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詳《宋史》卷二八四《儒學下》。範鎮《宋景文公祁神道碑》雲：“公性明果，所至以嚴肅稱，其言事謇謇無所回避，而於論兵，若素習然。其為文章，乃天資也。所著《唐書》列傳一百五十卷行於世。《文集》一百五十卷，藏於其家。”《新唐書》列傳部分一百五十卷出自宋祁之手。《新唐書》卷二〇〇《儒學傳下·啖助》雲：
讚曰：《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曆暴秦，不斷如係。至漢興，剗挾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寖興。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詘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於時。嗚呼！
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舍成說，而自為紛紛，助所階已。
這個評論，充分展示了宋祁批評啖、趙、陸的激烈態度，後世學者多有注意，可與胡安國《論宋氏書》所述宋氏《春秋駁議》大旨，如“宋氏《春秋駁議》，其說以左親受經於仲尼，以公羊、穀梁為道聽途說之學，以唐啖、趙、陸淳為狂懵，其《集傳纂例》皆竊左、杜之說”，“宋氏以公、穀但廣演左義，徒為繁文，以啖、陸竊杜征南注，為之冗說”等相印證，可知宋祁不僅有《新唐書》卷二〇〇《儒學傳下·啖助》傳讚的批評，還曾專門撰著《春秋駁議》加以更加嚴苛的詆責。惜宋祁此著早佚不傳，今已無從得其詳，僅能從胡安國信中得窺一二。
三、《論書》等佚信及其他
李明複《春秋集義·綱領》卷上引述胡安國曰：
安國所雲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通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製則盡乎《易》之變者，於經中事實，固有可見者矣。以《詩》考之，《將仲子》言大叔失道，而公不製，《叔於田》言多才好勇，不義而得眾，疑若罪在段也。及至《春秋》，書曰鄭伯克段於鄢，然後知莊公誌殺其弟，無親親之道，其罪乃不可言矣。《清人》之序言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其詩言左旋右抽，中軍作好。疑若罪在克也。及至《春秋》，書曰鄭棄其師。然後知文公之不君，二三執政之不臣，危國亡師之本，責乃有所歸矣。觀文薑孫於齊，則《河廣》之詩可讀，恩義之輕重可權矣。觀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則《式微》、《旄丘》之篇可信，衛為戎狄所滅之由可考矣。凡此類，皆所謂發乎《詩》之情者也。
唐虞禪，夏後殷周繼。此古書所記帝王之大節也。《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與，則以天下為公，而不必於繼世之禮。故季劄來聘，不稱公子，貶辭國之非也。子可與，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禪國之義。故文薑始入，即書於策，明立嫡之重也。《堯典》稱有鰥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其名耳。曰頑曰嚚曰傲，又其父母昆弟也。然虞氏史官直書其君之名，而不避載其父母昆弟之惡，而不隱也，周人以諱事神，於是乎有諡法。及至末流，忌諱煩而名實亂矣。《春秋》協文質之中，如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襄公名午而書甲午，故薨不地、滅國稱取、出奔書孫，不隱其實。既以從虞史之質，致婉其詞，又以仿周道之文。凡此類，皆所謂貫乎《書》之事者也。
