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伯有疾，不能親行，故使其世子來朝。春秋之時，君疾而使世子出，取危亂之道也。
劉絢則說：
元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十年正月曹伯終生卒。然則九年冬曹伯固已有疾，而使世子來朝，是危道也。大位，奸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病而世子出，豈不危哉？使世子來朝，曹伯之非也。從曹伯之命以來，世子之非，交譏之也。
程頤隻是簡要地直接解釋此事發生的原因及潛在的後果，文辭簡要，劉絢則先從前後經文的比照中指出曹伯使其世子來朝這一危險境況，接著對為何此事是“危道”進行說明，最後對《春秋》載錄此事之意旨進行闡述，認為是“交譏之也”，大旨與程頤無二，但文義詳盡，將程頤的意義傳達得更為明白透徹，幾乎可以說就是對程頤《春秋傳》的細致解讀和發揮。
又如莊4-4條：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程頤說：“紀侯大去其國，大，名，責在紀也，非齊之罪也。齊侯、陳侯、鄭伯遇於垂，方謀伐之，紀侯遂去其國。齊師未加而已去，故非齊之罪也。”隻論紀侯之罪責，劉絢則不僅論紀侯之罪，更詳論諸侯“夫守天子之土，承先祖之祀，義莫重焉”，並推及“梁亡”、“鄭棄其師”、“齊人殲於遂”之“四者皆自為之也”。這些都是劉絢推廣程頤之義的顯例。還有如桓3-2條，二者皆認為《春秋》書“齊侯衛侯胥命於蒲”是言其事之“善”，而劉絢較程頤為詳。當然，劉絢之推廣其義，文辭往往詳繁於程頤《春秋傳》是就大體情況而言，也有劉絢並不繁於程頤《春秋傳》者，如桓2-4條論魯桓“取郜大鼎於宋”“納於太廟”之惡，劉絢《春秋傳》佚文即與程頤《春秋傳》文義略同。
末言補其未及。這有兩種情況，一是有些經文程頤無說，劉絢《春秋傳》可以補闕。在所輯一百八十四條佚文中，程頤有說者凡八十二條，其他一百零二條皆可補程頤無說之闕。還有一種情況是程頤本有解說，但角度不一，各有側重，劉絢《春秋傳》可補其解說之未及者。在可資比較的八十二條中有許多都屬於這種情況。如隱9-6條：隱公九年，冬，公會齊侯於防。程頤僅說：“謀伐宋也。”隻是直接點出了此會之目的。而劉絢則先論述“古之治時”，諸侯“無非禮者”的情狀，次論“世之亂也”，諸侯“強陵弱，眾暴寡”，“列國之會紛然於天下”，最後論《春秋》書諸侯及大臣之會的各種筆法義例，認為《春秋》書諸侯之會，“唯以國之大小強弱、爵之高卑為之次，直罪其非王事相會聚爾”。皆可補程頤之未及。再如莊19-5條：莊公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程頤說：“齊桓始霸，責魯不恭其事，故來伐也。”劉絢則說：“諸侯來侵伐不至國都，皆書某鄙。”補充了程頤未釋之“鄙”。此外，如隱10-2條，劉絢論公敗宋師書日之義；隱10-4條，劉絢詳論《春秋》書取、滅之義例；桓15-4條，劉絢論許叔因鄭國之亂而“竊入於許”等義，皆可補程頤《春秋傳》之未及。
劉絢自少即從二程學，頗得二程之真傳，我們固然可以說劉絢的《春秋傳》是對程頤《春秋》學的領會、繼承、推廣和補充，但是，要注意劉絢卒於元祐二年（1087），而程頤作《春秋傳》是在晚年，其《春秋傳序》作於崇寧二年（1103），可知劉絢《春秋傳》成書遠在程頤作傳之前。程頤作《春秋傳》時，劉絢謝世已久。因此，說劉絢《春秋傳》“得先生旨意為多”，“其學祖於程氏”，對程頤《春秋傳》有著推廣其義、補其未及的作用，並不是說劉絢的《春秋傳》是參考程頤《春秋傳》而作的，隻能說是劉絢自少從程頤問學，確實得到程頤真傳。《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論書篇》即記載了劉絢問“孔子何為作《春秋》”和“讀《春秋》以何道為準”，程頤作答的事跡。劉絢《春秋》學思想和見解多秉承程頤，所以撰作的《春秋傳》“得先生旨意為多”。但程頤撰作《春秋傳》畢竟在晚年，是在劉絢《春秋傳》撰成後自己不太滿意，才開始計劃親自撰作的。也就是說，單從著述完成先後來看，程頤撰作《春秋傳》應該還參考了劉絢《春秋傳》，而不是相反。
