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東部教育的輝煌相比較，西部教育則要落後很多，遜色很多，寒磣很多。和東部教育的不斷吐故納新，尋求突破，蓬勃向上，突飛猛進的發展勢頭相比較，西部教育則在許多方麵還存在很多問題、困難、困惑、尷尬，甚至失落。對西部教育存在的這些問題、困難、困惑、尷尬和失落，進行認真地反思研究，無疑是逐步縮小東、西部教育差距，逐步實現東、西部教育均衡發展的一項有意義的工作。
所謂失落，顧名思義就是得而複失。那麼，中國教育作為興國富民發展戰略的首要地位的確立又在什麼時候呢？這的確經曆了一個漫長而艱苦的過程，可以用來之不易來概括。這個漫長的經曆大約花了30年時間，正好錯過了三代人接受義務教育的年限。這30年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78年全國科技工作大會的召開，鄧小平同誌提出教育的“三個麵向”算起，到上世紀90年代初，可以叫做認識上的戰略地位。而且這種認識上的戰略地位還僅僅局限於極少數高層領導和專家之中。這一階段，教育是否應該被提到興國富民發展戰略的首要地位的問題，主要出現在高層領導的講話和談話中間。
1977年5月24日，鄧小平同誌在一次談話中講：“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沒有知識，沒有人才，怎麼上得去？科學技術這麼落後怎麼行……抓科技必須同時抓教育。從小學抓起，一直到中學、大學，我希望從現在開始做起，五年小見成效，十年中見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見成效。”
1978年，教育科學研究工作才得以重新恢複。經濟學家千家駒提出教育投資先行的理論。當時，中國的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6%。他提出，這是長期重生產、輕教育，重經濟、輕文化的結果。
1980年，鄧小平同誌在中央幹部會上說：“教科文衛的費用太少，不成比例。甚至有些第三世界的國家，在這方麵也比我們重視得多。印度在教育方麵花的錢就比我們多。像埃及這樣的國家，人口隻有四千萬，按人口平均計算，他們在教育方麵花的錢，也比我們多幾倍。總之，我們要大力增加教科文衛的費用。”
1985年5月19日，鄧小平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說：“我們的國家，國力的強弱，經濟發展後勁的大小，越來越取決於勞動者的素質，取決於知識分子的數量和質量。一個十億人口的大國，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資源的巨大優勢是任何國家比不了的……中央提出要以極大的努力抓教育，並且從中小學抓起，這是有戰略眼光的一著。如果現在不向全黨提出這樣的任務，就會誤大事，就要負曆史的責任。”他還說：“忽視教育的領導者，是缺乏遠見的、不成熟的領導者，就領導不了現代化建設。各級領導要像抓經濟工作那樣抓好教育工作。”
1985年，《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提出：“今後事情成敗的一個關鍵在人才，而要解決人才問題，就必須使教育事業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有一個大的發展。”
這一階段之所以說是認識上的戰略重點，是因為戰略重點的問題主要存在於極少數高層領導、專家和官方文件的語言表述上，實際工作中並沒有把教育放在興國富民的首要地位。這一點同樣可以用鄧小平同誌的談話予以證實。1988年9月12日，鄧小平同誌說：“從長遠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學技術。否則我們已經耽誤了二十年，還要再耽誤二十年，後果不堪設想。”在這裏，他明確說“已經耽誤了二十年”。從1988年往前推，可以說他是指“文革”十年和改革開放十年。1989年3月23日，鄧小平在接見外賓談到對改革開放十年的評價時說：“我們最近十年的發展是很好的。我們最大的失誤是在教育方麵，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發展不夠。”
第二階段，從20世紀90年代初到21世紀初10年，可以概括為理論上的戰略重點階段。這一階段教育作為興國富民戰略的一個重要標誌是教育立法全麵展開。《教育法》、《教師法》、《職業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等，一係列有關教育的法律、法規幾乎都是在這10年頒布出台的。
