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胡安國佚信五篇及其他
一、《答羅仲素書》
《四庫全書》所收浙江鮑士恭家藏本《豫章文集》卷一六《附錄下》載有《答羅仲素書》一文，題名胡安國，原注：“字康侯，文定其諡也。”此文不見於《正誼堂全書》本《羅豫章集》與《叢書集成初編》本《羅豫章先生文集》，《全宋文》第一四六冊卷三一四六至卷三一四九之《胡安國集》亦失收，此乃胡安國佚信。茲將全文移錄並校訂如下：
安國頓首。
主簿足下記居南北，尚昧平生，往歲乃辱惠書數千裏之外，並示所著《春秋指歸》。備覽二序，惟賢者欽慕聖門之篤，良慰孤想。書詞宜即報，會兵戈紛擾，久不果。重念雅意，不可虛辱，聊有所聞。夫《春秋》大要，明天理。世衰道微，臣子弑君，妾婦乘其夫，夷狄侵中國，天理滅矣。聖人為是作《春秋》，戒履霜之漸，明嫡妾之別，謹夷夏之辨。
其微辭隱義，抑縱予奪，是非進退，必多求博取，貫通類例，未易以一事明也。必心解神受，超然自得，非可以聞見到也。觀百物然後知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今足下乃謂誅一世子止，而天下之為人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盾，而天下之為人臣者莫敢不忠，切恐其言之過矣。且許止以不嚐藥而書弑，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弑，鄭歸生以憚老而書弑，陳乞以流涕不從而書弑。至於欒武子親弑其君州蒲而不書，楚公子圍親弑其君郟敖而不書，鄭公子騑親弑其君而不書，邴歜、閻職罪歸齊人而不以盜稱，裏克、寧[喜]各存其官而不以賊討。《春秋》舉法曷為輕重不倫如此哉？使後世君子致疑經傳，著論排之，聖人精意愈晦而不明也，則有由矣。《春秋》大法既晦不明，而謂能使亂臣賊子懼，則亦妄矣。夫聖筆誅亂臣討賊子，其法至詳，先儒皆秘而未之發也。宜熟思之。足下又謂因孔子答顏淵為邦之問，而知《春秋》為百王不易之通法，不知於二百四十二年間兼用虞夏商周之法，如夏時、商輅、周冕、韶舞之類者，果何事乎？得與《指歸》備覽，並以見教，以啟發其所未聞，不勝幸甚！
安國頓首。
全篇五百一十餘字。這是胡安國一封重要的佚信，此佚信不僅是證實胡安國與羅從彥存在著學術交往的唯一文獻材料，而且佚信內容也頗可與胡安國《春秋胡氏傳》相印證，對研究胡安國其人其學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下麵就佚信所牽涉的幾個重要問題略加考說。
胡安國（1074—1138），字康侯，建寧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胡安國深於《春秋》，是曆史上公認的宋代《春秋》學代表人物，其《春秋胡氏傳》與《春秋》三傳合稱為“《春秋》四傳”，元明兩代懸為功令，影響極為深遠。在學術淵源上，胡安國私淑程頤，自道：“吾所聞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發。”胡安國對程頤推崇備至，與程氏門人如楊時、遊酢、謝良佐等輩均相友善，關係在師友之間，曾自道“吾於謝、遊、楊三公，義兼師友”。羅從彥（1072—1135），字仲素，南劍州延平沙縣（今屬福建南平）人，因祖籍江西南昌，舊屬豫章郡，故世稱豫章先生。初師吳儀，後從學楊時，又曾向程頤請教。羅從彥與楊時、李侗並稱“南劍三先生”。羅從彥在宋代理學發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南宋馮夢得《豫章先生遺稿序二》雲：
豫章羅先生潛思力行，任重詣極，上接伊川、龜山之傳，下授延平、晦庵之學，東南學者未能或之先也。
黃宗羲也曾說：
龜山三傳得朱子，而其道益光。豫章在及門中最無氣焰，而傳道卒賴之。
