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明三鳥下儲胥，一覺鈞天夢不如。爭那白頭方士到，茂陵紅葉已蕭疏。
——[唐]崔塗《讀漢武內傳》
漢初儒學興
前202年二月，劉邦於定陶（今山東曹縣北）附近的汜水之南即皇帝位，是為漢高祖，定國號為“漢”，史稱“西漢”。同年五月，遷都長安（今陝西西安）。由此，在秦王朝滅亡五年之後，又出現了一個統一的西漢王朝。
西漢初期，劉邦基本上沿襲了秦朝的舊例，就是人們通常所語“漢承秦製”。在皇帝之下，設立了丞相、太尉、禦史大夫，分別掌管政務、軍事和監察，稱之為“三公”。於三公之下，設有掌管國家軍政和宮廷事務的“九卿”。於地方行政機構中，除了沿襲秦朝的郡縣製度外，還通過分封諸侯王，形成郡國交錯的局麵。縣以下的基層組織仍是鄉、裏二級製。同時，西漢還建立了比秦朝更加完備強大的軍事體係。於中央設置南軍和北軍，作為守衛皇宮和京師的常備軍，在地方上設有經過一定訓練的預備軍。這樣，西漢王朝就有了比較強大的軍事體係。盡管劉邦等人從上到下建立了一整套完備的體製，彌補了秦王朝體製上的一些不足，但他們也深深地意識到，僅憑這些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從意識形態方麵加強建設，否則，一個政權是不會長久的。
劉邦是一位起於小吏的草頭天子，而漢初的大臣又大多來自於楚地，且多為屠狗賣繒之輩，並沒有多少文化知識，也就是說他們對於儒學等一切學說並沒有多少了解和興趣。因此，一些跟隨在劉邦身邊的儒生們不得不謹小慎微。
陸賈一直跟隨劉邦南征北戰，他在劉邦麵前談《書》說《詩》時，經常遭到劉邦的責罵。還有叔孫通，他在歸附劉邦後，穿著儒生服裝朝見，劉邦也十分反感。叔孫通隻好脫去儒服，穿上短衣，打扮成楚人的樣子。劉邦開始對儒生的態度十分惡劣，據《史記·酈生陸賈列傳》記載，凡有儒生前來拜見，劉邦就會把儒生的帽子摘下來當便盆。在當時，如果真把一個人的帽子摘下來如此做，那就是對一個人人格的侮辱，是任何人也無法忍受的。而且劉邦在與別人談話之時，常常市井穢語滿口，完全是一副流氓無賴的形象。他即位稱帝之初，對儒家的《詩》、《書》等典籍沒有絲毫興趣，也就是說他對儒家典籍的教化作用一無所知。
可是，到了後來，劉邦卻與先前判若兩人。據《全漢文》卷一記載，他在《敕太子書》中這樣說：我生當亂世，正值秦朝禁學，自己也認為讀書無益，但自從我稱帝以來，常常思考這一問題，其實讀書能夠使人知道作者之意圖，“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後來，劉邦在路過魯地時，還“以太牢祠孔子”，對孔子和儒學的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轉變。
劉邦對孔子和儒學由最初的謾罵、鄙視轉變為敬重、尊崇，主要是當時殘破的社會現實所迫。漢初，經濟極其凋敝，政治混亂，民怨沸騰。新興的西漢王朝不得不思考如何建立自己的統治秩序，改變當時的殘破局麵，正視這突如其來的國家學說的空缺。當戰爭的煙塵散盡之後，他們首先思索的是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訓。有的思想家一針見血地指出：用刑太急、仁義不施、不知教化是導致強秦迅速滅亡的重要原因。他們試圖用儒家的禮儀建立漢朝的統治秩序。