劉絢繼承並推廣了程頤的《春秋》學，對程派《春秋》學的發展有著推波助瀾的重要作用，對使程頤“其說大明”的胡安國也產生了不小影響。胡安國私淑程頤，自道：“吾所聞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發。”胡安國對程頤推崇備至，他曾在高宗時上疏說：“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胡安國的《春秋胡氏傳》是在繼承前人基礎上完成的。胡安國自道：
某初學《春秋》，用功十年，遍覽諸家，欲求博取以會要妙，然但得其糟粕耳！又十年，時有省發，遂集眾傳，附以己說，猶未敢以為得也。
又五年，去者或取，取者或去；己說之不可於心者，尚多有之。又五年，書成，舊說之得存者寡矣。及此二年，所習似益察，所造似益深，乃知聖人之旨益無窮，信非言論所能盡也。
胡安國服膺程頤，矢誌於《春秋》學，與程氏門人及後學如楊時、遊酢、謝良佐等輩來往甚密，均相友善。“得先生旨意為多”的劉絢，胡安國自然也多所關注。對於劉絢《春秋傳》，胡安國評價當然不如程頤之高，他說：
劉絢傳授雖有來曆，然亦有不透處。如說宋災故，隻據左氏之說，非矣。信固是緊要，然施於此一段，卻無意味。伊川程氏見得便別，隻雲：“諸國之卿既貶，魯卿諱而不書。”更不說破，使人自看，取其旨妙矣。
文中所舉事例見襄30-9條：襄公三十年，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於澶淵，宋災故。程頤《春秋傳》僅雲：“《左傳》叔孫豹會趙武而下，諸國之卿既貶，魯卿諱而不書。”
劉絢則曰：
左氏曰：“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夫王道之所尚者，義與信也。卿為尊爵，所以貴於世者，為其能行信義也。澶淵之會本以救災恤患而行，雖未能如古以王命施惠，亦可以謂之義矣。既而背義食言，無歸宋財，貶爵稱人，以見其罪也。
劉絢之說大旨與程頤相同，但文辭詳繁。胡安國認為劉絢申說太多太盡，反而不如程頤之點到為止，留待讀者深求自達為妙。雖然如此，畢竟劉絢《春秋傳》還是以程頤之學為依歸，忠實地傳達了程頤《春秋》學之義旨，因此胡安國《春秋胡氏傳》對劉絢《春秋傳》也多有參考，並吸收了劉絢的一些解說。從《春秋胡氏傳》可以看到，與劉絢相同或相近之說時時而有。明用劉絢之說者，如成3-4條：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春秋胡氏傳》卷一九即引“緱氏劉絢”論成公“緩於遷主可知矣，言災則不恭之致，亦自見矣”，胡安國認為：“此說據經為合。”胡安國明標稱引劉絢之說的例子不多，大量的是參考吸收後進一步的發揮與深化。如桓9-4條：桓公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胡安國雲：
曹伯既有疾，何急於相朝，而使世子攝哉？大位，奸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病而儲副出，啟窺伺之心，危道也。
當享而射姑歎，逾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
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孝？故屍子曰：‘夫已多乎道。’”
比較胡安國與前文所引劉絢之說，文辭多同，這是胡安國暗援劉絢之說的顯例。此類例子甚多，如閔2-8條：閔公二年，鄭棄其師。胡安國雲“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至“則鄭棄其師可知矣”一節，文辭幾乎全同劉絢，不過胡安國援據之後又多有申發而已。再如襄29-8條：襄公二十九年，吳子使劄來聘。曆來解說多認為褒美季劄，而劉絢認為是貶斥，其雲：“劄者何？吳公子劄也。何以不稱公子，貶也。劄何以貶？辭而生亂者，劄為之也。”“是吳之亂，劄實為之也。故《春秋》因劄來聘，去公子以示貶焉。”