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經過三十餘年的休養生息，經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但政治上卻出現了嚴重的危機，社會風氣也每況愈下。這時，儒家學者賈誼在堅持原始儒學的基本精神前提下，根據當時的實際需要，提出某些切實致用的政治原則。他把實行禮治作為當務之急，同時不忽視仁義，把仁與禮結合起來。賈誼對政治的實質和仁義作用的理解較之他的前輩要現實得多。他的思想充分表明儒學是最適宜治國安邦的。賈誼加速了儒學的政治化進程。
在這些儒家學者的努力下，儒學在漢初雖未能成為統治思想，卻也複興起來成為顯學，使統治者對其不能等閑視之。直到漢武帝時，一代鴻儒董仲舒在綜合了前人思想的基礎上，根據現實政治的需要，提出了一係列新儒學思想，得到漢武帝的認可，最終使儒家登上了“獨尊”的地位，成為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
回顧漢初儒學的發展曆史，從叔孫通到董仲舒，既堅持了一以貫之的傳統，又注意麵對現實，不斷修正自己的學說。特別是善於把握時代的脈搏，融進具有強烈時代氣息的新觀念，還勇於吸收他家之長，棄己之短，以保持本學說必要的張力和活力，這是儒學在漢初黃老思想盛行下得以複興，並產生由在野到在官的曆史性轉變的根本原因。
儒術之獨尊
黃老“無為政治”的主張雖然適應漢初休養生息的需要，但其“因循為用”，漠視禮製的態度既嚴重破壞了等級製度，又大大助長了人民目無法紀的心理，導致經濟繁榮而社會不安、政治不穩。漢景帝末年七國之亂的現實足以說明黃老學說對於地方割據勢力拿不出解決的良方，即便是靠“削藩”和鎮壓手段，也隻能奏一時之效。可見黃老學說隻能作用於一時，而不能成為治國安邦的長治久安之道。無情的曆史表明，隻有儒學才是真正的長治久安之道，於是儒學遂被尊崇。
漢武帝是個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喜歡積極向上的儒家學說。漢武帝獨尊儒術有一個曆史過程。他即位之初，還因崇尚儒術發生了一場風波。武帝任命好儒術的竇嬰為丞相，田蚡為太尉，趙綰為禦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主持政府重要部門。又安車駟馬迎接著名儒生申公入朝，作為朝製興革的顧問。武帝的舉措引起了黃老學派的不滿，隨後趙綰又建議不向東宮奏事，意在架空崇尚黃老的竇太後，惹得竇太後勃然大怒，將趙綰、王臧逮捕，迫其自裁，並罷免了竇嬰、田蚡。武帝在強大的壓力下隻好讓步，暫時停止諸般興禮作樂舉措。武帝雖然遭受挫折，卻仍不放棄尊儒的努力，他在選拔賢良方正時，留意收覽儒生，授以官職。前136年，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從此確定了任博士官職的特定學術資格，這是尊儒的重要體現。他還鼓勵學者研讀儒家經典，使五經傳習更有係統。
前135年，竇太後病逝，武帝完全掌握朝中執政大權，加快了崇儒的步伐。他啟用田蚡為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在前130年的舉賢良文學對策中，他問怎樣才能使“陰陽和”、“民不犯”，又欲聞“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著名儒者公孫弘的對策，深得武帝賞識，被武帝親自擢為第一，拜為博士。公孫弘進入仕途之後，由於“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得到漢武帝的重用，後來官職不斷升遷，布衣大儒公孫弘最後被擢為三公，封平津侯，這一來引得“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
為了廓清思想疑慮，確立起適應大一統政治的思想權威，武帝多次下詔策問，一代鴻儒董仲舒在對策中論述德教是統治的關鍵，主張以教化為主導，努力提高人們的道德水平。他主張以仁義禮樂教民，強化人們的道德意識。“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古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強調“教化行而風俗美也”，認為這是從根本上解決社會混亂狀況的關鍵。他還引古證今對更化問題進行了一番議論，這些深深打動了躊躇滿誌、正欲大舉更張的漢武帝。“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在漢武帝認可了他所條陳的“大道之極”和“治亂之端”後，董仲舒提出了用儒家學說統一天下思想的建議，他認為漢初七十年，黃老大用於世，由於它既沒有什麼理論建樹，又不重意識形態建設。使人們缺乏信仰，思想混亂。而政治上的大一統，決不允許“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他建議漢武帝：“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熄，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他指出大一統是宇宙的普遍法則，但是沒有統一的思想與之適應，統治者就無法保持一統局麵；法令、政策、製度經常改變，難以遵循，也會導致社會不穩定。董仲舒對統一思想意義的論證是有力的，選擇儒家作為指導思想也是合適的。漢武帝采納了這個建議，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以儒學正式取代黃老之學，定儒學為官方政治學說，實現了政治指導思想的轉變，奠定了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基本思想基礎。