為什麼說這一階段是理論上的戰略重點階段呢？因為正是在這一階段，各級政府都在大講特講教育的戰略重點問題，有關教育的立法又在大張旗鼓地進行，而與此同時，教師的工資收入卻在全國各行業中由第九位降為第十位。不但如此，全國各地紛紛出現了拖欠教師工資現象。拖欠教師工資的現象各省都有，拖欠的大省一般都在8000萬元左右。1993年3月，據當時的國家教委有關部門不全麵的調查，黑龍江、安徽、福建、山東、江蘇、廣東、江西、遼寧等省都有不同程度的拖欠事件。遼寧部分地區新欠2000萬，山東菏澤由於1993年的水災新欠1600萬，江蘇淮陰地區新欠600萬，廣東粵北地區新欠200萬，江西撫州地區新欠53萬……到1994年5、6月，全國新拖欠的教師工資已經達到5億元人民幣。拖欠教師工資時間由半年到一年不等，貧困地區還有拖欠時間多達兩三年的。於是，全國各地政府在教師節這一天紛紛強調要兌現教師工資，教師節成了兌現工資節。
也就在這一階段，全國中小學教師隊伍開始大量流失。流失的方向一是跳槽轉行，調出教師隊伍；一是下海經商，另謀出路。據不完全統計，1992年，全國共調出中小學教師21.6萬人，占中小學教師總數的2.4%。這個數字不含自動離職的教師。而且，教師的流失還在上升。1992年上海教師流失1500人，1993年上升為2292人。廣東從1987年起，連續幾年每年流失教師2000人，1992年流失6200人。流失的教師絕大多數是40歲以下的合格教師。
至於西部地區，教師流失的現象更為嚴重，主要流向是補充了東南沿海教師流失的空缺。當時媒體的說法叫做“孔雀東南飛”。
於是，為了留住教師，一些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門又紛紛想出了和教師簽訂《服務合同》的辦法。規定畢業生得幹滿合同規定的服務期。否則，交出“買路錢”。服務期通常是5年，在貧困落後地區更多的是8到10年。“買路錢”的數目通常約等於這個畢業生兩年的總收入。如果要出教育部門，費用還要加。這樣做的結果是的確留住了一部分教師，但是，他們卻反複叮囑自己的孩子、甚至學生千萬不要報考師範院校，使教師隊伍麵臨後繼乏人的尷尬境地。
第三階段，從21世紀初開始，中國教育進入行動上的戰略地位階段。具體應該從2001年6月12日閉幕的全國基礎教育工作會議開始，以《國務院關於加強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頒布為標誌。這個決定首次明確了義務教育“以縣為主”的管理體製，把義務教育投入的重心由鄉鎮上移至縣一級政府，實現了從“人民教育人民辦”向“人民教育政府辦”的曆史性轉變。決定明確了各級政府有對義務教育投入的責任；縣級政府為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主體；確定了義務教育投入“分級”、“分項”承擔的模式，如按教師工資、校舍、公用經費等，分項規定各級政府的責任，對省級政府在教師工資、危房改造和公用經費方麵的責任強調的越來越多；強化了中央政府的責任，特別是加強了對中西部貧困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的扶持；提出了中央財政通過轉移支付的形式投入義務教育的途徑。2001年之後，又先後出台了一係列有關加強基礎教育工作的政策和文件，包括2006年新修訂的《義務教育法》，都在不斷地加強和完善著這些政策措施。
當然，教育真正成為行動上的戰略地位的標誌，不僅僅表現為出台了一係列法規文件，更重要的是有一係列大的舉動。
2005年2月，國家宣布對農村義務教育階段的貧困家庭學生實行“兩免一補”，即免書本費、免雜費、補助寄宿生生活費。“兩免一補”政策首先在“國貧縣”農村開始，然後惠及所有農村貧困學生，再惠及到農村所有學生，最終實現免費義務教育的目標。
從2006年開始，西部地區重慶、四川、貴州、廣西、雲南、西藏、內蒙古、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新疆建設兵團和中部地區享受西部政策的吉林延邊、湖北恩施、湖南湘西三個州，以及安徽省的金寨縣、青陽縣農村中小學生免除學雜費。從數量上看，近4800萬西部農村的孩子和部分中部地區的孩子享受了完全免費的義務教育。
2007年春季，全國所有農村地區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學雜費全部免除。
2008年春季，全國農村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生全部免費發放教科書。
2008年秋季，全國所有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學雜費全部免除。