莫尊於君，非人臣之可召。書天王狩於河陽，以嚴君臣之分。莫重於世子，非三公塚宰之可班。書會王世子於首止，以示儲副之崇。
莫正於嫡夫人，非眾妾之可僭。書歸賵、考宮，皆稱仲子，以著嫡妾之別。莫親於塚嗣，非嬖孽之可匹。書晉人納捷菑於邾，弗克納，以明長幼之序。凡此類，皆所謂興常典以體乎《禮》之經者也。
紀兵則以救人為善，戰則以受伐者為主。齊桓退師禮楚，則書盟於召陵，以序其績。晉悼納斥候，（楚）[禁]侵掠則書會於蕭魚，以美其信。凡此類，皆所謂本忠恕以導乎《樂》之和者也。
建子，周人之正朔，而書春王正月，以行夏之時。司盟，王府周官之司屬，而悉惡會盟，以善胥命之正。大道為公，外戶而不閉也，而書滅下陽、城虎牢，戒王公設險之不可忽。君先臣從，人道之大倫也，書晉人執虞公、齊侯取鄆、昭公圍成，以明社稷之無常。《春秋》凡此類，皆所謂著權製以盡乎《易》之變者也。
是故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豈不信乎！
按，此篇八百四十餘字，解說胡安國自己《春秋傳序》數句文義。《春秋傳序》雲：“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製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繩準，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此篇即詳釋之，姑題名為《論書》。此篇《全宋文》之《胡安國集》失錄，當為胡安國佚信。文中“安國”係胡氏自稱，今存胡安國文中屢見其例，如《與信伯一》雲“安國頓首”，《與信伯二》雲“安國再啟”，《稍疏奉問帖》雲“安國頓首”、“安國此粗自如”、“安國再拜”，《答陳幾叟書》雲“故安國論其行己處”，“故安國於龜山宣和、靖康中諸所建白”，“故安國意不欲有所改更”。此篇蓋回答他人詢問《春秋傳序》，論及於此，受信人則無可考。《纂疏》卷首上《序》引胡安國《文集》分釋此五句文義，即分述此信中相應五節，各為起訖，可見此信見於胡安國《文集》。因為此信實係胡安國自注其序，頗值參考。
又《春秋集義·綱領》卷上引述胡安國曰：
所寄賊不討不書葬說，若欲言例，例卻未通。盜殺蔡侯申，謂殺其大夫公孫姓等，為賊已討，故書葬者，則當入衛人殺州籲例書之，然後謂之賊。今稱國以討而不去其官，則不以二大夫為賊也。若以為討之不以其罪故書大夫者，則當從裏克、寧喜之例不書葬矣，故知此例不通。蔡昭公得書葬，自別有義也。
澶淵之會書宋災故，此乃《春秋》誅亂臣討賊子例中之變例，其尤大者也。蔡景公賊不討卻書葬，與正卒者同，正如桓宣與聞乎弑，故特書即位，與承國者等也。其義則內貶魯君，遍刺天下諸侯，誅其黨附惡逆之罪也。世子弑君在楚商臣，自是南蠻又別作一等待之。若蔡般之弑，左氏所載其事甚明正。所謂禽獸逼人，人將相食。諸侯既討，而又往會其葬，乃與禽獸同群，而不避其吞噬也。有國者不戒於火，雖為災亦常變耳。為是故十二國大夫會於澶淵，謀歸其財而不謀蔡人殺父與君之大變，以弑逆而不恤，以火災則恤之，是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治無名之指，而失其肩背，則可謂智乎？書宋災故，而諸國之卿皆貶，魯卿諱而不書，遍刺天下之大夫也，理極分曉，無可疑者。
大抵《春秋》本來明白，多緣學者見未通徹，曲生私意，誤有訓釋，失其本旨，經意遂迷，使大義不顯耳。如蔡般弑君事甚昭著，隻為後人不知書葬之義，便以為般實非弑，而以弑罪加之。如許止之例，此一段事乃《春秋》中亂臣賊子極惡重罪、無有逾越者，乃欲略過，豈不掩晦仲尼討賊條法？劉絢傳授雖有來曆，然亦有不透處。如說宋災故，隻據左氏之說，非矣。信固是緊要，然施於此一段，卻無意味。伊川程氏見得便別，隻雲：“諸國之卿既貶，魯卿諱而不書。”更不說破，使人自看，取其旨妙矣。
