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實行孝治實際上得力於漢初思想家的理論闡述，而在推行孝行方麵帝王的行為更具有表率意義，因為帝王以孝相標榜會使得從孝到忠的轉移來得更加自然。在其他漢初思想家之先，叔孫通已開始用孝的思想教育漢惠帝。叔孫通得寵於劉邦之後，於漢高祖九年（前198）做了太子太傅，成為一國儲君之師。幾年以後，劉邦打算立趙王如意為太子時，叔孫通極力出麵勸阻，稱：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並說“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劉邦不得不回答說：吾聽公言。至於叔孫通到底是出於什麼目的，我們不得而知，但從上麵的對話當中，我們可以看出：第一，叔孫通以太子“仁孝”而且天下共知阻止劉邦易太子，並使劉邦不得不勉強答應，說明劉邦的頭腦中已初步形成了孝治的觀念。第二，太子是未來的國君，叔孫通用“仁孝”來規範太子，並使太子以仁孝聞名天下，也顯然昭示了叔孫通“以孝治天下”的思想。
至於叔孫通是如何用孝來教導太子的，史無明言，不過，後來的一件事情很能說明問題。劉盈做了皇帝後，住在未央宮中，其母呂雉住在東麵的長樂宮中。劉盈朝見太後時，每次都必須清道。為了減少麻煩，便利過往行人，便修築了複道。當複道修建之後，卻發覺漢高祖劉邦的衣冠每月從陵寢出遊至高廟的道路卻在複道之下。叔孫通對惠帝說：後世子孫怎麼能從宗廟道上行走呢？劉盈聽罷非常恐懼，打算立即拆除。叔孫通又勸阻他說：人主沒有過錯。如今已經建成，百姓也都已經知道，現在拆除它，則表示了您有過錯。“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劉盈依照叔孫通所言去做了，此後，劉邦的衣冠每月出遊不必經過複道之下了。
這一方麵說明了叔孫通在極力維護劉盈的威望；另一方麵，也說明在叔孫通的輔佐下，劉盈能以孝作為行為標準，儒家的“尊祖”與“敬宗”觀念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惠帝死後，他的諡號上加了一個“孝”字，以後諸帝死後諡號也都加上個“孝”字，表示“以孝治天下”之義。胡適曾對此評論道：這一個製度，史家雖沒有明言，但我們很可以歸功於那位叔孫太常。這便是儒教成為國教的第一聲。
黃老之學術
西漢開國之初，滿目瘡痍，城鄉破碎，土地荒蕪，民生凋敝，餓殍載道，整個國家掙紮在死亡線上。廣大人民群眾亟需和平安定，休養生息。要想鞏固統治，建立正常的社會秩序，必須安定民心，休養民力。秦因橫征暴斂、嚴刑峻法而導致滅亡的教訓也給新的統治者以深刻的教育，促使他們尋求穩妥的統治方略。嚴酷事實的本身要求最高決策者盡快製定包括經濟在內的較為寬鬆的政策，偃武修文，實施正常的統治秩序，迅速修複與改善破敗紛亂的局麵，否則，就會使人心不安，社會不安，剛剛建立起來的西漢王朝就無法維持。在這種社會條件下，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正能滿足漢初封建統治者的需要，所以黃老之學很快流行起來。
黃老之學是指“黃帝之學”與“老子之學”相結合的一種理論學說，它在先秦以“稷下學派”為主要代表。它有兩個來源：一個是《老子》；一個是戰國時期偽托“黃帝言”的諸書。黃老之學認為道是天地萬物的總根源，也是支配世界萬物的總規律，在各種事物中普遍地起著作用，具有客觀必然性。在分析社會矛盾時，它用陰陽觀念論證刑德，以陽為德、陰為刑，認為“刑德相養，逆順若成”，“先德而後刑，順於天”。主張把德政與法治有機統一起來，以德為主，以刑為輔。這些思想是對《老子》消極無為思想的積極改造，為漢初黃老之學的勃興提供了理論根據。
