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此軍事，若非深知灼見，不可草率舉行。——李世民
行舉足輕重之事，則先有洞若觀火之明。李世民遇大事決不驚慌失措，決不魯莽輕狂。當然，他更不糊塗。李世民之所以超出一般政治家，就在於他的目光能見人所未見，永遠都要比旁人延長了一大截，似乎在這不經意之間，他行走的腳步往往跨越了自己的時代。
李淵即位之初，已著手恢複庠序，在中央建立了國子學、太學和四門學，在地方上建立了郡學和縣學。由於當時國家草創，學校又僅初具規模，所以生徒人數極其有限。世民即位後，一再親幸國子學和太學，對教育相當重視，遂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增加國子學、太學和四門學的生員至三千二百六十人。不久，高麗、百濟新羅等國及高昌、吐蕃等地的酋長亦皆遣子弟人國學，“於是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貞觀年間可以說是唐代教育事業發展的黃金時代，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時期。高宗永淳以後，國子兩監“乃廢”，庠序就走向衰落了。此外，世民還在門下省別置弘文館，在東宮特置崇文館，皆置諸生習業，也是發展教育的一個補充措施。世民大興學校的目的是培養貴族、官僚、地主的子弟，以便通過科舉製向各級政府輸送官員，但在客觀上也對文化的發展、傳播和交流起了一定的作用。隋煬帝晚年，以各級學校“徒有名錄、空度歲時”，未能培養出“德為代範，才任國用”的人才為理由，大加裁廢庠序，是犯了幼稚病。
與他相比，唐太宗大興學校，“銳意經籍”，使“四方儒土，多抱負典籍，雲會京師”，以教化佐刑法，就顯得成熟和高明得多了。
從南北朝起，門閥世族走向衰落，寒門庶族逐漸興起，適應這種階級狀況的變動，北周及隋朝早己“官無清濁。”隋唐之際，順應曆史發展的進步潮流，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科舉製形成和逐步完善，二是譜牒的編選有所變化。世民在這兩方麵都有所貢獻。
李淵、李世民以關中為根據地，逐步統一了全國，而且他們出自隴西李氏，所以對山東士族不免懷有此畛彼界的觀念。世民即位後有一次對侍臣張行成“言及山東、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立即跪奏：“臣聞天子以四海為家，不當以東西為限，若如是，則示人以隘狹。”世民雖然“善其言”，但對崔、盧、李、鄭、王這些衙鬻門第的世族仍不免有點反感，困而萌動了修《氏族誌》的念頭。
從李淵到世民，在對待門閥士族的問題上，是發生了微妙變化的。高祖即位之初，曾對竇後的從父兄竇威說：“比見關東人崔、盧為婚，猶自矜伐；公世為帝戚，不亦貴乎！”
可見李淵對山東士族是既羨慕而又推崇的，毫無加以貶抑的意圖。世民對“山東人士，好自矜誇，雖複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女適他族，必多求聘財”的現象甚“惡之”，認為這種賣婚陋習“甚傷教義”，於是令高士廉、韋挺、岑文本、令孤德菜及“四方士大夫諳練族姓者”刊正姓氏。於是“普責天下譜牒”，並“憑據史傳考其真偽，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撰成《氏族誌》上之。不料世民對此誌大為不滿，發了一通議論：“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為其世代衰微，全無冠蓋，猶自雲士大夫，婚姻之間，則多邀錢幣。才識凡下，而偃仰自高；販鬻鬆木賈，依托富貴，我不解人間何為重之。祗緣齊家惟據河北，梁、陳僻在江南，當時雖有人物，偏僻小國，不足可貴。至今猶以崔、盧、王、謝為重。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上，皆功效顯著，或忠孝可稱，或學藝通博，所以擢用。見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舊門為親，縱多榆錢帛，猶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民）幹猶為第一等？昔漢高祖止是山東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貴。卿等讀書，見其行跡，至今以為美談，心懷敬重。卿等不貴我官爵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