按，此篇五百六十餘字，通論“賊不討不書葬”說。開端“所寄”雲雲，顯係胡安國回複他人的書信。《全宋文》之《胡安國集》失錄，亦係胡安國佚信，受信人已無可考。今以其內容，姑題名為《論賊不討不書葬書》。《纂疏》卷二九引《文集》述“蔡昭書葬……自別有義也”一節九十五字，稍有異文。又《纂疏》卷二三引《文集》述“澶淵之會書宋災故……取其旨妙矣”一節三百二十八字，刪略了書信中的評論，更合於解經之體。於此可見，此信收載於胡安國《文集》。此信文義多可與《春秋胡氏傳》相關內容互為參照，如論“盜殺蔡侯申”事，詳見《春秋胡氏傳》卷二九哀4-1條；論“澶淵之會書宋災故”，詳見《春秋胡氏傳》卷二三襄30-9條諸條經說。至於“劉絢傳授雖有來曆”雲雲一節，比較劉絢與程頤說經之不同，可詳參本書第四章相關內容。
又《春秋集義·綱領》卷上引述胡安國曰：
所問叔孫婼見執及至，以經考之，稱晉人，則非伯討也。稱執我行人，則不以其罪也。以傳證之，晉聽邾人之訴而執叔孫，使與邾大夫坐，婼以周禮爭之，乃不果坐。又欲以叔孫與邾人，婼去眾與兵而朝，示必死之，乃不果與。又卻範獻子而拘申豐，何謂不能以忠信免而貶之也？季氏既已逐己之君，而昭公孫於齊，居於鄆，次於乾侯，不得入其國矣。其葬人之君，乃罪之輕者，何用變文以示貶乎？
出使而反，或曰複，或曰還，複者事未畢也，還者事已畢之詞也。
歸父受命而聘晉，雖已至於晉而反矣，然而未複命於殯，則不可謂已終事也。當是時，歸父之家既遣，欲入而複命，則必見殺，見殺則增君之惡，其出奔賢於入也。況又壇帷，複命於介。袒，括發，即位哭，三踴而出，不失禮乎？故特書還自晉至檉，其曰還曰至者，以終事之辭，免歸父也。
衛輒父子之事，其義甚微，自仲尼門人高第者猶未能了，故子貢問夷齊之為人與怨否，而後知夫子之不為輒也。按《春秋》經文，書衛世子奔宋，則以罪靈公也。書衛侯元卒，趙鞅納衛世子於戚，則以罪蒯聵也。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則以罪輒也。季路為孔悝之臣，使悝勿與於太子之事，諒亦以輒為可以立，如公羊、穀梁子之說矣，其以身死之，所謂傷於勇耳，與食人之祿而避其難者異矣。
按，此篇四百三十餘字，顯係答複他人詢問之回信，開端“所問”雲雲，即為明證。《全宋文》之《胡安國集》失錄，亦胡安國佚信，受信人則無可考。
今以其內容，姑題名為《論叔孫婼公孫歸父衛輒父子書》。《纂疏》卷二六即引《文集》：“晉聽邾人之訴而執叔孫……又卻範獻子而拘申豐。書執我行人，則不以其罪也。稱晉人，則非伯討也。”文辭稍加更易。又《纂疏》卷二八引《文集》：“書衛世子奔宋，則以罪靈公也。書趙鞅納衛世子蒯聵於戚，則以罪蒯聵也。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則以罪輒也。”乃節引。可見，此信亦見於胡安國《文集》。信中所論叔孫婼、歸父、衛輒父子之事，可與《春秋胡氏傳》相關內容相參證。如叔孫婼事，此信雲“以傳證之”，即據《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文義為說，詳見《春秋胡氏傳》卷二六昭24-2條。又如公孫歸父事，詳見《春秋胡氏傳》卷一八宣18-6、宣18-7、宣18-8諸條經解。而“況又壇帷，複命於介。袒，括發，即位哭，三踴而出，不失禮乎”，則據《左傳》宣公十八年傳文為說。又如衛輒父子之事，曆來解說甚多，歧義紛出，這也是胡安國非常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詳見《春秋胡氏傳》卷二八定14-10、卷二九哀2-4、哀3-1諸條經解。