漢武帝獨尊儒術主要表現在教育領域。前124年，根據丞相公孫弘的提議，為博士置弟子員五十人。他建議：“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
在公孫弘等人的奏議中還提出有關招生、考察和任用製度方麵的措施，可見博士弟子製已經具備了作為學校製度的基本內容規定，應當說這是漢代官方教育製度的正式建立。公孫弘等人的奏議是一篇建立官方教育製度的綱領性文獻。其中指明興學的主要目的在於推廣教化，最理想的狀況是“鄉裏有教”，但在一切需從頭做起的情況下，其步驟應該是“建首善自京師出，由內及外”，即首要任務是在京城建立中央官學。興學的捷徑是“因舊官而興焉”，因為當時政府已設有專門的五經博士，這些人都是現成的師資，隻要為他們配備一定數額的學生，就可以開展教學活動了。博士弟子製就是這樣產生的，由此開始了中國封建時代的官方正式的學校教育活動。
公孫弘的這個建議為博士弟子參與政治鋪平了道路，漢武帝采納了這個建議。於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自此之後，博士弟子員額不斷增加。自武帝接受公孫弘建議為博士置弟子員，並廣設學官，使學而優則仕，就把儒學與仕途聯係起來，把一種學術與利祿直接掛起鉤來，於是尊孔讀經、學習儒術的人日益增多。
如果說董仲舒的“天人三論”是從理論上論證儒學獨尊的必要性，而公孫弘所提出的這一係列建議和措施，則使儒學的進一步發展獲得了法律上的保護和物質上的保障。
從此，博士除參與有關的政治活動外，其主要職責就是從事教育。博士弟子製的建立標誌著以儒家經學為教育內容的官方教育的開始。儒學教育進而擴展到私學、蒙學和家庭教育各個領域，並且通過選士製度將培養出來的人才選拔到政府機構中來，這樣，儒術就成為國家培養和選拔人才的一個重要標準。儒學與仕途聯係起來，使尊孔讀經、學習儒術的人日益增多，儒學陣地日益擴大。
需要指出的是，儒學由孔子創立後，經不同學派的闡述，內容與要點一直在發生著不同的變化。漢武帝尊崇儒家，五經皆立博士，可最受青睞的是公羊之學。當時所尊崇的經義，主要是董仲舒雜糅陰陽五行說而創立的新儒家學說。董仲舒青年時期曾跟隨公羊學派的大師子壽學習《公羊春秋》。漢景帝時，他擔任過博士官，那時，他就開始招收弟子，傳播儒家學說。漢武帝即位後，立即頒布了“舉賢良文學”的詔令，要求各地的官員推舉學者以備朝廷策問，董仲舒也被推薦到了京城。漢武帝曾經先後三次召見董仲舒上殿策問，在這三次對策中，董仲舒借機闡述了自己的思想主張。第一次，他用儒家的“五帝三皇”之道、“三皇受命”之符，論證了他的“天人感應”觀點，認為上天不僅主宰著自然界，也主宰著人類社會，自然界的變化和災異都和國家政治有關。他說：一個國家如果要走下坡路，上天就會發出一些災異現象來警告他；如果當權者不知道省悟，上天又會利用一些自然災異現象來警告他使他害怕；如果這樣，他仍不思悔改，那麼這個國家就將麵臨著滅頂之災。董仲舒告訴漢武帝，不僅“王者承天意從事”，而且“天”經常用符瑞和災異來表示希望和譴責。第二次，董仲舒談論了選才任吏對於治國的重要意義，並提出了一套選官措施。第三次，他則係統地提出了一套“王者受命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理論，並強調應該用儒家思想來鞏固統治，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主張。董仲舒的這三道對策，就是後人所稱的“天人三策”。董仲舒的對策受到了漢武帝的欣賞，武帝不僅接受了他“獨尊儒術”的建議，還派他到江都王劉非那裏為相。
到了西漢中期之時，隨著儒學地位的上升，現實利益的驅使勢必會導致儒學內部的分裂。隨著黃老之學的失勢，各家學說紛紛興起以回應時代的挑戰，然而由於各自內在的因素，它們被一一淘汰，最後至少在形式上由儒家獨霸天下。而這時的儒學顯然存在文化區域上的差別。
董仲舒所傳授的儒學屬公羊學，於當時，即是指《公羊春秋》。《公羊春秋》雖也強調宗法等級製度的建設，但其主要精神是強調大一統和“大義滅親”，貫穿著嚴法的精神。其矛頭是針對諸侯王的叛亂活動，目的是強化中央集權的等級製度的權威。漢武帝正是看中了這種法製精神。到了西漢中期，今文經學出現了陰陽五行化的趨向，以之附會經義的妄怪之論也隨之產生。在江都王劉非那裏，董仲舒經常宣揚公羊學派講災異、推陰陽的神秘思想，搞了不少祈雨止澇一類的活動。可是在當時，漢武帝的興趣在於“王者承天意從事”的“君權神授”理論，並不是對陰陽災異學說有什麼特殊的感情。因而，董仲舒大講災異也遭到了漢武帝的反感，使得他的仕途也並非一帆風順。
漢武帝“卓然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為開創新的曆史局麵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遂“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興造功業，製度遺文，後世莫及”，創造了中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盛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