而且國家已經宣布，2009年，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學校學生人均公用經費基本標準低於中央基準定額的差額部分，當年安排50%，所需資金由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按西部8：2、中部6：4的比例共同承擔。取消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學校寄宿製學生住宿費，並實現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學校學生的免費教育。
2010年之前，全部消除現有的農村中小學校舍危房。
2010年，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學校國定公用經費基準定額全部落實。
從認識到理論，再到行動，中國教育終於登上了興國富民的戰略地位，經曆了30年的坎坷曲折，真是得來不易！如今國家落實戰略地位的信心和決心已經用不斷的行動在證明著，而且步伐越來越快，力度越來越大。東南沿海和發達地區則走得更快、更好。
然而，在西部貧困地區，戰略地位又在逐步地失落。甚至可以說戰略地位至今還沒有確立起來。因為，在西部貧困地區，真正能夠算做把教育放在戰略地位去抓的可以說是在“普九”期間，大約是上世紀後五年時間。那時候，全國上下全民皆兵，共謀教育大計，共譜“普九”藍圖；“事緊先盡教育辦，錢少先盡教育花”的口號喊得震天響；集資辦學，捐資助學遍地開花，大有風起雲湧之勢。也的確使基礎教育的辦學條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農村，不少地方最漂亮的建築是學校並不是誇張之詞。但那畢竟是依靠“人民教育人民辦”的力量實現的，各級財政的投入十分有限。且不說“人民教育人民辦”加重了農民負擔，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後果，單就從辦教育的角度考慮，那一階段，的確有戰略地位的味道，從此以後再沒有出現過這種現象。
進入21世紀後，東南沿海的教育事業在實踐中越來越成為強國富民的戰略重點，而與之相反的是，在西部貧困地區，所謂戰略重點則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各級領導的講話中，至於實際工作則恰好相反。
西部貧困地區戰略地位失落的主要表現有五：
一、戰略重點成為領導掛在嘴上的標簽
有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2006年冬季的一天下午6點多了，正是機關幹部下班的時間。西部某縣教育局的幹部和往常一樣，收拾完自己手頭的工作都陸續下班了。離家近的同誌已經回家端起飯碗準備吃飯了，離家遠的同誌還都走在路上。這時候他們的手機都陸續響了，局裏通知他們趕快回單位，縣委書記要來教育局召開緊急會議。於是，正在吃飯的馬上丟下飯碗，走在路上的馬上掉頭，大家火急火燎地趕到了單位會議室。因為多年來，大家見縣委書記講教育工作都是在縣上召開的大會上，像今天這樣，在這樣小的範圍，這麼近距離地和大家談教育工作還是頭一回。於是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一點興奮，也有一點緊張，或許還有那麼一點點期盼。懷著各自不同的心境，大家共同交頭接耳著，內容卻空前一致，都想提前知道一點會議內容。但是，誰也不知道。
書記終於來了，隨行的還有主管教育的副書記、副縣長，縣電視台的三名記者扛著攝像機緊隨其後。冬天的西北地區天黑得早，會議室裏本來就燈火通明，這時候攝像機的白熾燈光一打，更是耀人眼目，會議室裏頓時鴉雀無聲。大家都屏住呼吸，翹起耳朵，準備靜聽與自己的工作有關的好消息。書記們個個氣宇軒昂，逐一落座。這時候，主管副書記小心翼翼地問書記：“怎麼開？”“讓大家先說。”書記很幹脆。主管書記愣了一下又開始和主管縣長交頭接耳了一會兒，然後就宣布開會。會議議程就兩項：第一，教育局彙報工作；第二，書記作重要講話。教育局長的彙報非常認真，有書麵材料。既彙報了教育局近年來的工作成績，又彙報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還有全縣教育工作目前麵臨的困難和困惑。局長的彙報結束了，主持會議的書記剛說：“其他同誌再說說吧！”坐在會議桌正中間的書記發話了：“算了，別說了。”主持會議的副書記又愣了一下，隨即就很快宣布：“下麵，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某某書記作重要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