羅從彥與胡安國雖然素未謀麵，但由於胡安國以《春秋》學聞名當世，且與程氏門人淵源深切，兼之羅從彥與楊時、胡安國皆閩北人，又有同鄉之誼，因此，羅從彥致信胡安國，並寄所著《春秋指歸》，以示請教。羅從彥的原信今已不得見，胡安國佚信說“會兵戈紛擾，久不果”，此“會兵戈紛擾”當指靖康之變後天下洶洶的局麵，由此可推知羅從彥致信應在靖康元年（1126）。由於天下不安，戰亂頻仍，胡安國沒能夠及時回信。佚信中稱“主簿足下”，說明胡安國回信時羅從彥已在主簿任上。元至正三年延平進士曹道振所編《豫章文集·年譜》雲：
（紹興）二年壬子，先生六十一歲，以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紹興）五年乙卯，先生歿。
也就是說，胡安國回信當在紹興二年（1132）至紹興五年（1135）之間，此時距羅從彥致信之初已有七八年左右，其時胡安國正往返於湖南衡山、湘潭兩地著書講學。
又有說謂羅從彥為博羅縣尉，非主簿。《豫章文集》卷一七載石公轍《誌釋菜事》稱“紹興二年壬子，州學落成，八月上丁惠州博羅縣尉羅從彥以太守周侯綰之命，領袖諸生”雲雲，按石公轍所稱“縣尉”當誤。就職掌而言，縣尉掌一縣之治安及軍事，主簿則各級主官屬下掌管文書之佐吏。以學問自許、時稱“道南第二人”的羅從彥所授當是主文事的主簿，而非主武事的縣尉。況且此胡安國《答羅仲素書》、《豫章文集》卷一四《附錄上·事實》以及曹道振《年譜》於紹興二年所引《延平誌》、《沙陽誌》皆稱“主簿”，可以證定。又《宋元學案》卷三九《豫章學案》雲：“建炎四年，特科授博羅主簿。”《全宋文》卷三〇六〇《羅從彥集》小傳雲：“建炎四年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紹興五年卒於官，年六十四。”二者皆誤作“建炎四年就特科”，當改正。
羅從彥於紹興二年以特科授博羅縣主簿，卒於紹興五年殆無可疑，但關於羅從彥卒葬之地的記載有些混亂。曹道振《豫章文集·年譜》雲：
按先生《行實》及《沙陽誌》皆雲先生卒於官。子敦敘早殘，喪不得歸者數年。族人羅友為惠州判官，遣人持護以歸，至汀州，遇草寇竊發，遂寄菆於郡之開元寺。又數年其門人李願中始為歸葬於本郡羅源黃祭坑之原。然先生族弟革題先生集《二程語孟解》卷後雲：“享年六十有四，自廣回，卒於汀州武平縣。”龜山先生《答胡康侯書》亦雲仲素死於道途，又與前說不同，未知孰是。
毛念恃《豫章羅先生年譜》雲：
按先生之子早歿，則先生存歿之詳不甚可證，但存其大概耳。且因宦而卒於道者，即謂歿於官亦可。再考朱文公記李先生問答中，有雲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則先生在廣非止一年，而享非六十四也。中不言其為何官，止雲隨人入廣，意先生亦非爵命於朝之官，止是淵明聊試為吏之意。後來請諡，亦未說為某官應加某爵也。
毛念恃說“因宦而卒於道者，即謂歿於官亦可”，回答了到底是“卒於官”還是“自廣回，卒於汀州武平縣”的問題，說較明通，但毛氏接下又推說“享非六十四也”，殊無理據。《龜山集》卷二〇《答胡康侯書（其九）》雲：
伊川先生語錄在念，未嚐忘也，但以兵火散失，收拾未聚，舊日惟羅仲素編集備甚。今仲素已死於道途，行李亦遭賊火，已托人於其家尋訪。若得五六亦便下手矣。和卿誌文，深愧鄙拙不足以發揚其美，蒙公見與，可以塞責矣。《三經義辨》已成書，俟脫稿即附去，以求參訂也。近因傷冷，嗽大作，累日不能興，昨日方稍平，然飲食猶未複常，倦甚，作書不及一一。
張夏《宋楊文靖公龜山先生年譜》雲：
五年乙卯，八十三歲。居鄉。三月望日與諸友相地於西山。四月廿四日辰時先生終於正寢。（原注：先生於三月得腳氣疾，繼而喘漱，然亦未嚐伏枕，至四月中疾勢雖稍而起居飲食如常。）可見楊時卒於紹興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其《答胡康侯書（其九）》稱寫信時有病在身，“倦甚”，當即楊時病逝前不久所作。胡安國多次向楊時詢問程頤語錄，並寄自己所編《程氏語錄》二卷給楊時，楊時多有回複，《答胡康侯書（其九）》即其中一封。信中既然已提到羅從彥卒葬情況，顯見羅從彥卒於楊時之前，即紹興五年四月之前。毛念恃疑羅從彥“享非六十四也”，甚非。