胡安國暗援了劉絢的解說，亦稱季劄之不稱公子，其意在貶，“辭國而生亂者，劄為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並又推衍詳論了“仲尼不以其讓國為賢而貶之也”的義法和原因所在，發揮和深化了劉絢之說。又如隱11-1條胡安國論諸侯相朝之禮聘情況，說“《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雲雲；桓3-2條胡安國論《春秋》之善胥命；桓10-3條胡安國論“惡衛侯之失信”；閔1-4條胡安國論“其曰季子，賢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等等，文辭旨意多與今所輯劉絢《春秋傳》佚文相同，皆暗援劉絢之說者。
第三節 楊時《春秋》遺說
一、楊時《春秋》遺說輯考
楊時（1053—1135），字中立，諡文靖，學者稱龜山先生，南劍州將樂（今屬福建）人，事詳《宋史》卷四二八《道學傳》、《宋元學案》卷二五《龜山學案》、毛念恃《宋儒龜山楊先生年譜》及張夏《宋楊文靖公龜山先生年譜》。
楊時是洛學向閩學過渡的關鍵人物。黃百家曾說：
二程得孟子不傳之秘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睹奧，號稱高第者，遊、楊、尹、謝、呂其最也。顧諸子各有所傳，而獨龜山之後，三傳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則大程“道南”目送之語，不可謂非前讖也。
楊時“開閩中道學之脈”，被推為“道南第一人”、“程氏正宗”。楊時著述，有《龜山集》四十二卷，“是集凡書、奏、表、劄、講義、經解、史論、啟、記、序、跋各一卷，語錄四卷，答問二卷，辨二卷，書七卷，雜著一卷，哀辭、祭文一卷，狀述一卷，誌銘八卷，詩五卷”。《直齋書錄解題》卷三又著錄《龜山經說》八卷，雲：“楊時撰。《易》三，《詩》、《春秋》、《孟子》各一，末二卷則《經筵講義》也。”《文獻通考》卷一八五所錄同，惜早佚不傳。今《龜山集》卷八《經解》由《春秋義》、《詩義》、《孟子解》三部分組成，又卷五為《經筵講義》，大概就是《龜山經說》八卷之殘遺。
學界對楊時其人其學已多有研究，但對楊時《春秋》學則罕見論及。就《春秋》學而言，二程及門弟子中，應以劉絢的成就最高，其次謝湜，胡安國則為程頤私淑弟子，並未及門。張九成說：“近世《春秋》之學，伊川開其端，劉質夫廣其意，至胡文定而其說大明。”李明複說：“頤《春秋》學得湜得絢，後又得安國，而其義昭著矣。”楊時並不以《春秋》擅名。胡安國曾說：
“若論其傳授，卻自有來曆。據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聞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發。”也表明了楊時的學術重心不在《春秋》。
但楊時對《春秋》學亦素有研究，早年即留心斯學，曾自言：“惓惓不能自已，誦習之餘，每妄有所億。”《龜山經說》即有一卷專說《春秋》，今《龜山集》卷八《經解》也包括了《春秋義》。李明複說：
時與程頤往來書，講論《春秋》之學極詳。又嚐語學者昔聞之師雲：“若經不通則當求之傳，傳不通則當求之經。”又其所著書如《三經義辨》、《論語孟子解》多有及於《春秋》之說。其後胡安國為《春秋傳》，間與時商確。
這表明楊時紹述二程，又有自家解說，亦可謂用心於《春秋》學而別有可觀者。考諸宋元史誌，並無單行的楊時《春秋》學專著，但《經義考》卷一八四則著錄：“楊氏時《春秋說》一卷。”注曰：“未見。”此書全不見他家著錄，不知朱彝尊何所據。筆者疑此所錄《春秋說》一卷，或即《龜山經說》八卷中之《春秋》一卷而別本單行，然今已無從確證矣。
今所能見楊時《春秋》遺說多見於《龜山集》及宋元《春秋》著述之稱引。
《龜山集》四十二卷中多有論及《春秋》者，卷八《經解·春秋義》尤為集中，有十八條。又李明複《春秋集義》以及胡安國《春秋胡氏傳》、程公說《春秋分記》等書亦見稱引，其中多有不見今傳之《龜山集》及《全宋文》第一二四冊、第一二五冊卷二六七五至卷二七〇二之《楊時集》者，乃楊時《春秋》佚說。
二、楊時《春秋》學之淵源
楊時認為《春秋》在諸經之中尤為重要，對宋世《春秋》學非常關注，對熙寧以來“不用其學”深為不滿。《龜山集》卷二二《與秦丞相書》雲：