除上述數篇胡安國佚信外，尚有其他胡安國佚文亦可備參考。李明複《春秋集義》引胡安國《春秋胡氏傳》及其《文集》之論說極多，筆者細檢《春秋集義》所引胡安國論說，《春秋胡氏傳》正文僅三條不見於《春秋集義》，其他皆見載錄，可見《春秋集義》幾乎就是征引全傳。《春秋集義》正文所引胡安國論說有《春秋胡氏傳》不見者十三條，其中九條見於今集，四條不見於今集，當係佚文。此外，《春秋集義·綱領》卷上及卷中引述胡安國論說凡二十餘則，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亦引胡安國《文集》凡二十則，多有不見於今集者。
第二節 王葆《春秋集傳》
一、《春秋集傳》佚文輯考
王葆（1098—1167），字彥光，昆山人。宣和六年（1124）擢進士第。調麗水主簿。紹興初，遷知宜興縣。曆仁和縣丞、監登聞院家正寺丞，遷司封郎、兼國子司業。除監察禦史，兼崇正殿說書。出知廣德軍、漢州、瀘州、池州，孝宗召為浙東提點刑獄，以疾請奉祠，歸養宜興，積官左朝請大夫。事詳葆之婿周必大《文忠集》卷九〇《左朝請大夫王公葆墓誌銘》、範成大《吳郡誌》卷二七、龔明之《中吳紀聞》卷六、王鏊《姑蘇誌》卷五〇等。《全宋文》第一八八冊卷四一五〇有《王葆集》，收文八篇，前有小傳。
王葆經明行修，獎掖後進，精於裁鑒，甚為當世所稱。周必大《墓誌銘》雲：
公起布衣，篤學力行，為鄉裏所敬。後生奇士爭造門問道，公指授有方，人人成其材。好賢樂善，出於天性。貧者周之，未遇者為揄揚致聲譽，後多至執政大僚。今溫守李衡倜儻有大誌，公一見稠人中，妻以從妹，世以公為知人。教子弟侄甥甚至，登第薦名無虛榜。吳中論儒，素稱王氏。
《吳郡誌》卷二七《人物》雲：
葆學行俱高，潛心古道，著《春秋集傳》十五卷、《春秋備論》二卷。
誘掖後進，推誠樂育如親子弟，門下士多成立者，號稱鄉先生。……王公於人物鑒裁尤精，樂巷李侍禦史衡布衣流落，一見以女弟妻之。左丞相周益公必大初第，以女妻之，知其為國器也。成大以蚤孤廢業，一日呼前，喻勉切至，加以詰責，留之席下，程課甚嚴，未幾亦忝科第。
《中吳紀聞》卷六《王彥光》亦有類似記載。又《宋史·程迥傳》雲：
“迥嚐授經學於昆山王葆、嘉禾聞人茂德、嚴陵喻樗。”名儒沙隨程迥亦曾受學王葆門下。
王葆交遊較廣，除妹婿李衡、女婿周必大、唐子壽，弟子範成大、程迥諸人外，還有朱翌，《直齋書錄解題》卷三錄王葆《春秋集傳》十五卷，雲“朱翌新仲為作序”。陸遊，《劍南詩稿》卷一錄有《謝王彥光提刑見訪並送茶》。
王之道，《相山集》卷一七錄有王彥光預會其中之《邊公式周表卿侍郎同年會》。最值得關注的是秦檜，《中吳紀聞》卷六《王彥光》雲：
彥光素為秦益公器重。和議既定，梓宮及太後皆還。彥光時主宗正寺簿，上書於益公，僅三百字，大意謂，自古宰相功業之盛，無如伊尹、周公，究其終始之言，伊尹過周公遠矣。方其相成湯，輔太甲，其功無與比。當是時，遂思複政於君，而啟其告歸之意，今《鹹有一德》之書是也。周公則不然，夾輔成王，坐致太平之功，此時可以告老矣，而卒不之魯，故其後有四國流言之禍。今欲為伊尹乎？欲為周公乎？惟閣下所擇。益公得書頗喜，久之，除司封郎。
彥光既丁內艱，服闋，再居舊職。一日，益公語彥光曰：“檜待告老如何？”曰：“此事不當問之於某。”益公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之。嚐記紹興八年，某為右相時，公以書勸某去位，保全功名，今何故不言？”彥光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與仇，擇其可任國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益公默然。
俄除監察禦史，兼崇政殿說書。益公薨，出知廣德，移漢州，又移瀘州，終浙東提刑。
王葆曾因與秦檜的密切交往，被視為秦檜之黨，遭到貶斥。李心傳《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一七〇雲：