胡安國《答羅仲素書》之源起，主要在於評說羅從彥《春秋指歸》，但羅氏此書宋元諸家書目不見著錄，當早佚不傳，曹道振編輯《豫章文集》時已不可見。胡安國信中說“備覽二序”雲雲，似乎表明羅從彥《春秋指歸》本有兩篇序文，今則唯存《春秋指歸序》一篇，載於《豫章文集》卷一二《雜著》。
從《春秋指歸序》可知，羅從彥從楊時“授學經年”，又從尹焞處得到程頤《春秋傳》，並以此為基礎，對《春秋》作了精深研究，“微詞妙旨，譬如璣衡之察，時有所見，用是掇其至當者作《指歸》。又因前人纂集之功，分別條章，裁成義例者作《釋例》”。羅從彥《春秋》學成就和影響雖然不如胡安國深巨，《朱子語類》卷一〇二載羅從彥弟子李侗之言：“羅仲素《春秋》說，不及文定。蓋文定才大，設張羅落者大。”但羅從彥也應該屬於程門再傳中用力於《春秋》學的知名人物，可惜羅從彥這幾部《春秋》著述都亡佚不傳，今隻能從《春秋指歸序》中略窺其宗旨。《春秋指歸序》雲：
餘聞伊川先生有緒言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春秋》之法，乃百王不易之通法也。”……堯舜之治天下，不越乎君臣父子之間，而禮以文之者也。故《春秋》誅一世子止，而天下之為人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盾，而天下之為人臣者莫敢不忠。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氏之言抑有由也。
對於羅從彥這些論點，胡安國佚信表達了不同意見，這些意見多可與《春秋胡氏傳》相關論說相印證。如胡安國《春秋傳序》雲：“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辟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誌小有補雲。”而佚信論“夫《春秋》大要，明天理”雲雲，文義即多與《春秋傳序》相合。
再如佚信中提到“《春秋》為百王不易之通法”的問題。《春秋指歸序》稱述程頤之說，謂：“《春秋》之法，乃百王不易之通法也。”程頤多次論述這一問題，如《河南程氏遺書》卷一七雲：“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雲：‘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個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者。”《河南程氏遺書》卷一八亦有類似文辭，此皆羅從彥之所本。但胡安國認為羅從彥並未真正理解程頤說“《春秋》為百王不易之通法”以及孔子答顏淵為邦之問的深刻意義。胡安國匠心獨運，將孔子之語和程頤之說付諸具體的《春秋》經文的闡釋，形成了其獨特的“以夏時冠周月”說。在胡安國看來，“夏時冠周月”就是“《春秋》為百王不易之通法”的一大展現。胡安國說：
春之為夏正，何也？夫鬥指寅，然後謂之春；建巳，然後謂之夏。
故《易》曰：“兌，正秋也。”以兌為正秋，則坎為正冬必矣。今以冬為春，則四時易其位。《春秋》正名之書，豈其若是哉！故程氏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商人以建醜革夏正，而不能行之於周；周人以建子革商正，而不能行之於秦；秦人以建亥為正，固不可行矣。自漢氏改用夏時，經曆千載，以至於今，卒不能易，謂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指此一事可知矣，仲尼豈以欺後世哉！
胡安國曾將自己這個“夏時冠周月”說抄示楊時，楊時明確表示反對，認為不可信，說見《龜山集》卷二〇《答胡康侯書（其六）》，這是曆史上最早批評胡安國“夏時冠周月”說的，當時《春秋胡氏傳》尚在撰著之中，未行於世。但胡安國對此說非常自信，在這封給羅從彥的簡短佚信中雖然無法詳細解說“兼用虞、夏、商、周之法，如夏時、商輅、周冕、韶舞之類者，果何事乎”，僅點到為止，不過，胡安國寫作此信時，其獨特的“夏時冠周月”說隱然懸於心中自可推見。
