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前輩”告訴她，要學會抽離；進到一個家庭裏，照常上課下課，不要管小孩怎樣，把自己的工作做完就好。但吳曉樂說她做不到，“我寧可不拿錢或和家長大吵一架，也不能視而不見。”
這樣的衝突，時常拉扯著吳曉樂的內心。她說起一個在書中提到的故事：有個被體罰到麻痹的學生“眼鏡仔”，每任家教都遵照他媽媽的指示“犯錯就是打”，隻有吳曉樂拒絕，“我不打學生的。”他的媽媽曾經因為他成績太差，當著吳曉樂的麵就給他兩個巴掌，把她和眼鏡仔都嚇壞了，“他的媽媽打他，有一部分是打給我看的，這其實是一個很痛苦的焦慮。”吳曉樂說：“我這麼認真地在教我的小孩，你──你這個家教要了解你現在背負的任務有多重；你不可以用愛的教育，那是行不通的。”
過多的管束、體罰……有些時候來自家長本身的焦慮，他們當然是為了孩子好，卻無形中把傷害複製給下一代。在《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裏的九篇故事，幾乎每個人都處在這樣的焦慮裏；他們各自代表了某種典型，在吳曉樂的細心挑選下，每個為家庭教育所苦的父母、孩子，或許都能在故事裏找到自己。
“這些人物都是真的，隻是他們的年齡、性別，包括父母的身份都改變了，不要讓當事人發現我在寫他。”吳曉樂說，寫作時當然也會有道德上的疑慮，於是將人物替換到連自己都認不出來的地步，“但是這樣還不夠”。一個朋友告訴她，要破解道德上的疑慮的話，“就是你也得站出來。”這是交代，也是公平。
於是最後一個故事，就是她自己的家庭故事；這次她不再隻是旁觀者，而是其中一個故事的主角，她被迫選擇法律係的不甘，念書時的掙紮，和母親間因為這些事而導致的裂縫……她抽絲剝繭，試著用同樣的方式去書寫、去理解自己的母親，“在寫作的過程裏發現到，自己也跟他們和解了。”
跟自己的生命達到平衡
吳曉樂說，她當初沒有預料到有這麼多25歲左右的讀者會看這本書，“當初和編輯預設的年齡是35歲左右、有小孩子的父母。”但實際出書後才發現，閱讀的年齡層從15歲到70歲的都有，範圍相當廣，“如果當初知道會有這麼多年輕人在看，可能會放一些講‘怎麼和解’的文章進去，告訴他們可以怎麼做。”
一開始訪問前她就明言：“十年內我不會再出跟教育有關的書，除非環境有改變。因為不論再怎麼寫，也是這些故事的複製而已。”在座談會上，曾經也有讀者對她說，“你一走出去，大家還是用同樣的方式對自己的小孩。”在台灣，要扭轉這樣歪斜的教育環境和家庭，恐怕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但我一場演講，可能有五六十個人來，隻要有十分之一的人聽進去了，也許就會有改變。”吳曉樂說，“一個人的改變不隻是一個人。大家都是家庭裏的成員，他們回去之後隻要能影響兩三個人，我就覺得很值得了。”
出書之前，有三個來自不同領域的朋友幫她校稿，他們的要求就是“簡單”“看得懂”，因為家長可能時間不多，每個故事的篇幅也不能長，更要讓孩子也能很快看懂。所以隻要用字超出了一定的單字量就會刪掉，讓她改得哀哀叫。但出書後，有個朋友告訴她“連我阿嬤也在看”，讓吳曉樂覺得寬心許多。
雖是談教育，但這本書其實並不像坊間的一般親子教育書，會告訴讀者“怎樣做才對”“怎樣做才好”，或者得出一些啟示。吳曉樂筆下的故事，大多時候都是停在一個“懸而未決”的狀態裏，沒有一個明確的解答。因此很多人跟她說，他們讀這本書“很不習慣”；編輯告訴她，以台灣的閱讀習慣來看，讀者不太喜歡讓結局處在一種“未知”的狀態下，沒有給出一個解答；也有很多家長跟她反映，說這本書讓他們不知道到底要怎麼辦了，“但你要我說謊嗎？要我編織一個美好的、確定的謊言我也編得出來……但那樣不行啊。”吳曉樂淡淡地說，“我很相信文字是要負責任的。”
故事不一定有美好結局，但當每個讀者都試著去“同理”書中的人物後，答案或許就自然浮現在眼前了。讀了這本書，會希望家長或孩子們做出什麼改變嗎？“要和自己的生命達到平衡。”吳曉樂的語氣很堅定，“要知道‘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要去接受這個事實。”她說自己並不期望有誰讀完書後，就能立即做出劇烈的改變，“那無疑是緣木求魚。”但她也說，有一個讀者告訴她，雖然還是不懂自己的媽媽為什麼要這樣對待自己，但她有一點點可以放下了，“當我聽到這裏，我覺得這是很大的讚美。”對她來說，最大的回饋或許不是刻意地做出某些改變，而是放下──“這些故事之所以存在，是期待我們去凝視一個初衷，靜下來，好好想想，把小孩帶到這個世界上的初衷。”放下焦慮，放下自責，放下過多的期望與心願，然後，接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