竊記近世名儒，自安定而下，如歐公輩，無不學《春秋》者。熙寧更科，不用其學，遂廢六經。惟此書出於聖人之筆，餘皆述之而已。微辭奧旨，爛如日星，以為不可讀，無是理也。
卷一五《策問》亦雲：“而於《春秋》獨廢而不講，是何耶？”卷二五《孫先生春秋傳序》也談到了這一“《春秋》不列於學官”、“遂闕而不講”的問題，特別表彰孫覺的《春秋經解》“盡發聖人之蘊”，“其微辭妙旨，多先儒所未言者”。此外，卷二六《跋公子血脈譜》給“得之於南康玉岩先生楊孝本”的《春秋公子血脈譜》題跋，言《春秋》譜學及此書作者問題。卷三六《周憲之墓誌銘》言周憲之“常病《春秋左氏傳》敘事隔涉年月，學者不得其統，於是創新銓次，其事各列於諸國，俾易覽焉。……所著《春秋左傳編類》三十卷。”這些材料都顯示了楊時對宋世《春秋》學的關注之情。
通觀楊時《春秋》遺說，可以推知，他與宋世學者淵源頗深。如其說有本於孫複者。《左傳》莊公二十五年雲：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秋，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程公說《春秋分記》卷四七引楊時曰：
若如此說，則孔子所書日食非正陽之月者，皆空言也。《夏書》亦不當言乃季秋月，《小雅》亦不當言十月之交。噫！是說也，啟庸君荒怠不畏天戒之心，甚矣！
而杜諤《春秋會義》卷九引孫複《春秋總論》雲：
若如左氏、杜預之說，則孔子所書日食非正陽之月者，皆空言也。
《夏書》亦不當言乃季秋月，《小雅》亦不當言十月之交。噫！是說也，啟庸君暗主荒怠不畏天戒之心，甚矣！
楊時顯據孫複為說，文辭幾乎全同，可見楊時對於宋初《春秋》學代表人物孫複學說的汲取。
再如胡安國。胡安國曾說：“吾於謝、遊、楊三公，義兼師友。”胡安國以深於《春秋》聞名當時，楊時與胡安國的交往，即多研討《春秋》學。胡安國撰著《春秋傳》時，曾抄示部分給楊時，楊時稱其“《春秋》義探賾精到，恨不及見全書也。玩味欽歎！”胡安國《春秋傳》卷一〇於閔公二年“十有二月，狄入衛”條下還引用過楊時的見解以釋己疑。《龜山集》卷二〇載錄《答胡康侯書》凡十七通，其三、其五、其六多論及《春秋》事義，如其三商榷《春秋》盟會事義，其五商榷《春秋》隱諱事義，皆深思熟慮，別有解會。尤為重要的是其六，其雲：
公之用意精深，非淺陋所能窺其閫奧。然意有所疑，義不敢默，姑試言之。所謂元者，仁也。仁者，心也。《春秋》深明其義，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其說似太支離矣，恐改元初無此意。……謂《春秋》以周正紀事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聖人不為也。若謂以夏時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以夏時言之，則十月隕霜乃其時也，不足為災異。周十月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時冠月，當曰秋十月也。正朔如建子醜是也，雖用夏時月，不可謂改正朔。鄙意如此，公試思之，如何？如未中理，更希疏示，以開未悟。
這是曆史上最早對胡安國“元即仁”說和著名的“夏時冠周月”說進行批評的，此時胡安國《春秋傳》尚未最後撰定。後來朱熹也認可了楊時“似太支離”的駁議，認為“胡氏說經，大抵有此病”。
楊時身為二程弟子，其《春秋》學與二程淵源也最深。程顥雖然沒有關於《春秋》的專書，但對《春秋》亦有精湛獨到的認識。李明複說：
顥於《春秋》亦無書，然其言《春秋》以為莫謹於華夷之辨，至論王霸之際，深明天理人欲之分，欲人君以堯舜為法。若桓文管仲之事，義所不由，蓋深於《春秋》者也。其弟頤傳《春秋》亦多用其說。
楊時研治《春秋》即曾多向程顥請教問疑，《龜山集》卷一六尚收錄《寄明道先生書》兩通。其一提出《春秋》不書即位、書盟義例及惠公仲子身份三事，雲：“惟先生不以愚鄙見棄，一一見教，幸甚！”其二又提及鄭伯克段於鄢、日有食之、鄭伯以璧假許田以及齊侯、衛侯胥命於蒲四事，雲：“惟先生誨人不倦，未拒絕之，幸甚！”《龜山集》卷一三《語錄·南都所聞》還載述了程顥研治《春秋》的方法和具體運用的情形：