鑒於羅從彥《春秋指歸序》稱“《春秋》誅一世子止，而天下之為人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盾，而天下之為人臣者莫敢不忠”，對《春秋》義法的闡釋有簡單化傾向，胡安國認為：“其微辭隱義，抑縱予奪，是非進退，必多求博取，貫通類例，未易以一事明也。”希望羅從彥“宜熟思之”，並舉許止、趙盾、鄭歸生、陳乞、欒武子、楚公子圍、鄭公子、邴歜、閻職、裏克、寧喜諸人事例，以示其義例。胡安國認為：
薨則書薨，卒則書卒，弑則書弑，葬則書葬，各紀其實，載於簡策，國史掌之，此史官之所同，而凡為史者皆可及也。或薨或不薨，或卒或不卒，或弑或不弑，或葬或不葬，筆削因革，裁自聖心，以達王事，此仲尼之所獨，而遊夏亦不能與焉者也。
又成公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春秋胡氏傳》卷二〇雲：
弑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於人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固不以大霈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弑之人。然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弑，許世子止以不嚐藥而書弑，鄭歸生以憚老懼讒而書弑，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不立而書弑，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弑，晉欒書身為元帥，親執厲公於匠麗氏，使程滑弑公，而以車一乘葬之於翼東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弑其君，而不著欒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奚獨於趙盾、許止、歸生、楚比、陳乞則責之甚備，討之甚嚴，而於欒武子闊略如此乎？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胡安國這番論說與佚信文義多相近，可見佚信所舉這些“聖筆誅亂臣討賊子”係列事例，正是胡安國特別用心處。胡安國對此類《春秋》義法諳熟於心，早已形成全麵的解釋與體認。《伊洛淵源錄》卷一三《胡文定公行狀略》雲：
窮研玩味、遊泳沉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先生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至是年六十有一而書始就，慨然歎曰：“此傳心之要典也！”
據此，《春秋胡氏傳》“六十有一而書始就”，時在紹興四年（1134）。紹興五年，高宗詔“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而胡安國佚信作於紹興二年至紹興五年之間，正當《春秋胡氏傳》“始就”之時。佚信所敘內容與《春秋胡氏傳》文義相近的事實，也正好可以作為《春秋胡氏傳》於此時“始就”的旁證。
胡安國佚信所舉“聖筆誅亂臣討賊子”的係列事例在《春秋胡氏傳》中皆有詳細論說，囿於篇幅，胡安國沒有在信中展開，隻是提醒羅從彥“宜熟思之”。若要真正理解這些事例文義所在，還必須參考《春秋胡氏傳》相關論說，故茲略述各事例之所出：許止例說詳卷二五昭19-2條，趙盾例說詳卷一六宣2-4條，鄭歸生例說詳卷一六宣4-3條，陳乞例說詳卷二九哀6-8條，欒武子例說詳卷二〇成18-2條，楚公子圍例說詳卷二四昭1-10條，鄭公子例說詳卷二一襄7-10條，邴歜、閻職例說詳卷一五文18-3條，裏克例說詳卷一一僖9-6條，寧喜例說詳卷二三襄27-3條。這些事例雖義旨有別，各有說辭，但大要則在於“存天理，滅人欲”，以期達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的目的。
