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十年，魏征尖銳地指出，世民在“威加海外，萬國來朝，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的勝利聲中，“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雖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終之美。”具體地說，“昔貞觀之始，乃聞善驚歎”，到貞觀八、九年間，“猶悅以從諫”，但“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有所容，非複曩時之豁如。”甚至“謂同心者為擅權，謂忠讜者為誹謗”，致使“便佞之徒，肆其巧辯”，“正臣不得盡其語”，說明缺點首先在納諫和用人方麵有所暴露。
世民缺點的大暴露，主要是在貞觀十年左右，所以這幾年侍臣們連續批評這種不良趨勢。貞觀十三年，魏征奏上他那篇古今聞名的《十漸》，對皇帝展開了全麵的批評，就是由於這種趨勢已相當嚴重。才引發的。在這篇奏疏中，雖然指出了十個方麵不能克終盡三美的情況，但歸納起來，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麵：首先，生活上“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追求珍奇，“不得專心治道”；其次，在用人方麵，對君子“敬而遠之”，對小人“狎而近之”，對臣下“兜為臧否”，於是“使守道者日疏，幹求者日進”；最後，在納諫方麵“欲有所為，皆取遂意，縱或折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臣下“欲言則顏色不接”，阻礙了下情上達。魏征認為，產生這幾個方麵的缺點，根源在於：“頃年已來，微有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
此傲之長也。”這個“傲文”字可以說是抓得很準，打中了要害。
魏征曾在《十漸疏工》中指責李世民“出言而莫已逆，所為而人必從”，就是一種絕對君權的具體表現。處於這樣的地位而思想發生變化，符合存三在決定意識的規律。因而世民也跳不出這樣的邏輯。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皇位終身製所引起的不良後果。即使品質再高、修養再好的人，也必然會變得不再習慣於聽逆耳的諫諍，不再願意儉樸自持，個人品格中的某些消極因素自然就因此得到了滋長的土壤。基於上述原因，世民晚年在政治上酬每況愈下，不能過多地責怪他個人，主要應該由專製主義和皇位終身製來負責。
當我們強調李世民晚年在政治上走下坡路的時候，必須同時指出，盡管他的缺點暴露得越來越全麵，越來越嚴重，但即令在垂暮之年，他的優點仍然占了主要地位，這些消極麵隻占從屬地位。譬如對魏征《十漸疏》那樣尖銳的批評，也還能夠表示接受，並因此疏賜魏征黃金十斤。廄馬，以示鼓勵。
不僅如此，世民還把《十漸疏》“列為屏障，朝夕瞻仰。”即令到貞觀十七年，還因高季輔上疏陳得失賜以鍾乳一劑，並對他說：“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世民在臨終前一年，還因徐充容上疏進諫而“甚善其言，特加優賜甚厚。”在用人方麵，直至貞觀之末，忠臣、良臣、直臣仍然占絕大多數，明顯地奸佞是極個別的。所建玉華宮雖然被批評為奢縱，但興建時“務從儉約”，說明生活上的腐化也沒有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由此可見，李世民雖然在晚年有每況愈下的不良趨勢，但他終歸是清醒的，這種一以貫底的英明使他沒有發生質的轉化，即使在臨終的前夕，積極的方麵仍然是第一位的，消極因素並未取得支配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