鑒於西漢初期的社會狀況，文武兼備、刑德並用，講求無為而治的黃老之學可謂正適應這一環境，所以，黃老之學成為漢初統治者的指導思想，得到了社會的共鳴而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在漢初，無論是上層統治者，還是一般老百姓，朝野上下很多人都信奉黃老學說，較為典型者有漢文帝、漢景帝、竇太後、曹參、陳平、王生、田叔、黃生等。漢文帝崇尚黃老之學，史料記載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在漢文帝統治之時，實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廢除酷刑，以及親躬籍田、崇尚節儉等，這一切都體現出黃老思想學說的一麵。而漢景帝自小就是在文帝和竇太後的教育下成長起來的，所以，景帝繼承了文帝的政策，舉事無所變更。應當說，在推行黃老思想、執行黃老政策方麵，最具代表性的還應是竇太後。她通過漢文帝和漢景帝施加強大的影響，把國家大政方針都納入黃老思想指導之下，她幾次打擊和排斥儒家，批判法家，使黃老思想獨尊於朝廷，為漢初黃老思想的推行起到了積極作用。
總體而言，黃老之學對於漢初政治的影響是巨大的，在當時形成了一種時代思潮，產生了積極的社會效果。根據餘光明先生的研究成果，略總結如下：首先，黃老學說所主張的文武並用、刑德兼行的思想，為製定王霸雜之的漢家統治術提供了理論基礎。其次，黃老學說中的法治思想，不僅對漢初定法、立法和執法影響至深，也與漢初定法、執法的情形基本相符。第三，黃老學說中的無執無處、無為而治的思想，在西漢初年也為統治者全盤接受，並成為現實。第四，黃老學說中的“以民為本”的保民、養民和愛民的思想，是與其無為而治的思想緊密聯係在一起的。第五，黃老學說所闡述和提倡的崇尚節儉和樸實的道德思想，在漢初的名臣將相中，也曾產生積極的影響，使西漢初年的官僚多具廉潔奉公的良好作風，在官場中造就了一種清廉的氣氛。總之，西漢初期實行的方針政策，多是在黃老學說指導下製定的。這些政策使西漢前期社會得以穩定，也促進了經濟的恢複和發展，為強大的西漢帝國奠定了基礎。
秦始皇統一天下的成功，宣告了法家學說的勝利，斷絕了儒學躋身政治舞台的道路，尤其是焚書坑儒的劫難，更使儒學遭受到致命的打擊。但秦王朝的迅速崩潰，給了儒學東山再起的機會。漢初雖然由於統治需要而采用黃老思想，但儒學也在積蓄力量，不斷發展，逐漸複興起來，成為漢初顯學。黃老之學是兼收儒、法，彙合陰陽之說的產物，本身具有包容性。漢初崇尚黃老，並未實行一種思想上的專製，因此，儒家、法家等思想仍然活躍在思想和政治舞台上，並對社會施加著影響。儒家在漢初黃老盛行的情況下，能夠複興，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漢初黃老思想統治下的寬鬆學術環境為儒學的複興創造了客觀條件。漢初崇尚黃老之學，而黃老之學反對人為的幹涉和糾正，當然更不主張用行政手段去禁止其他學派的發展，所以漢初在思想領域又出現了諸子並存的局麵，在政治上各自發揮著影響。漢初當政者雖然崇尚黃老之學，但儒學在漢初仍處於“顯學”地位。特別是前191年，漢惠帝正式廢除秦代製定的“挾書之律”，開放了民間學術文化活動，此後，儒家經籍的研究和傳授也開展起來，出現了一批經學大師。漢初儒家經學雖然和其他學派一樣處於民間傳授的地位，但其學術活動的規模及傳授教學內容的重要性，都是其他學派所無法比擬的。漢初儒學教育的興盛為儒家複興並登上獨尊地位奠定了社會政治基礎。
