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職高下作等級。”
高儉等遵照上述指示精神，於貞觀十二年正月重新修成貞觀《氏族誌》一百卷，合共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分為九等，崔民幹被降至第三等。世民正式下令，“頒於天下。”
從貞觀《氏族誌》的撰成可以看出：第一，門閥世族早已“累葉陵遲”，一蹶不振了，他們借婚姻之機多索“陪門財”，也是其經濟地位衰落的反映。尤其是隋唐科舉製的興起更剝奪了他們“平流進取，坐至公卿”的特權。世民此舉進一步抑製崔、盧、王、謝等高門，是順應了時代的進步潮流。第二，魏晉南北朝的世族特權和社會風尚，主要表現在婚、宦兩個方麵，現在科舉製興起，他們在宦的方麵失去了過去的地位，但在婚的方麵還能在社會上打出姓族的旗號，“多求聘財。”
不過在這一方麵，也說明他們的經濟、社會地位已不能與過去同日而語了。在東晉、南朝時期，世族連寒門出身的皇帝和大臣都不看在眼裏，不肯輕與通婚；到唐初一般人出點陪門財就可以高攀望族，可見他們已經是大為降格了。實際上，“多邀錢幣”就是拍賣門閥的金字招牌，希望借助婚事來克服一下自己的經濟困窘。世民現在就對這一點也頗不以為然，認為是“甚傷教義”，說明幾百年來世族炫耀的禮法門風在當時還嚴重存在；一則反映他本人也還受這種風氣的熏陶，不能完全擺脫它，因為世民在這裏不是要從根本上廢除譜牒本身，而是要用新的譜牒代替舊的譜牒。新譜牒的原則是“重今朝冠冕”，即以李氏皇族和當今的高官顯宦躋人士族的行列。因此，世民重修《氏族誌》，既有抑製舊門閥的一麵，也有保留閥閱觀念的一麵。不過隨著列入《氏族誌》的姓族增加，門閥也就越來越不值錢，實際上等於在一定程度上把世族消化在社會中了。當然這種後果是世民下令修《氏族誌》時始料不及的。重修《氏族誌》既具有一定的進步性，也具有明顯的局限性，這是社會風氣使然，要求世民當時就與譜牒之風一刀兩斷是不現實的。社會風氣有相當的慣性。
其改變往往比政治改革更緩慢，更艱巨。
貞觀十六年六月，世民下詔：氏族之盛，實係於冠冕；婚姻之道，莫先於仁義。
自有魏失禦，齊氏雲亡，市朝既遷，風穀陵替。燕趙右姓，多失衣冠之緒；齊韓舊俗，或乖德義之風。名雖著於州閭，身未免於貧賤。自號膏梁之胄，不敦匹敵之儀。問名惟在於竊貲，結？必歸於富室。乃有新官之輩，豐財之家，慕其祖宗，競結婚媾，多納財賄，有如販鬻。或貶其家門，受屈辱於姻婭；或矜其舊族，行無禮於舅姑。積習成欲，迄今未已，既紊人倫，實虧名教。朕夙夜兢惕，憂勤政道，往代蠹害，成已懲革，惟此弊風，未能盡變。自今以後，時加告示，使識嫁娶之序，各合典禮，知朕意焉。其自今年六月禁賣婚。”
這道詔書實際上是《氏族誌》的繼續，目的都是在“婚”字上大作文章，裁抑士族的餘威，不同的是一則見之於譜牒方麵，一則表現為直接禁止賣婚。世民在這裏再次打出儒家“仁義”和“名教”的旗號，確實反映這些已褪了色的門閥不但經濟上的“身未免於貧賤”與政治上的“矜其舊族”已經發生尖銳的矛盾，而且過去所矜持的禮法門風已遭到了賣婚製的嚴重破壞。
毫無疑問，李世民在類似重大問題上的舉措，總要比前朝向前邁出一大步，這種明顯的進步性，思之至今，仍是多麼地難能可貴，把這些措施稱之為改革，亦是毫不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