二、《論宋氏
書》
李明複《春秋集義·綱領》卷中《論諸家得失》引述諸家論說，有程頤曰、或問程頤曰、朱熹曰，以及程門語錄、朱熹語錄，最後引述一家論說，其文雲：
宋氏《春秋駁議》，其說以左親受經於仲尼，以公羊、穀梁為道聽途說之學，以唐啖、趙、陸淳為狂懵，其《集傳纂例》皆竊左、杜之說。辯則辯矣，抑有可疑者。如隱公不書即位，左氏以為攝也。《春秋》既正名，隱公為諸侯矣，會盟征伐莫不稱公，又削其即位以為攝，則是名不正也。昔者周公嚐攝政矣，考諸《詩》《書》，成王則稱王，周公則稱公，未嚐易其名位而以周公為王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春秋》豈其若是哉？此可疑者一也。
宰咺歸賵，左以為於惠公則贈死不及屍，於仲子則豫凶事也。仲子猶存，生而來賵，周德雖衰，不應至此極。此其可疑者二也。
二年冬，夫人子氏薨。杜氏以為隱公讓桓，為太子成其母喪，以赴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經既正名仲子為夫人矣，六年考仲子之宮，又不稱夫人子氏之宮何也？前則夫人之，後則妾之，何《春秋》之名實變亂無常如此乎？其可疑者三也。
四年夏，君氏卒。左氏以為聲子也，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定姒亦非夫人而得葬，則於例不通，為子故削其母之姓而特曰君氏，於理無說，其可疑者四也。
隱公薨不葬，左氏以為不成喪也。按翬使賊弑公而討寪氏，有死者，固欲掩其弑君之跡，歸獄於寪氏矣，豈更令其喪禮不成以自暴耶？
此其可疑者五也。
左氏果受經於仲尼，不應是非如此之謬也。穀梁子則以為隱公之欲與桓，讓也。夫人子氏薨者，隱之妻也。公羊子則以尹氏卒，譏世卿也。隱不書葬，賊未討也，疑得《春秋》之旨也。故言三傳得失，未有若啖氏之精者。其言曰：“左氏比於二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後代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二傳傳經密於左氏，穀梁意精，公羊詞辨，但守文堅滯，或至矛盾，不近聖人夷曠之體。”其言三家得失，可謂公矣。故愚於序中有取於啖、趙三家者，為其所得之多，亦不敢以為盡也。若為宋氏《駁議》指為狂懵，竊恐其言之過耳。
陸伯衝宗師啖、趙，著《微旨》三卷，多得《春秋》要義。宋氏以公、穀但廣演左義，徒為繁文，以啖、陸竊杜征南注，為之冗說，則未曉也。
且以從上一事明之，如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左氏則直以惠公為再娶，以仲子為夫人，以桓為嫡子，以隱公之居位攝也。穀梁子則以惠公之欲與桓邪也，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探先君之邪誌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故隱之讓桓，不正也。其說與左氏正相反矣，安得言“但廣演左義為繁文而已”乎？啖氏則又曰：“言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無再娶之文。故仲子非夫人，桓公非嫡子，惠公之欲與桓，是虧禮而遺禍也。”此又穀梁子之所未發者，安得指為冗說？考尋經文，當以左氏為非，以穀梁、啖說為是。
夫人存則以氏係姓，以姓係號；夫人歿則以諡係號，以姓係諡。若夫存不稱號，歿不稱諡，單舉姓字者，妾耳。元年歸仲子之賵，六年書考仲子之宮，以姓係字，不稱號諡，則知諸侯不再娶，仲子非夫人矣。