第二，劉邦對儒學態度的轉變為儒學的複興提供了方便。如前所述，漢高祖劉邦出身於布衣，沒有受過多少教育，文化素質較低，是一個“不修文學”、近乎文盲的鄉間無賴。他對那些思想學說並不感興趣。對黃老之學和儒學同樣是一竅不通，這使他對各種思想學說沒有任何偏愛，皆采取了實用主義的態度。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儒家學者極力向劉邦推介儒學對鞏固封建統治所起的積極作用，使劉邦對儒家學說有了一定的認識。西漢王朝建立之後，他利用儒家博士叔孫通訂朝儀，充分顯示出封建帝王之尊嚴。嚐到儒家禮儀的甜頭後，他開始對儒家另眼看待，對儒學的態度也有了很大的轉變，從“不好儒”發展到“好儒”。劉邦之後漢統治者的崇儒術、重儒生，實際上是劉邦崇儒、重儒思想的發展。統治者對儒學態度的轉變使儒學得到轉機，儒家學者抓住機會，使儒家學說靈活變通，在漢代初期站穩腳跟，逐漸複興起來。
第三，黃老思想統治所帶來的負麵效應為儒學的複興創造了機會。任何正確的施政方針都應該張弛適度、寬猛相濟。黃老之學主張順應自然，清靜無為，特別適應社會休養生息的需要。但它也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弱點，就是缺乏進取精神，缺乏將全社會積極因素調動起來、全麵建功立業的恢弘氣勢。在社會的上層，諸侯王勢力膨脹，產生離心傾向，構成對中央政權的威脅；在社會下層，豪強兼並，對社會正常秩序造成了幹擾。對少數民族的侵擾，缺乏強有力的對抗措施。這些負麵效應，說明黃老學說不利於中央政權的鞏固和國家的穩定。事實證明儒學確實“可與守成”，這為它走上政治舞台創造了機會。
此外漢初儒家知識分子的不懈努力，是儒學在漢初複興的內因。漢初儒學複興，主要靠幾個人物，其一是叔孫通。在劉邦即位伊始，叔孫通就主動勸說劉邦征用儒生，起草朝儀，並且根據漢初統治集團人士多小吏出身和武將少習文化的特點，既部分襲用秦朝舊儀，使蕭何等秦時故吏能順利接受；又遵循簡易可行的原則，使粗魯無文的武將們容易做到，更充分考慮到當時“死者未葬，傷者未起”的社會現實，使朝儀在整體框架上既能為文武群臣所認可，又能為國家經濟實力所允許。然而叔孫通畢竟隻是一位通曉儒家禮儀的博士，他隻能通過一些具體的實踐行為來為儒生在新政權裏爭得一席之地。同樣，他也隻能借助諸如製訂朝儀及宗廟儀法等具體事務來證明儒學並非像法家所說的那樣毫無用處。儒學要複興，上升為新政權的指導思想，必須從思想上轉變最高統治者對儒學的偏見，從理論上證明以儒學治國安民的必要性，並以思想體係的完善和實用，讓統治者相信隻有儒學才會使長治久安的理想變成現實。這一任務自然不是隻熟悉禮儀的叔孫通所能完成的，曆史的重任落到了漢初另一位儒學中興人物陸賈身上。
陸賈利用和劉邦貼身的機會，“時時前說稱《詩》、《書》”，以期對劉邦潛移默化，轉變他對儒學的態度。雖然這位自恃居馬上而得天下的漢家天子常以大罵作為回答，但陸賈在比較前朝興亡原因的基礎上，指出“逆取”和“順守”的不同，使劉邦心服口服。
陸賈作為新時期力倡以儒學治國的第一位思想家，以其特有的身份、實用的主張，不僅擴大了儒學的影響，而且促進了儒學與現實政治，特別是與官方權力的結合。陸賈的努力雖未能使儒學全麵振興，但終究為日後儒學的大行於世創造了條件。部分儒生先後走進漢初的朝廷，使儒學在黃老學說走紅之時也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