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恃才，莫自量。”——李世民
恃才自傲者招致殺身之禍已是屢見不鮮。而恃才自傲之君將致何禍？李世民晚年的這種深深憂慮，再次證明他真不愧為亙古明帝，李世民才略絕倫，功業蓋世，他是大唐的驕傲與自豪。然而，再傑出的天子終究是人之子，天子之過，自知之明，摧人奮悟，亦不失其英挺卓犖。
世民即位後曾問侍臣：“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難？”房玄齡說：“草創為難。”魏征卻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彼昏狡，百姓樂推，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為難。然既得之後，誌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則難。”
對於這兩種意見，世民巧妙地加以折衷：“玄齡昔從我定天下，備嚐艱苦，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見草創之難也。魏征與我安天下，慮生驕逸之端，必踐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成之難也。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者，當思與公等慎之。”
我們不打算在這裏探討創業和守成孰難的問題，隻想分析一下守成不易的關鍵究竟在哪裏。從世民與魏征之間的一問一答可以看出，皇帝是否由“驕”而“逸”，也就是放鬆對自己的要求而走下坡路，是問題的要害所在。魏征曾就此點進一步加以發揮：“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誌，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
實際上，功成而“德衰”的主要表現還不僅僅在於“傲物”，即表現在君臣關係方麵，更重要的是政治上全麵走向蛻化。
縱觀貞觀一朝，皇帝也好，大臣也好，“慎終如始”，“有始有終”，幾乎是廟堂之上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魏征、岑文本、王矽一再以此相戒諫，連世民本人也反複地說：“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雖知今日無事，亦須思其終始。”
“自古人君為善者，多不能堅守其事。……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自戒懼，用保其終。”
這樣的議論在《貞觀政要》一書中連篇累牘，確實反映能否做到這一點，在當時是擺在世民麵前的一個嚴肅的課題。
從道理上認識，或者說在口頭上承認，是一回事；真正把這一原則貫徹到行動中去，堅持到底，就並不是什麼容易的事了。世民的政治生活和行動每況愈下，就生動地說明了此點。
貞觀六年，群臣勸世民行封禪之禮，魏征持反對意見，世民連連逼問魏征：“朕功不高耶？”“德未厚耶？”“年穀未登耶？”
“華夏未安耶？”“遠夷未慕耶？”魏征承認皇帝在這些方麵確實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同時卻指出：“陛下功高矣，民未懷惠；德厚矣，漢未旁流；華夏安矣，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矣，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而廚羅猶密；積歲豐稔，而倉廩尚虛。此臣所以竊謂未可。”從君臣的問答可以看出，世民此時已經產生了自滿情緒，因而陶醉在勝利和成功之中，忽略了不足之處。這種情緒正是促使他走下坡路的思想基礎。登上皇位剛剛六年，世民就已經有些飄飄然了，時間越久，這種情緒越滋長，因而政治上下滑的速度也就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