隱二年夫人子氏薨，謂桓之母者，誤矣。夫非所有而據之者，攝也；推己所有以與人者，讓也。仲予果夫人，桓公果嫡子，則國乃其國也，隱何得久攝而不歸也？隱不奉桓為君而自立乎？其位則是篡也。桓公殺之，乃非弑君，其惡亦少減矣，《春秋》亦不應深絕之。今乃於隱不書葬，桓不書王，塚宰下聘而稱其名，諸侯來朝而降其爵，榮叔錫命去天王，以深絕之也，則知桓公非嫡子矣。其於隱有長幼之序，無貴賤之別矣。隱公自當有國，而非攝矣。其欲與桓而不書即位，當名為讓矣。
推此一事，其他可知。
按全篇八百五十餘字，直論宋氏《春秋駁議》，批評了宋氏《春秋駁議》詆毀啖助、趙匡、公羊、穀梁而袒護左氏的有失公允的態度。審其文辭語意，此文當為書信，如文中言“故愚於序中有取於啖趙三家者”，“竊恐其言之過耳”雲雲，顯係書信口吻。茲以其主要內容，姑題名為《論宋氏書》。此文殿《春秋集義·綱領》卷中之後，篇幅較長，省去頭尾，不題論說者。文章雖接朱熹論說之後，但空多格另起抬頭，可見並不是朱熹的論說。筆者考定，此文當係胡安國佚信，其理由在於：
其一，信中所言數節文辭與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所引胡安國《文集》以及胡安國《春秋胡氏傳》相同。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引用姓氏》題有“《文集》”者三，即朱熹《文集》、文定公《文集》、五峰胡氏《文集》。考《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首上《序》引“文定《文集》”雲：“《春秋》之法，治奸惡者不以存歿，必施其身，所以懲惡獎忠善者，及其子孫，遠而不泯，所以勸善。”此係《纂疏》首引《文集》，前題“文定”，明確其乃胡安國《文集》，非別家《文集》也。《纂疏》引“文集”凡二十見，皆出自胡安國《文集》。
《論宋氏書》與胡安國《文集》及《春秋胡氏傳》數節文辭皆若合符節，可見此信乃出胡安國之手，且見於胡安國《文集》。
其二，《春秋集義》引述胡安國論說，偶有小字注“餘見綱領上”、“餘見綱領中”雲雲凡九條，其中言見“餘見綱領中”五條中，恰有出自《論宋氏書》者。
如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春秋集義》卷一於“不書即位”引胡安國曰：
“《春秋》大居正。……故魯隱公不書即位。夫即位，人君之重事，以不得其正而《春秋》削之，端本正始之義微矣。（餘見綱領中。）”而從胡安國所論主題及文義來看，此所謂“餘見綱領中”，正指此《論宋氏書》相關內容。又如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春秋集義》卷二引胡安國曰：“上古應時稱號，故其名三變。……於前賵仲子則名塚宰，於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餘見綱領中。）”所謂“餘見綱領中”，內容也即在此信中，可見李明複亦指此信為胡安國所撰。
其三，文中所舉事例，文辭語義皆可與《春秋胡氏傳》一一對應。
如信中舉“五疑”。這“五疑”其實互相勾連，牽一發而動全身，這也是討論《春秋》學開卷即碰到的重要問題。此信中駁左氏諸說，取穀梁、公羊之說，皆可從《春秋胡氏傳》相關解說中得到證明。“此可疑者一也”，論隱公不書即位，駁左氏隱“攝”之說，認為隱當嗣位，自當有國，詳見《春秋胡氏傳》卷一之隱1-1條、卷四之桓1-1條。“此其可疑者二也”，駁左氏“豫凶事”說，詳見《春秋胡氏傳》卷一之隱1-4條、卷二之隱5-4條。“其可疑者三也”，駁杜氏“為太子成其母喪”說，取穀梁說，認為夫人子氏乃隱之妻，並非桓公之母，詳見《春秋胡氏傳》卷一之隱2-8條。“其可疑者四也”，駁左氏所謂“君氏”即聲子說，取公、穀“尹氏卒”，詳見《春秋胡氏傳》卷一之隱3-3條。“此其可疑者五也”，駁隱公薨不葬，左氏以為“不成喪”說，詳見《春秋胡氏傳》卷三之隱11-4條、卷四之桓1-1條。
