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中市榆次區位於山西省中部，春秋晉魏榆地，戰國時屬趙，始稱榆次，秦伐趙拔榆次始置縣。北宋太平興國四年（979）滅北漢毀晉陽城後，曾短期內徙並州治於榆次。明清均屬太原府。榆次在古代為交通樞紐之地，“榆次古並州治，民物殷繁，山川險要”，“顧瞻太行，遙通秦隴巴蜀，迎送供億之使絡繹相望於道，其地固稱繁劇哉！”這樣的地理位置，使榆次既在政治、軍事上受到重視，明清時期也成為商貿集散地。
第一節?榆次城隍廟的廟貌及沿革
一、廟貌概述
榆次城隍廟位於旅遊景區榆次老城中，廟貌保存完整，坐北朝南，三進院。現存古代建築由南而北依次為單簷歇山頂山門三門五間，頭進院狹窄，進深僅5米餘，居中重簷歇山頂二層“玄鑒樓”，每層七間，高達25米，左右鍾樓、鼓樓；二進院東西寬28.15米，正殿台基至戲台台基深11.35米，中軸線上坐南麵北附建於玄鑒樓明代歇山頂樂樓二層，每層各明五暗三間，清代卷棚歇山頂戲台一間，樂樓前、戲台左右八字影壁，坐北麵南單簷歇山頂正殿“顯佑殿”五間，殿前為獻殿，卷棚頂三間，另有東配殿“冥王殿”和西配殿“元辰殿”各十四間；後院單簷歇山頂寢殿三間，懸山頂東配殿“天緣宮”三間，懸山頂西配殿“元君殿”三間。城隍廟1986年被定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又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廟內現存記載城隍廟有關情況的古碑8通，其中明代碑2通。
二、曆史沿革
城隍廟，“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達魯花尹赤帖木兒創建”。當時尚不在現存位置，而是居於榆次城北門迤南，善政坊東。具體的規模不詳，但從明宣德六年（1431）遷新址重建後“為正殿三楹，東西廡各三楹，門一楹”的記載看，元代的規模不會更大。從全國城隍崇拜源於先秦、始於漢魏、流行於唐、北宋即納入國家祀典的曆史看，榆次始建城隍廟的時間不算太早，規模也不大。
明代伴隨著城隍崇拜包括廟宇的製度化，在國家力量的強力推動與民間的呼應下，城隍崇拜進入高潮，榆次城隍廟也多次擴建改建。由金中夫撰寫的《增修榆次縣城隍顯祐伯祠記》有較詳細的記述：
舊祠在北門迤南，善政坊（東），地形隘窄，廟貌敝陋。維時宣德六年正月，尹縣者（懼）無以妥安神棲，遂遷於縣治東南向。為正殿三楹，東西廡各三楹，（大）門一楹。至成化十二年（1476）三月，先大父及諸老輩，複遷殿於後七八丈許為寢殿，新建顯佑殿五楹於前。金碧翬翼，一邑壯（觀）。鬼神歆享，人民和樂。弘治七年（1494），鄉民李選輩歎殿宇雖隆，而廊廡頹陋，乃複經營，為兩廡二十八楹以翼之。弘治十年（符）吉輩，又於殿之迤南，當神道正中為閣而兩廊合抱焉。正德四年（1509），王嵩輩於閣之迤南為門五楹。是廟也，高敞弘麗，（合）矩中規，舉墜拾敝，宛若成算。盛哉！正德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告成於神，牲肥酒馨，人敬神悅。時流賊猖獗，奔騰太行，蹂（躪）平陽、澤、潞，霍山韓侯嶺之險縱橫出沒，無敢攖其鋒者。至榆次南三十裏，賊聲言直由榆次往井陘之東。是時烽燧連舉，殺氣颼烈，民無懼意，安若平時。賊竟東入八賦嶺，由遼州而去。後有自賊所來者，言賊問路，有赤衣人指此路，而曰（實）城隍之靈而衛。（向使）無保障之靈，有如是哉！於是左桂原、李弘道輩，欲報神惠，起樓於閣之北麵為作樂之所，像二十四神於兩廡，分司善惡，並殿閣皆繪飾焉。東廡之南西北向者，為齋宿所。所之西即東角門。西廡之南曲北向者，為牲饌所。所之東即西角門。閣南東西為守廟之舍。高卑不乖，內外完好，百十年未就之緒，一旦煥然全美。固神之靈明，有警惕齋民之心，亦大耆茂知同心協力之成也。功畢告成，內外煥美矣。於嘉靖六年（1527），孫文質、崔琮輩，於廟之南（空）地，立屏以蔽（之）。十二年，趙弘、符彥明輩，又於東西豎牌坊各一座，東曰“保障”，西曰“昭假”。
金中夫“善書能文，中正德丁卯（案：正德二年，1507）舉人，仕由工部郎出知鞏昌府，有惠政”。由金中夫的記述可知嘉靖十二年（1533）以前，榆次城隍廟一直在擴大規模，完善功能，追求宏麗。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詔定天下府州縣城隍廟製：“高廣各視官署廳堂。造木為主，毀塑像舁置水中，取其泥塗壁，繪以雲山。”榆次城隍廟並沒有立刻按要求改建。直到宣德六年（1431）遷建方開始解決“地形隘窄，廟貌敝陋”的問題，擴大占地麵積與美化廟貌。成化十二年（1476）新建正殿，將原來的正殿建築遷後建為寢殿。弘治七年（1494）增建兩廡共二十四間。弘治十年建“閣”即今所見之“玄鑒樓”。正德四年（1509）將山門由一間擴展為五間，六年又北附玄鑒樓建樂樓。現存樂樓前八字影壁上有四塊琉璃件刻有文字，分別記“舉意修理城隍廟影壁昋獸會首”與“各街助緣人”，及“西堡子村助緣人”、“舉意燒琉璃八字牆會首”、“眾糾首”等，落款時間為嘉靖二年（1523）。此壁金中夫碑文失載。嘉靖六年立“屏”，即照壁；十二年又立東、西牌坊。金中夫還記載了廟的占地情況：“廟地南北長三十三丈五尺，東西闊一十三丈八尺。中殿廡樓閣總六十楹。”形成了今日所見除鍾鼓樓、獻殿、戲樓以外的全部建築。
