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民之道，惟以察吏。諸卿果能秉公，毫不瞻顧、沽譽姑容，則吏治必清，天下大治。”——李世民
吏之清濁，民之福禍，亦可為國之福禍，故為稱快君者不可不察吏。李世民察吏，惟賢是用，以致求賢若渴，夙夜不寐；李世民察吏，邪惡者膽寒，忠良心悅，民生。
唐代地方行政機構，設州縣二級，州設刺史，縣設令，與州相平行的還有府，府是京師等個別地區設的地方行政設置。州府長官一般不領軍事，隻管民政，實行軍民分治，以防止地主分裂割據局麵的重演。唐初，各地群雄紛紛歸附，高祖李淵設立州郡以予安撫，因此州郡數量特別多，超過隋時的一倍，造成官煩人弊，十羊九牧的局麵，唐太宗即位後即下令合並，至貞觀十三年州府減為三百五十餘。
地方官吏處在基層，直接統治人民，其好壞良莠，直接關係到唐朝的安危治亂，因此貞觀初年唐太宗特別重視選擇地方官吏，改革地方吏治。他感到自己居於深宮之中，耳目視聽不能及遠，民間的大政一切皆委都督、刺史管理，因而“此輩實治亂所係，尤須得人。”大臣馬周也一再上書指出：要使百姓安樂，惟在刺史、縣令，所以必須妙選賢德充任。不過縣令人多，難得都是好官。如果每州有一個好的刺史，則合境太平，百姓不慮不安。故自此以後，唐太宗親自掌握選任刺史的工作，而縣令則命五品以上的京官每人負責推薦一名。
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地方官員的素質。
不僅如此，唐太宗還十分重視對地方官員政績的考核。
他最擔心的是都督、刺史在地方上是否加害於百姓，為此常“夜恒思”，“或至夜半不寐。”為能時時了解地方官員的政績，把都督、刺史的姓名，一一書寫在臥室的屏風上，起臥進出，隨時可以看到，誰辦了好事或壞事，一一具列於其名下，以便及時褒貶黜陟。於此亦可看出唐太宗對改善地方吏治的迫切心情。
由於州的行政設置較小，數目又多，不便中央直接控製，貞觀元年，唐太宗因山川形勢之便，分全國行政區為十道：關內道、河南道、河東道、河北道、山南道、隴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劍南道、嶺南道等。並以道為單位，派選官員，代表中央政府負責諸州的軍事、或負責財賦轉遠、或負責監察地方吏治。監察巡省沒有常設的官員，由唐太宗根據需要臨時派遣，他們隻負責監察，而不幹預地方的行政，沒有東漢州刺史那麼大的行政權力，因此不可能構成威脅中央的地方勢力。
然而他們可以直接黜陟地方官員，負有皇帝賦予的監察權力。唐太宗十分重視對地方官吏的監督。貞觀八年派遣李靖、肖踽等十三人分行四方，巡省天下，所謂“觀風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黜陟幽明。”貞觀二十年正月，又遣孫伏伽、褚遂良等二十二人，巡察四方，黜陟官吏。由於經常派遣這種巡察特使，及時獎勵選拔人才出來做官，貶黜惡吏，對罪行嚴重者，甚至懲之以刑法。這就起到了勸善懲惡、激濁揚清的監督作用，大大改進了地方吏治。貞觀年間，出現了許多政績清明的良吏。茲例舉一二。
陳君賓，武德初拜邢州刺史，貞觀元年轉鄧州刺史。當百姓在動亂年間流離他鄉，田業荒蕪。由於陳君賓竭力招撫安輯，到任後一個月左右，百姓紛紛歸家恢複生產。第二年諸州遭災，鄧州獨免，糧食有餘，蒲虞等州百姓都跑到鄧州就食。為此唐太宗特下詔褒獎陳君賓。從詔文可以看出受到旱災的有關內六州和蒲、虞、陝、鼎等地，朝廷令災民分別到鄰近州縣就食。由於各州縣官吏“支配得所”，百姓爭相賑施，不僅供應吃住，而且當災民回鄉時，還贈送糧食和布帛，幫助他們順利度過了饑荒，社會秩序仍然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