會”。據縣誌記載“縣人操田作者十之六七，服賈者十之三四。常一歲中為會場，合百貨而市易焉。正月於懷仁，二月聶村、東陽，三月郭家堡，四月王都村，五月榆邑城隍廟中，七月源渦、鳴謙驛”。五月廟會不僅是榆次縣人的廟會，在山西特別是太原府一帶影響巨大，許多外縣客商也參加。“以賽會為市場處處有之。最盛者榆次以五月，五台山以七月，解州以十月，皆百貨雲集，匝月始散”。“榆邑舊有五月城隍廟會，屆期資貨雲集，四方客商輻輳而至，發兌交易，月餘始罷。其來赴會者向以鄰邑太穀商貨為巨”。廟會成為榆次縣的重要經濟支撐，也是民生所賴，以至於當光緒九年（1883）太穀商界在縣令支持下擬於五月自辦新會時，榆次商民異常緊張，代理縣令張承熊秉請府憲製止，並由府憲委徐溝縣令赴太穀查覆，才得以恢複。前文引縣誌“道光三十年複修買西偏地添建屋數十間，為廟會時商販貿易地，以所賃值備享祀歲修之用，邑紳郝文光作碑記”，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城隍廟主動地參與並利用廟會，凸顯出其經濟功能的強化。由監察司民的信仰中心，轉為關係地方生計的利益漩渦，城隍廟的世俗化已不可逆轉。在晉商核心區的太原府，更有了特殊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