此後的建設則大體上隻是修繕增飾。萬曆十九年（1591）三月到六月，“首正殿，次寢宮，次子孫福祿祠，次東西兩廡，又次閣門、儀門、樂樓、齋宿牲饌之所，又次大屏‘保障’、‘昭假’二坊”，都是“更壞補缺”。
入清以來，仍以修飾為主，至清末又進行了大規模修繕。順治十五年（1658）到十七年，“三門重甃而雘之，加兩廊燦爛，又以左右掖門增為天地三曹祠。鬥榱重新，避覷立整”。康熙十六年（1677），“既已庀材選料，施議集事鳩工，竚見臥者起，脫者補，暗者重光；迥視敗壁頹垣依稀，牖鬆棟維時，神和民悅，莫不快睹成功”。康熙五十九年到六十一年又進行一番整修，“一時榱角丹黃，焜煋奪目，廟貌之巍峨，是即神光之普注也”。乾隆年間也進行過修繕，惜未留下碑記。縣誌載“乾隆十八年（1753）知縣秦雄補修撰記書”，推斷也是以維修為主。“三十九年於廊西增道院及財神廟”，所提財神廟現存。道光二十八年（1848）左右則進行過一次大型的修繕、改建與增建，現廟存《道光二十八年廟工捐輸城鄉姓名碑》和《道光二十八年廟工捐輸村鎮當商提名碑》，每碑都很高大，密密麻麻地記錄了為這次修建捐贈的官吏、商家、村莊、大戶、名流、外縣人等，足見是一次很大的工程。可惜沒有留下記事碑，難以了解具體工程項目。根據其他曆次修建記述比較明確而未提及戲樓，結合建築的晚清特點，現存戲樓、鍾鼓樓應是這次的成果。縣誌還載“道光三十年複修買西偏地添建屋數十間，為廟會時商販貿易地，以所賃值備享祀歲修之用，邑紳郝文光作碑記”。光緒初“重修廟門並照壁及東西牌坊，又鐵鑄旗杆，豎於門之左右”。還進行了一些小的修飾整理。
民國十一年（1922）再次進行了修繕，“由是廟貌聿新，神靈用妥”。
元明清三代五百多年間逐次建成的建築群，今天看來卻如有機整體，全無生硬拚湊之感，確如金中夫所言：“是廟也，高敞弘麗，（合）矩中規，舉墜拾敝，宛若成算。”馮師俊傑先生描述：
布局嚴謹對稱，排列井然有序。由外入內，地麵依階而下凹，內院最低，意味著漸進地府。外院狹窄，進門即麵對高大寬闊的玄鑒樓，給人一種強烈的壓抑感。由玄鑒樓兩側進入中院，迎麵的是戲樓兩旁的八字影壁，隔堵通道，讓人覺得進來就無路可逃。中院擴大，突出了城隍的地位和威嚴。這些都是營造者刻意追求的宗教效果。
第二節?城隍崇拜及榆次城隍廟功能的變遷
一、元代以前的城隍崇拜
城隍崇拜的形成與強化有一個曆史的過程。廟中現存民國十七年（1928）碑有簡略之考述：
粵稽城隍之祀，由來尚矣。經典所載，如《易·泰之上六》曰：城複於隍。《戴記》：天子大蠟，八伊耆氏始為蠟。水庸居七，水，隍也；庸，城也。《詩·大雅》雲：崇墉言，言墉與庸同說者。謂即古祀城隍之始。廟祀之見於乘誌者，則有吳赤烏之年號。而《北齊書·慕容儼傳》載：儼守郢城，禱城隍神獲佑事。唐諸州長史、刺史，如張說、張九齡、杜牧輩，皆有祭文傳於世。宋建隆後，其祀乃遍天下。明洪武中，改建廟宇，俱如公廨，設座判事，如長吏狀。清則列入會典。在經如彼，考史如此，祀典之尚有由來矣。
城隍一詞，其本意“城”為城牆，“隍”為護城壕，城池無水曰“隍”。大體說來，先秦時期即有了祭祀城牆的行為。《左傳·襄公九年（前642）》載宋失火後，“祝宗用馬於四墉”。此處墉即城，用馬祭城以禳火災，而主持祭祀的是具有官方身份的“祝”與“宗”，通俗地講就是官方行為。此時雖還不是後世完整意義上的城隍崇拜，但官方主導的特點即已呈現，並被一直保留下來。
最早記載城隍廟祭的則是碑考之《北齊書·慕容儼傳》，其原文是：“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禱。於是順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請，冀獲冥佑。”通過這段文字分析，可看出“城隍神”既為“俗號”，可知在民間很受推崇，祈禱者則有“公”有“私”。“城”與“隍”本來就是公共防禦設施，城隍神“公”的性質仍然如故。而文載的這次祈請則是為了守城之戰的勝利，透露出城隍神的功能。“順士卒之心”則說明至少在郢州城，當時城隍信仰已相當普及並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