而直接引導劉邦轉變態度的是叔孫通、陸賈等漢初儒生。《漢書·高帝紀》記載：當劉漢天下初定之時，高祖（即劉邦）命令蕭何編次法規律令、韓信重新申明軍紀，命令張蒼製定章程、叔孫通創製禮儀，同時還命令陸賈撰寫《新語》一書。我們從上麵幾項可知，律令、軍法、章程都是一些具體的政治製度，而叔孫通創製的禮儀和陸賈所造“述存亡之征”的《新語》一書，應該說是屬於意識形態領域的建設。
有人說“漢代重儒，開自陸生也”，是有其道理的。這主要是從陸賈撰著《新語》一書而言的。
據史料記載：陸賈因為在劉邦麵前常常稱說《詩》、《書》而受到劉邦的責備和辱罵，但陸賈依然忠心耿耿，不改變自己的態度和想法。但他改變了以前的方式，不再直接在劉邦麵前稱說《詩》、《書》，而是向劉邦說明，騎在馬上可以打天下，卻不能騎在馬上治理天下，並撰寫了《新語》十二篇，以說明古今國家的成敗原因。陸賈當時“每奏一篇，高帝未嚐不稱善，左右呼萬歲”。
從陸賈的《新語》看，他是一個厚今論者，他也反對“淡於所見，甘於所聞”，反對泥古、尊古的偶像崇拜與保守，主張“製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他認為行事應該注重實效，至於是否出於古道並無多大關係。這種崇尚現實、順應時勢的思想傾向頗合漢初君臣的口味，故而深受他們的歡迎。
正因為劉邦等人注重實際問題的解決，他們在探索和選擇封建統治的指導思想過程中，才更加歡迎實證性的學說。因此，由被司馬遷稱為“漢家儒宗”的叔孫通製訂漢代朝儀，可能對劉邦的刺激會更大一些。我們現在讀《史記》和《漢書》中叔孫通的傳記，給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精通“時變”，審時度勢，能在秦漢之際的動蕩歲月中進退自如，遊刃有餘。雖然他多次易主，似乎給人一種不好的印象。秦朝時，他是一位“待詔博士”，侍奉秦朝。陳勝、吳廣起義時，秦二世召集在鹹陽的博士、儒生三十餘人詢問對策，由於他們的回答不符合秦二世的心願，以至於有的儒生被交給執法的官吏問罪。叔孫通則不然，他故意迎合秦二世，以尋求機會逃離虎口。他脫身後，前往薛地。當時，薛已經降楚，等到項梁去薛時，叔孫通就跟隨了他。後來，項梁在定陶戰死，叔孫通就跟隨了楚懷王。漢高帝二年（前204），漢王劉邦率領五個諸侯的軍隊攻入彭城，叔孫通又投降了漢王。漢王失敗西撤，他權衡利弊終於跟定了漢軍。在秦末漢初的動蕩歲月中，叔孫通幾次易主，實際上他是在選擇可事之君。
叔孫通跟隨劉邦後，仍然不忘靈活多變，去就取舍“與時變化”。劉邦是楚人，開始時很討厭儒生，於是，叔孫通便著楚人裝束。叔孫通投降劉邦時，跟隨的弟子有一百多人，然而他不曾推薦過別人，卻專門對原先那些盜夥中的強徒加以推薦。弟子們都偷偷地罵他：服侍先生這麼多年，又跟隨他投降了漢王，如今他不推薦我們，卻一味地推薦那些大強盜，這是什麼道理呢？叔孫通聽到後，對他們說：漢王正冒著矢石爭奪天下，你們難道能夠戰鬥嗎？弟子們無言以對，認為他的話很有道理。後來，戰爭平息，劉邦取得了天下，叔孫通也有了地位，被任命為博士，稱稷嗣君。跟隨叔孫通的儒生也都做了郎官，他們高興地稱叔孫通“知當世之要務”。