（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辛卯，執政進呈監察禦史王葆自劾徐嚞曾與臣議除熺事。上曰：“王葆、徐嚞、王複，雖言官所薦，皆出秦檜意。想其不自安，須與外任。”於是次第罷之。
這使人聯想到胡安國父子與秦檜交往事。胡安國生前，檜惡跡未顯，胡安國曾與之相交甚篤，並曾因秦檜受到牽連，指為檜之“朋黨”之“魁”，遭到貶抑。但胡安國去世後，秦檜惡跡漸彰，其長子胡寅、次子胡寧皆與秦檜交惡，終不得誌，季子胡宏及侄子胡憲，亦先後棄官歸隱。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八《書宋史胡文定公傳後》雲：
茅堂（指胡寧）還朝，秦相問：“令兄有何言？”對曰：“家兄致意丞相，善類久廢，民力久困。”秦相已慍，因謂茅堂曰：“先公《春秋》議論好，隻是行不得。”茅堂曰：“唯其可行，方是議論。”又問柳下惠降誌辱身，如何？茅堂曰：“總不若夷、齊之不降不辱也。”遂以書勸其避相位，以順消息盈虛之理。秦相愈怒。一日，忽招茅堂飲，意極拳拳，歸而台章已下。
王葆勸秦檜避相位，與胡寧上書是相同的意見，同說一事，結果卻因人而異。胡寧兄弟與秦檜交惡，秦檜目為攻擊，“秦相愈怒”。王葆上書，“益公得書頗喜”，所引起的後果大不一樣。王葆和胡安國父子皆與秦檜交往較多，但筆者尚未見王葆與胡安國父子交往的記載。胡安國年長王葆二十四歲，於王葆乃是前輩大儒，胡安國《春秋》學有大名於時，王葆所用心者亦在斯學，故曾深受胡氏影響。《直齋書錄解題》卷三雲：
《春秋集傳》十五卷。監察禦史王葆彥光撰。朱翌新仲為作序。
葆，周益公之婦翁也。其說多用胡氏。
所謂“胡氏”者，正指胡安國。就學術淵源而言，王葆可謂胡安國私淑弟子。
王葆本留意經學，由於仕途不得意，心思尤在學術上。周必大《墓誌銘》稱王葆“天資精明”，“而尤邃於《春秋》”，“乃成《集傳》十五卷”。範成大稱王葆“著《春秋集傳》十五卷，《春秋備論》二卷”。《宋史·藝文誌》雲：“王葆《東宮春秋講義》三卷，《春秋集傳》十五卷。”可知王葆著述實有《春秋集傳》十五卷、《春秋備論》二卷、《東宮春秋講義》三卷凡三種。《姑蘇誌》卷五〇、《經義考》卷一八四所錄王葆著作三種不誤，《全宋文》卷四一五〇王葆小傳則不題《春秋備論》二卷，疏誤。
周必大言王葆“用心三十年，乃成《集傳》十五卷”，又言“書成而歿”，可知《春秋集傳》實為王葆畢生心血所在。王葆對自己的《春秋》學是比較自信的，周必大《墓誌銘》雲：“書成，歎：‘吾精力盡於此，後當有知我者！’”
後世對王葆《春秋》學評價也比較高。朱鶴齡《愚庵小集》卷七《左氏春秋集說序》附錄《左氏春秋集說凡例》評說曆代《春秋》注解，將王葆《春秋集傳》與劉絢、許翰、孫複、高閌、呂大圭、家鉉翁這些名家相提並論，說：
劉原父《權衡》以辨誤為功，陳君舉《後傳》以不書立義，吳臨川《纂言》、汪新安《纂疏》、李廬陵《會通》皆能闡繹微指，又劉質夫、許襄陵、孫明複、高息齋、王彥光、呂永嘉、家則堂諸解，《大全》去取未必悉當，今擇其粹者錄之。葉石林、趙木訥、戴岷隱、黃東發諸家之說，多先儒未發，而《大全》不載，則纂修諸公之罣漏也。
但王葆三部《春秋》著作，明以後皆亡佚不傳，殊為可惜。《春秋備論》二卷、《東宮春秋講義》三卷向不見稱及，今已無從考論。《春秋集傳》則尚有元明學者稱引，可資論說。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引用姓氏》錄“王氏《春秋箋義》”，“王氏葆彥光《春秋集傳》”。考《纂疏》實際征引情況，引王沿說稱“王氏《箋義》曰”，引王葆說則稱“王氏曰”。另王掞、張廷玉等《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亦引“王氏葆曰”較多。