綜上所述，可確證《論宋氏書》出自胡安國之手，且見於胡安國《文集》。至於受信人，今已無法考實。胡安國聲名顯赫，交遊廣泛，楊時、羅仲素、陳淵等人皆有與胡安國論及《春秋》之書信，今觀諸人所存書信，尚不得判斷這究竟是胡安國給何人的回信。
胡安國這封《論宋氏書》非常重要，我們從中可以了解胡安國對前代《春秋》學者尤其是對啖助、趙匡、陸淳諸人的態度。信中所言“故愚於序中有取於啖趙三家者，為其所得之多，亦不敢以為盡也。若為宋氏《駁議》指為狂懵，竊恐其言之過耳”。回護啖趙，文辭與態度可與《春秋胡氏傳》卷首《敘傳授》相印證。《敘傳授》雲：
自晉杜預、範寧、唐啖助、趙匡，此數子者用力甚勤，時有所取。……七家所造，固自有淺深。獨程氏嚐為之傳，然其說甚略，於意則引而不發，欲使後學慎思明辨，自得於耳目見聞之外者也。故今所傳，事按左氏，義采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辭多以程氏之說為證雲。
《敘傳授》雖已肯定啖、趙，以二人與左氏、公羊、穀梁、杜預、範寧並列為為七家，認為“此數子者用力甚勤，時有所取”，“七家所造，固自有淺深”。
胡安國在《春秋胡氏傳》直接引用“啖助曰”凡三條，直接引用“趙匡曰”凡四條，直接引用“陸淳曰”凡四條，但論說三家得失尚不深入。這篇佚信論說啖趙陸得失就很具體透徹了，這可以代表程門對於啖趙學派評價的代表性意見，頗可與程顥《南廟試策五道·第二道》相對應：
《春秋》何為而作哉？其王道之不行乎！孟子有言曰“《春秋》，天子之事”是也。去聖逾遠，諸儒紛紛，家執異論，人為殊說，互相彈射，甚於仇讎。開元秘書言《春秋》者，蓋七百餘家矣。然聖人之法，得者至寡，至於棄經任傳，雜以符緯，膠固不通，使聖人之心鬱而不顯。籲！
可痛也。獨唐陸淳得啖先生、趙夫子而師之，講求其學，積三十年，始大光瑩，絕出於諸家外。雖未能盡聖作之蘊，然其攘異端，開正途，功亦大矣！
此外，還有《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首下《敘傳授》引《文集》佚文亦可與這封書信互為印證，能夠補充這封信還未論及的其他一些問題，其雲：
杜預自謂專守丘明之傳，理有不通者，必曲為之說。或曰因舊史也，或曰從赴告也，或曰經闕文也，立此三說，而聖人垂訓之大意不亦鮮乎？何休黜周而王魯，已失本宗。範寧曆舉三家傷教害義之事，詳著始隱終麟之旨，於理為優。然錫桓公命，王不稱天，以為非義所存，迷於經意。唐啖助盛言《春秋》兼用二帝三王之法，似也，而曰救周之弊，革禮之薄，以夏為本，則駁矣。趙伯循意有得處，或出諸儒之長，而謂述作之大概有三，而區分有十，淺之為言也。陸淳宗師二子，而不契於心。宋伯姬之逮乎火，與曾子易簀何異？而以為非可繼可傳之道；父子至恩，不可有間，而曰世子不許進藥，故罪止一人，以絕萬世之禍，何其悖也！
胡安國《論宋氏書》肯定了啖、趙、陸之功，反駁宋氏《春秋駁議》對啖、趙、陸的過分詆毀，然則胡安國所駁“宋氏”為誰？僅題“宋氏”，而不言其名，諸家書目亦不見著錄“宋氏《春秋駁議》”者，筆者推斷此宋氏應該就是“紅杏尚書”宋祁。
中唐以降，學術界深受啖趙學派影響，徐積《節孝集》卷三〇《上趙殿院書》即雲：“唐之啖、趙、陸淳，此三人者，可謂明經矣，於聖人之道，可謂有功矣。……故後之學《春秋》者必自啖、趙始，此皆前世窮經已然之效也。”
《節孝集》卷三一《語錄》記載：
問公治《春秋》之法，曰：“《春秋》之學，其大要先求經旨，三傳非所急也。後世必以趙、啖為善學者，大功正在此耳！”
宋儒雖深受啖趙學派影響，但仍有學者堅決反對，其最烈者即宋祁。
宋祁（998—1061），字子京，安州安陸（今湖北安陸）人，後徙居開封雍丘（今河南杞縣）。天聖二年進士，官翰林學士、史館修撰。與歐陽修等合修《新唐書》，書成，進工部尚書，拜翰林學士承旨。卒諡景文。與兄宋庠並有文名，時稱“二宋”。因其《玉樓春》有“紅杏枝頭春意鬧”句，世稱“紅杏尚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