叔孫通是一介儒生，但他懂得順應曆史潮流，隨時勢而變化，他把“不知時變”的儒生稱為“鄙儒”。秦漢時期已與春秋戰國時期不同，如孔子所處時代，列國林立，他可以像“擇木之鳥”那樣在列國之中進行選擇。而到了秦漢之時，多元的世界歸於一統，此時隻有一棵參天的皇權大樹，再無選擇的餘地，因此，如果再像孔子那樣“道不同不相為謀”，便意味著根本沒有機會被錄用。何況像孔子、孟子那樣的儒學大師，在當時那種多樹林立的情況下，仍然沒有找到適合自己的棲身之所，一生淒淒惶惶，到處奔走。叔孫通顯然也是在尋找可棲之樹，他幾經選擇，終於歸從了即將取得天下的劉邦。後來，他極力尋找儒家與皇權的結合點，以求儒學和儒生受到重視。應該說，如果沒有叔孫通等人的“變通”或“圓通”，儒家將永遠擺脫不了孔子那種“喪家之犬”的命運，儒學成為官學更無從談起。
作為儒生，叔孫通對儒學有著深刻的認識，他曾經對劉邦說：儒家學者，實在難以同您一起攻城略地，但能夠同您一起守住天下。此可謂對儒學與社會政治關係的高度概括。當群雄競力，以勇武相尚之時，儒學很難找到用武之地；而社會一旦安定，儒學便可發揮其協調社會關係的功能。對於儒學“難於進取”的特點，春秋戰國時期的曆史已經有了具體的說明，而統一的秦王朝卻沒有也沒來得及驗證儒學“可與守成”的特點。等到漢朝“已並天下”之後，叔孫通便開始了用儒學為漢家“守成”的努力。
前202年，諸侯們在定陶一同擁立劉邦做了皇帝。當時，儀法混亂，上升到統治階層的劉邦群臣熱衷於爭功論賞，有的甚至於在酒醉後亂打亂鬧，以劍擊柱，混亂的朝儀令劉邦這位新君不知所措，大傷腦筋。而叔孫通看準了機會，在劉邦感到越來越厭煩的時候，他請求到魯地征求儒生，與他的弟子們共起朝儀。劉邦當時還不怎麼相信，便隨意說：你可以試一試，但並沒有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叔孫通等參照秦儀，采古禮，製漢儀。兩年之後，長樂宮成，行儀於朝，“自諸侯以下莫不震恐肅敬”，“無敢歡嘩失禮者”。當禮儀在朝廷上演示之後，劉邦才由衷地感到“為皇帝之貴也”。這件事對劉邦震動很大，他由此明白了儒生的用處，開始尊重儒生和孔子了。
到了漢高祖十二年（前195），劉邦率大軍親征英布班師回朝經過魯地時，到孔廟祭祀了孔子，開了曆代皇帝親到曲阜祭祀孔子的先河。劉邦親自祭祀孔子之後，諸侯卿相到魯為官，常常拜謁孔廟後才走馬上任。為了更好地奉祀孔子，並表示對孔子後裔的優渥，劉邦又封孔子的九世孫孔騰為“奉祀君”，專司祀孔之事。
叔孫通受到重用，對儒學地位的提高十分有利。叔孫通進位太常，“賜金五百斤”，連他的弟子也都得到重用，進入到了漢朝的統治階層中。兩年以後，叔孫通為太子太傅，輔佐和教導一國儲君。劉邦死後，惠帝即位，遂廢“挾書之律”，民間開始有了儒家經典的傳授，此為文、景之後漸開獻書之路、搜求舊典古籍的先聲。惠帝時，叔孫通又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須知，儒家極重禮樂儀法，而叔孫通製訂的這些儀法，則一直在漢代施行著。
漢代是“以孝治天下”的，作為一個社會的道德觀念，“孝”對於漢代社會影響很大。漢人認為，能孝者“善繼人之誌，善述人之事”。漢初不僅設孝弟力田之科，而且自惠帝以下的漢朝皇帝都以“孝”為諡，如孝惠、孝文、孝景、孝武、孝昭等等。《漢書·霍光傳》記漢人之言曰：“漢之傳諡，常為孝者，以常有天下。”這代表了西漢時期人們的普遍看法。還有儒家的《孝經》一書在漢代受到了特別的器重，人們不僅把它看成是“三才之經緯，五行之綱紀”，而且認為它是儒家“六藝之總會”。東漢更是“使天下誦《孝經》”，社會上出現了不少以誦習《孝經》而成為孝子和以《孝經》進行教化的實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