《春秋集傳》原書的體例，史誌沒有記載，今所輯佚文雖多節文，但仍可推考原書大致體例。從佚文來看，原書體例應是先條列經文，再次以解說，這可從佚文中找到例證。如佚文多見“此”、“今”之例，皆顯就當條經文而言。用“此”字，如莊13-4條：莊公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於柯。王葆曰：
“柯，齊地，而言公會，則此會本齊侯之意也。”再如襄15-4條：襄公十五年，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王葆曰：“此言城郛，則凡言城某者，非獨郛也。”此外，還有如隱8-5、桓14-7、莊5-2、莊5-3、莊12-3、閔1-2、文4-5、文9-3、文11-2、文16-3、文17-4、宣5-6、宣14-6、成13-5、襄4-5、襄4-6、襄10-3、襄30-1、昭4-2、昭8-6、定6-1等條皆用“此”例。或作“是”例，如哀1-2條：哀公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王葆曰：“是年吳敗越於夫椒，《春秋》亦削而不書，猶是意也。”此外，還有莊10-3、成7-5、襄4-6等條亦用“是”例。還有“今”例，或與“此”兼用。如隱11-3條：隱公十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王葆曰：“前之伐宋，鄭助魯以取二邑。今之入許，魯助鄭以奄鄰壤。”再如襄20-7條：襄公二十年，叔老如齊。王葆曰：“齊屢陵魯，及澶淵而始平。今叔老之修聘，欲固齊好也。”此外，還有如隱8-5、桓14-1、桓14-5、桓15-3、桓15-10（1）、桓15-10（2）、桓17-7、莊14-3、莊29-1、莊31-6、文6-8、成11-1、成16-1、襄6-8、昭4-5、定6-1、哀2-1等條亦皆用“今”例。
既名《春秋集傳》，應該是對《春秋》全經的解說。而且，從佚文還能推測，王葆不僅彙集了他人解說，作出了自己的理解，有時甚至還解釋了他人解說，有似於疏之於注，如佚文中即有直接疏通胡安國《春秋胡氏傳》者。
如隱4-5條：隱公四年，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春秋胡氏傳》卷二雲：“夫公子公孫升為貴戚之卿者，其植根膠固，難禦於異姓之卿，況翬已使主兵而方命乎？”王葆曰：“圓則行，方則止。”王葆解釋“方”、“圓”，顯然是疏通胡安國傳文。陳振孫說王葆“其說多用胡氏”，估計也有見於王葆之書彙集解說胡安國傳文較多的緣故。
二、王葆與程頤、胡安國
周必大《墓誌銘》曾述評王葆《春秋》學雲：
嚐讀孟子“彼善於此”之句，悟聖人作經深旨，以謂當時名卿有功而賢者，莫如管仲、子產、晏子，三人姓名略不概見，其他可類推矣。又曰聖經如化工之造物，有自然法象。蓋昔人所未嚐及者。用心三十年，乃成《集傳》十五卷。去取是非，不措一毫私意於其間。書成，歎：
“吾精力盡於此，後當有知我者！”嗚呼！如彥光庶幾無愧於古之儒矣。
文中所述王葆《春秋》學特點，其實都受到了前賢時修特別是程頤、胡安國諸人的啟發。如孟子“彼善於此”之句，《孟子·盡心下》雲：“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王葆之前，學者已多注意孟子此論。如孫覺《春秋經解》卷五於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條即雲：“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以此施於《春秋》，不獨戰伐之一事，蓋《春秋》之意，孟子以一言盡之：‘彼善於此則有之’，此極至之論也。……紀侯之所謂賢，蓋春秋時之賢也，非孔子之所謂賢也。大去之所謂褒，蓋春秋時之褒，非孔子之所謂褒也。”蕭楚《春秋辨疑》卷二《戰敗雜辨》、葉夢得《葉氏春秋傳》卷八、葉夢得《春秋考》卷一三、高閌《春秋集注》卷一四等亦皆援孟子此論立意，闡釋經文。胡安國《春秋傳綱領》雲：“自孟軻氏而下發明綱領者凡七家，今載七家精要之詞於卷首。”其中所載一家“孟子曰”諸節中，即有“《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一節。王葆讀孟子“彼善於此”之句而悟“聖人作經深旨”，顯然受到包括胡安國在內前賢時修之啟發。
