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以人心為本，不為賢肖，安得其所，人心歸附。”——李世民
得人心者得天下，天下人安則君安。李世民之明：君依於國，國依於民；李世民之智：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李世民治國猶如栽樹，本根不搖，紮之愈深，則枝葉茂榮。因此，中國帝王二百數十，厚厚一本《帝範》，也難怪隻有最具資質的李世民才能將其書寫得獨具一格，光芒萬丈！
在總結曆史教訓的過程中，唐太宗君臣之間，逐步形成了“清靜無為”的統治思想。唐太宗一再說自己“不敢輕用民力，惟令百姓安靜，不有怨叛。”“夙夜孜孜，惟欲清靜，使天下無事。”“不失（農）時者，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君能清淨，百姓何得不安樂平？”魏征和王矽等大臣也竭力支持太宗實行“清靜無為”的統治政策，提出：“靜之則安，動之則亂”，“無為而化矣。”“帝王為政，皆誌尚清靜，以百姓之心為心。”
唐太宗的“清靜無為”的政策，概括起來有三個方麵的內容：一是偃武修文；二是戒奢從簡；三是輕徭薄賦，恢複經濟。
偃武修文，就是及時結束戰事，實行文治，使當政者的注意力及時從軍事鬥爭轉移到治理國家上麵來。戰爭本身必須用軍事手段解決，戰爭的創傷則不能靠軍事手段來醫治了。
李世民之所以得天下，主要憑借赫赫武功，“少從戎旅，不暇讀書”，因此這個轉變對於他來說就更為重要了。
李世民分析唐以前建立新王朝的“撥亂之主”，除東漢光武帝三十三歲以外，其他的都“年逾四十。”而他本人呢，“十八便舉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為天子”，因此，感到自己的經驗不夠。為了彌補這一缺陷，除了向大臣請教以外，每天罷朝歸來，安排一些時間讀書。他讀書的勁頭很足，常常是通宵達旦，手不釋卷。所謂“岩廊罷機務，崇文聊駐輦”，“對此乃忘憂，欹案觀文典”，“崇文時駐步，東觀還停輦，輟膳玩三墳，暉燈搜五典。”這些都是太宗讀書情景的自述。你看他，吃罷晚飯便進書房，而一捧起書，一天的勞累都可忘得幹幹淨淨。
讀到興頭處，還揮毫賦詩，暢敘心得，如《賦尚書》寫道：“寒心靚肉林飛魄看沈湎。縱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既承百王末，戰兢隋歲轉。”他讀的主要是史書，認為是“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因而特別重視曆代興亡盛衰曆史。他曾下令房玄齡、魏征等主持修纂《周書》、《北齊書》、《梁書》、《陳書》和《隋書》。當這些史書修纂完成時，唐太宗十分高興地說：朕觀前代史書，彰善祛惡，足為後世鑒戒。秦始皇奢淫無度，誌存隱惡，焚書坑儒，以封學者之口。而隋煬帝表麵上雖好儒，實際上卻歧視學者。所以也不好好為前世修史。
致使數代史書，幾將泯絕。我跟他們不同，要以前王之得失，為後身之龜鏡。
與此同時，唐太宗還十分重視發揮熟悉經史的官員的作用。北魏以未，開國君主多為武將出身，朝廷內武官地位也較高。李世民以軍事起家，貞觀初年也是武官多而文官少，王矽針對當時的情況向太宗進言道：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而近代重武輕儒，朝廷所任用大臣，極少經術之士，儒行既虧，風氣也就越來越壞。唐太宗“深然其言”，頗為重視他的意見。自此之後，便積極提拔“學業優長，兼識政體”的官員，引置左右，“每機務之隙，引之談論，共觀經史。”“鑒前代成敗事”，成為唐太宗終身奉行的三件事之一，也成為貞觀時期大臣的一種良好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