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產業革命鞏固了新生的資本主義製度。封建社會末期，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所以能夠戰勝封建的生產關係，是因為它適合於新的社會生產力，具有一定的優越性。而產業革命的完成，機器大生產的出現和工廠製度的建立，正顯示了新生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對於腐朽的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的優越性，從而鞏固了剛剛從封建社會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製度。
第三，產業革命引起了生產關係的重大變化。這次革命是以手工技術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的轉變。這個轉變，既是技術的變革，又是生產關係的重大變革。列寧說：“從手工工場向工廠過渡，標誌著技術的根本變革，這一變革推翻了幾百年積累起來的工匠手藝，隨著這個技術變革而來的必然是：社會生產關係的最劇烈的破壞，各個生產參加者集團之間的徹底分裂，與傳統的完全決裂，資本主義一切陰暗麵的加劇和擴大，以及資本主義使勞動大量社會化。”①（①《列寧全集》第3卷第415頁。）總之，隨著大機器生產和工廠製度的確立，資本主義雇傭勞動製度終於在工業中得到了鞏固和發展。
第四，產業革命促進了階級關係的變化。產業革命所產生的最主要的社會後果就是社會分裂為兩個明顯對立的階級——工業資產階級與工業無產階級。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新生的工業能夠這樣成長起來，隻是因為它用機器代替了手工工具，用工廠代替了作坊，從而把中等階級中的勞動分子變成工人無產者，把從前的大商人變成了廠主；它排擠了小資產階級，並把居民間的一切差別化為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對立。”①（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96頁。）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兩個階級利益根本對立的基本階級，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將貫穿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始終。
最後，產業革命還加劇了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基本矛盾。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這個矛盾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的具體化，它支配著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全過程，決定和製約著資本主義社會的其他一切矛盾。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而產生的。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初期，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還沒有充分展開。產業革命的發展和工廠製度的出現，使成千上萬的雇傭工人集中在同一個工廠裏，共同生產一種或幾種產品；社會分工變得更加精細，各部門之間的關係和依賴更加緊密；社會產品成為許多人甚至許多企業的共同勞動成果，生產的社會化程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這就使得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變得更加劇烈。其結果是導致了周期性經濟危機，社會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1825年，英國發生了資本主義曆史上第一次經濟危機。這次危機，是產業革命所引起的盲目擴大生產和勞動者日益貧困化之間的矛盾所造成的，也是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激化的表現。總之，產業革命既促進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巨大發展，也使它的內部矛盾變得更加尖銳、劇烈。
資本主義製度無法醫治其自身的痼疾；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隻有通過社會主義革命才能解決。
第二節 西歐近代空想社會主義
一、空想社會主義的產生和發展
