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當年，這本《中國人傳承的歲時》，同時也是台灣第一本使用計算機組版的書。彼時中華彩色印刷公司剛剛進口全台第一部盤式計算機，工作間像實驗室，溫控無塵，進門還得脫鞋。當他們先以手工完稿後，再使用四分之三英吋帶（乍看就像是錄像帶那樣）跑一趟程序組版，便能把書裏內頁畫出寬度0.1mm的框線底紋圖形完全密接（這在早期手工製版的年代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再加上全書共請來二十二位攝影師、六位繪圖者，以及“漢聲雜誌社”提供專業圖片，書中每一張圖都是經過正式授權買來的，成本所費不貲。
所幸《中國人傳承的歲時》甫一推出便頗受好評，銷路不惡，不久便銷至第三版（大約四千多本）。及至1992年，《中國人傳承的歲時》一書更因此獲頒“平麵設計在中國”（深圳）展覽書籍裝幀金獎。那年（1992）王行恭又接續策劃製作了《中國人的生命禮俗》，由馬以工擔任撰稿主編暨發行人，形式上大致沿用了《中國人傳承的歲時》的編排體例，內容則偏重在一般台灣民間的生命禮俗——包括生老病死，但王行恭在這裏並沒有碰觸關於死亡、葬俗之類的題材，就隻談從出生到結婚。另外有趣的是，由於像這類追尋傳統習俗文化的相關題材不僅在當年台灣島內熱銷，同時也引起不少大陸讀者的鄉愁情懷，以致於彼岸坊間書市很快也模仿這兩本書的題材和版型，競相出現了不少“山寨版”。
麵臨困境當下唯一的出路，便是前方無路
“我常覺得我的藝術生命裏一半是傳統，一半是現代。”⑾
從學生時代便常不按牌理出牌、強調好的設計師一定要從小養成習慣隨時觀察身邊環境的王行恭，在他三十一歲那年（1978）結束了這趟歐遊浪跡之旅，並從美國求學返台，起初先是在台北房屋公司任職企劃部經理，另一方麵也偶爾接些零星的設計案，諸如幫“文建會”設計出版品與海報文宣，抑或替朋友的公司設計企業LOGO，或為熟識的出版界或作家友人設計書籍封麵。1983年進入“國立故宮博物院”擔任美術指導暨執行編輯，隨之接連五度獲頒“行政院新聞局”“雜誌美術設計”金鼎獎。
彼時自八○年代以降，台灣信息界相繼出現了三項新產品，從而對於本地圖書出版產業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它們分別是：Apple（蘋果）公司發表新型激光打印機， Adobe（奧多比）公司在雷射印全機上裝設PostScript頁描述語言，以及Aldus公司推出PageMaker排版軟件。經由此三項科技產品的結合，很快便讓現代化計算機排版工具占據市場主流。舉凡1982年《聯合報》開始采用“計算機檢排”係統以加速報業產製流程，乃至1984年日茂彩色製版公司首度引進德國設備、率先邁入計算機分色組版作業時代，從百年曆史傳統的鉛字排版發展迄今，台灣報刊圖書出版業者終在短短十年間完成了一場劃時代的媒介革命。
與此同時，伴隨著政治上的解嚴與報禁解除，乃至台灣開始對美貿易出現巨額順差、股市衝破萬點，以及強調“台灣錢淹腳目”展現民間強大的經濟活力，過去長期以來被視為藝術創作領域附庸的“美術設計”很快也開始走向專業化之路，民間許多個人設計公司（工作室）相繼成立，其中包括王行恭於1987年自行創立的“王行恭設計事務所”。另外甫自“國立藝專”美術科畢業、年方二十七歲的呂秀蘭草創“民間美術事業有限公司”也很快在台北設計圈內闖出名號，並由此提倡複古精神的手工書匠美學，還有畫家李蕭錕擔任設計總監的“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創設之初亦以“出版最美麗的書”而享譽文化界。
其後因應印刷科技的進步，連帶促使原先的圖文排版能作更多變化，不少編輯人員也開始嚐試新的編排手法與視覺組合，若幹雜誌刊物紛紛趁此機會進行改版或轉型。
就個人而言，偏好使用攝影對象和隱喻手法來從事創作的王行恭，全然是把書籍設計視為一處舞台，“當我在做這本書的時候，封麵設計一定跟這本書的內容有一些關聯”，王行恭強調，“我隻能說我為這本書做了一點什麼東西，而非隻是單純的排列字體和玩弄圖片造型，”⑿重點在於表達書的內容，以及作者本身的意念。
2004年，台北書展基金會首度創辦以“書籍設計”為主題的競賽獎項“金蝶獎——平麵出版設計大獎”，初選入圍者將由國際級專家評審團進行決選，當時主辦單位希望能邀請杉浦康平來台灣擔任國際評審，於是便找來與杉浦康平熟識的王行恭擔任評審總召集人，獲獎作品也將同時送往德國萊比錫角逐“世界最美的書”大獎。此後，每年定期的“金蝶獎”連續舉辦到第十屆，曾一度傳出停辦消息，後來在全台各界的搶救呼籲下，最終所幸仍得以繼續舉辦，而每年幾乎固定出任評審總召集人的王行恭毋寧也成了名副其實的“金蝶獎之父”。
對此，王行恭不禁感歎：“雖然那年有些小挫折，但峰回路轉，終究沒斷線……我們不應該因為出版市場的局限，而困在島上自我設限，擋了青年書籍創作者的機會。”而所謂的“書籍設計”（Book Design）畢竟不等同於“封麵設計”（Cover Design），就像前菜不等同全餐一樣的道理，金蝶獎最終是要送進萊比錫的大賽場，王行恭強調，一般書籍裝幀講求的是整本書裏裏外外一切的一切，尤其到了萊比錫的國際競賽，除封麵的美之外，還講求適性，包括全書的用紙、選字、排版、印刷技術及裝訂等，封麵隻是其中的一項。
走過十多年的評選經曆，眼見無數台灣年輕一輩設計的書籍作品，王行恭無形中歸得出一條結論：設計是常民生活美感的內容，並非在效率化要求之下，經由刻意製造而產生的。“我們其實是有很好的書，但比較可惜的是，我們的書籍類別太窄，大部分都集中在文學類，”王行恭直言台灣出版市場現象說道，“還有一些就是非文學類的，都是在談吃吃喝喝的，像那一類的書，在市場上太多太多了，而且嚴格來講，它不是一本可以流傳下來的書。”
王行恭深信，設計本就存在生活當中，而設計力的提升，則關乎整個社會的層層麵麵，自非仰賴設計者個人所能解決。活在二十一世紀當下，麵臨各類數字產品、電子信息如排山倒海般入侵。教育，尤其是設計教育，無疑更需要不斷地鼓勵實驗與創新，朝著獨立的前瞻思維和解決問題的方法，持續去發想、改變，如此才有存活的機會。“唯一的出路，即是前方無路”“一花一草都能成就慧業，就端看個人的大智慧”“當年雲門的創始者林懷民、金像獎導演李安等先輩不都也是這樣的過來人？”據聞王行恭每每在他的畢業班學生修業結束、離校之前，總是會說幾句這類鼓勵的話，抑或不忘針砭當前體製沉痾、且道痛批一番咱的“教育部”大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