又如所謂“聖經如化工之造物，有自然法象”，王葆亦當受到程頤、胡安國等人影響。程頤《春秋傳序》雲：
《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製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
可見程頤語及“化工”說。胡安國也多次提及“化工”說，《春秋胡氏傳》卷二雲：“《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而不贅也。……天地造物，化工運其神。《春秋》討賊，聖筆寫其意。”卷四雲：“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嚐以是觀，非聖人莫能修之，審矣！”卷一二雲：“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化工賦像，並其情不得遁焉，非特畫筆之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所謂“化工”，即取其隨事立義、應變無窮之意，呂大圭曾對此有比較透徹的解釋，《春秋五論》論三雲：
聖人之筆如化工，隨物賦形，洪纖高下，各得其所，生生之意，常流行於其間。雖其所紀事實不出於魯史之舊，而其精神風采則異矣。學者之觀《春秋》，要必知有《春秋》之達例，則日月名稱如後世諸學之穿鑿者必不同也。要必知有聖人之特筆，則夫分義之間、名實之辨、幾微之際有關於理義之大者，不可不深察也。若曰《春秋》但約魯史之文，使其文簡事核而已，則夫人皆能之矣，何以為《春秋》？
王葆“化工”說，今已無從得其詳，但就其來源而言，顯然也是受到程頤、胡安國諸人之啟發。
在解經方法上，王葆曾自道是“比事以考之”。莊25-6條：莊公二十五年，冬，公子友如陳。王葆曰：
《春秋》書內臣出聘凡六十有一，如京師者五，著諸侯之慢王室也。
如齊者十九，如晉者二十五，如宋者五，如楚者一，著諸侯之畏大國也。
如陳者二，如衛如邾如莒如牟者各一，著諸侯之交相聘也。內臣以事出者凡十九，納幣逆女者三，致女者一，蒞盟者四，會葬者十，乞師者一。比事以考之，而是非善惡著矣。
王葆這個“比事以考之”的解經方法也應該受到胡安國影響。《春秋胡氏傳》卷三有雲：“是故比事以觀，其異同可見；觸類而長，其指意無窮。以一年之事考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皆可見矣。”王葆說經“比事以考之”，即如黎總結的“以經解經”，前後文義對照互映，通說全經，異同自見，既有全局觀，又重數據，論說明確，頗有指掌天下之勢，極富於說服力。
如隱8-5條：隱公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於瓦屋。王葆曰：
自入春秋，書盟者七，前此皆兩國交盟，猶之可也。今宋、齊、衛參盟，則合黨之心熾矣。故皋鼬之盟，會者凡十八國，而王朝之元老如劉文公亦與焉。此參盟之積也。前此會盟各於其境，今之瓦屋乃在周地，無王之跡彰矣。故狄泉之盟，七國入王城，而王卿如王子虎者亦與焉。此瓦屋之積也。
此據《春秋》前後經文總括盟會之例，洞察局勢之微妙演變，頗見功力，令人信服。此外，如桓13-3、桓17-7、莊16-3、莊23-1、莊25-6、文4-3、文9-11、文17-4、宣8-8、成7-5等條亦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