空想社會主義（通常也包含“空想共產主義”在內），也稱“烏托邦”社會主義，是早期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反映，是現代無產階級先驅者的獨立運動的理論表現，同時也是一種不現實的改造人類社會的思想體係。它產生於16世紀初，在19世紀中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產生後，逐漸退出了曆史舞台。它從產生到終結，經曆了300多年，大體上可分為四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16世紀和17世紀的空想社會主義，通常稱為早期空想社會主義。這一時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國的托馬斯?莫爾和意大利的托馬斯?康帕內拉。1516年莫爾的《烏托邦》一書（該書的全稱是《關於最完美的國家製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既有利又有趣的金書》）的出版，是空想社會主義產生的標誌。意大利的康帕內拉比莫爾晚了大約一個世紀，他受過莫爾的《烏托邦》的影響，並在某些問題上發展了莫爾的空想社會主義。1623年，康帕內拉出版了自己在監獄中所寫的《太陽城》一書。
莫爾和康帕內拉生活的時代，資本主義處於初步發展時期。然而他們所處的具體生活環境有所不同。莫爾生活的年代正是英國封建製度解體和資本原始積累時期，他目睹了資本原始積累給千百萬貧苦人民所帶來的一幕幕慘狀，並在《烏托邦》一書中對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羊吃人”的現象提出了控訴。他寫道：“綿羊本來是那麼馴服，吃一點點就滿足，現在據說變成很貪婪很凶蠻，甚至要把人吃掉。”①（①莫爾：《烏托邦》，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36頁。）康帕內拉出生於意大利一個貧苦的農民之家，他生活的年代，意大利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經濟處於停滯狀態，政治上四分五裂。封建的西班牙入侵者的統治，使廣大人民陷入苦海之中。意大利人民不斷展開反抗外國侵略者和本國封建統治者的戰鬥。康帕內拉不但親眼看到而且親自參加了這場鬥爭。他在長期的監牢生活中，以無比堅強的毅力從事寫作。黑暗的現實和令人窒息的監獄生活，使康帕內拉非常渴望光明，熱愛太陽，因此，他把自己所向往的理想國家稱為“太陽城”。他在《太陽城》一書中，指責當時社會上“遊手好閑的富人為懶惰、淫亂、疾病、財富、浪費等等所腐化”，他們是“社會財富的掠奪者”。莫爾和康帕內拉的共同特點是，從古代哲學家的著作、早期基督教的傳說以及當時的人文主義著作中吸取思想素材，采用文學作品的形式，虛幻地描寫未來理想社會的情景。所以恩格斯說：“在十六和十七世紀有理想社會製度的空想描寫。”①（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8頁。）
除了莫爾和康帕內拉之外，德國的托馬斯?閔采爾、英國的傑納德?溫斯坦萊和法國的德尼?維拉斯等，也是這個時期空想社會主義的重要代表。
第二個時期是18世紀的空想社會主義。這一時期的著名代表人物都是法國人。其中最主要的有摩萊裏和馬布利。摩萊裏的代表作是1755年出版的《自然法典》，馬布利的代表作是1776年出版的《論法製或法律的原則》和1789年出版的《論公民的權利和義務》。
18世紀的西歐，資本主義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啟蒙運動的興起，成為影響法國以至整個歐洲的重大事件。與此相適應，這一時期的空想社會主義也具有自己的特點。其一是，空想社會主義者不再像以前那樣，采用文學的形式來描繪理想的社會製度，而是采取法律條文的形式把他們的理想社會法律化、製度化。摩萊裏曾經提出經濟法、土地法、城市規劃法、公共秩序法、政府法和行政管理法等等，想以此來安定社會，治理國家。馬布利也主張製定土地法、取締豪華法、限製財產出賣和轉讓法等，以打擊大地產所有製，限製富人的奢侈貪欲和反對財產的繼承與集中。其二是，他們都利用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的思想武器，直接論證了消滅私有製和建立公有製的必要性。例如，啟蒙學者普遍使用的“理性論”，成了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理論武器。在他們看來，違背人類理性的不僅是宗教和封建專製製度，資本主義同樣也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麵前受到審判。因為資本主義製度也是一種私有製度。隻有公有製，才是唯一符合理性的製度。恩格斯曾經指出：“現代社會主義，雖然實質上是由於對現存社會中有產者和無產者之間，工人和剝削者之間的階級對立進行考察而產生的，但是，就其理論形式來說，起初卻表現為18世紀法國偉大啟蒙學者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更徹底的、進一步的發展，社會主義的最初代表摩萊裏和馬布利也是屬於啟蒙學者之列的。”①（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6頁。）然而由於受曆史所限，他們的學說還帶有明顯的平均主義和禁欲主義色彩。摩萊裏要求在生產領域取消分工，所有社會成員共同負擔繁重艱苦的各種體力勞動任務。在消費領域，絕對平均地分配消費品。馬布利提倡清心寡欲，禁絕一切生活享受。
第三個時期是19世紀初期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是近代空想社會主義發展的最重要的階段。這個時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三大空想家：法國人昂利?聖西門（1760—1825）和沙利?傅立葉（1772—1873），英國人羅伯特?歐文（1771—1858）。
19世紀初期，空想社會主義在法國和英國達到了它的全盛時期，這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政治根源的。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和英國的產業革命是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兩大事件。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是一次深刻、徹底和影響巨大的資產階級革命。它不但從根本上推翻了統治法國一千多年的封建製度，為法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了道路，而且沉重地打擊了歐洲封建體係，開辟了一個資本主義更加廣泛發展的新時期。英國的產業革命深刻地改變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實現了由手工工場向機器大工廠的過渡。法國大革命的勝利和英國產業革命的完成，最終確立了資產階級的統治，並且導致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矛盾的表麵化和尖銳化。客觀社會條件的這種變化使19世紀的三大空想家比以往任何時期的空想家都能更清楚地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和弊端，因而也使他們的學說無論在理論觀點上，還是在表述形式上，都超過了以往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首先，三大空想家已經擺脫了小生產主義、複古主義、平均主義和禁欲主義的束縛，開始從現代化大生產上尋找出路；其次，在他們的著作中，已經不再采用虛幻的文學描寫和具體的法律規定的表現形式，而是采用直接的理論論證的形式，把批判的鋒芒直接指向資本主義製度。然而，三大空想家畢竟還受到主客觀條件的限製，因而仍然沒有能夠為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
第四個時期是19世紀30—40年代的空想共產主義。這是空想社會主義史上最後一個時期。這個時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埃蒂耶納?卡貝（1788—1856）和他的《伊加利亞旅行記》；奧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和他的《布朗基文選》；德奧多?德薩米（1803—1850）和他的《公有法典》；威廉·魏特林（1808—1871）和他的《自由與和諧的保證》等。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是，空想社會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大都出現在具有空想社會主義傳統的法國。他們在理論上分別繼承和發展了空想社會主義史上的兩種傳統。以卡貝為代表的一派繼承了從莫爾和康帕內拉直到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的空想社會主義，形成了自己的空想社會主義體係。而以布朗基和德薩米為代表的一派繼承了16世紀閔采爾和18世紀末期的巴貝夫的暴力革命思想，反映了這一時期階級鬥爭的尖銳化以及無產階級試圖通過革命鬥爭實現自身解放的願望。這一時期的空想社會主義在理論上雖有一些積極的、值得肯定的見解，例如提出了要革命就必須建立嚴密的革命組織的思想，以及提出並論證了什麼是過渡時期、過渡時期的必要性和任務等問題，但總的說來，他們的理論沒有什麼新建樹，甚至趕不上19世紀初期的空想社會主義的水平。用恩格斯的話說，“這種共產主義還是頗為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純粹出於本能的一種共產主義。”①（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36頁。）
近代空想社會主義產生於16世紀，經過300多年的漫長過程，到19世紀40年代中期以後，逐步走向自己的反麵，成為一種落後、保守的思潮。19世紀初期，三大空想家的思想理論是近代空想社會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之一，值得認真研究。
二、19世紀初三大空想家的思想理論
19世紀初三大空想家聖西門、傅立葉和的歐文，生活在資本主義相對發達的法英兩國。他們耳聞目睹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矛盾和弊端，對資本主義製度感到不滿和失望，希望建立一種新的美好的社會製度。他們發表了大量的著作和文章，提出了許多很有價值的思想理論。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兩個方麵：
第一，揭露和批判資本主義製度的矛盾和弊端。
聖西門指出：“現代的社會真正是一個黑白顛倒的世界的寫照。”在這個社會中，“遊惰者”過著荒淫無恥的生活，“勞動者”卻饑寒交迫，無以為生。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經濟上的無政府狀態是“一切災難中最嚴重的災難”①（①《聖西門選集》上卷，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27、75、35、283頁。），“利己主義”已成為“一切社會階級的通病”②（②同上。），“專橫、無能和陰謀”是“現有政治體係的三個主要弊端”③（③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