又雲伯淳先生嚐有語雲：“看《春秋》，若經不通則當求之傳，傳不通則當求之經。”某曾問之雲：“傳不通則當求之經何也？”曰：“隻如《左氏春秋》書尹氏卒，尹氏乃惠公繼室聲子也，而《公羊春秋》則書曰尹氏，傳雲大夫也。然聲子而書曰尹氏是何義？須當以尹氏為正，此所謂求之經。”
這無疑給楊時研治《春秋》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對楊時尤具指導意義。
楊時先從學程顥學，顥卒後，又從學程頤。楊時《春秋》遺說中，除莊1-2、莊1-3、莊1-4、莊1-6、莊2-4、莊25-3、閔2-7、閔2-8、僖2-1、僖4-1、文6-9、定12-3、定14-9等條由於程頤沒有解釋，無從相較異同外，其他多與程頤意旨相同或互補，這充分證明二人在《春秋》學上具有廣泛的一致性。其意旨相同者，如隱1-1（1）條論始隱之義。程頤說：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楊時說：“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黍離》降而為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而無政，《春秋》所以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詩》亡適在平王之終而隱公之初，《春秋》所以始隱。”說即本於程頤。再如莊9-3條：莊公九年，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於齊。楊時認為小白當立，糾不當立，“以齊係小白，宜有齊者也。糾不稱子，又不係之齊者，外之，不宜有齊者也。不宜有齊而入之，是為亂而已”。與程頤說同，程說見《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及卷一七。還有如隱3-2條楊時論“魯之不朝”，隱3-4條楊時言“天子微”，“魯之跋扈不臣”，皆與程頤說相同。
更多的是二者論說角度有別，側重不同，但意旨並不矛盾，大體可以互補者。如隱1-4條：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楊時說：“惠公仲子喪不見於《春秋》，於此始賵，不及事也。”大體用《公羊》說，但沒有明確仲子身份。程頤則說：“仲子係惠公而言，故正其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謂惠公仲子妾稱也。”二說可互補。再如桓3-2條：
桓公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於蒲。楊時認為：“至治之時，諸侯述職，以聽天子之命而已，何胥命之有哉？”程頤則認為：“二國為會，約言相命而不為盟詛，近於理也，故善之。”所謂“近於理”是相對有別於“至治之時”的春秋現實而言，與楊時之說正可互補。劉絢亦認為此之“胥命”“近正”，“古者王道之行，諸侯各以法守，何相命之有？然論其世也，則謂之近正，不亦宜乎？”將程頤“近於理”之說闡明得非常透徹。還有如隱1-3、隱1-5；隱2-1、隱2-2、隱3-1、桓1-2、桓3-4、桓6-5、桓11-4、僖28-16、文3-3、定14-10、哀2-4、哀14-1等條，楊時說皆可與程頤說互補。
當然，楊時說也有與程頤說相異者。如隱1-1（2）條論不書即位。此問題楊時早年曾問疑於程顥（見《寄明道先生書其一》），後來撰《經解·春秋義》時已經釋疑。楊時認為隱公當立，應該行即位之禮，“隱之不即位，其失遠矣。故《春秋》著之，其有旨哉”。而程頤則認為：“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為君也。”二說迥然不同。再如隱1-6條：隱公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楊時說：“祭伯來，不稱使，非王命也，私來也。書之者，惡其外交也。”程頤亦認為貶祭伯來朝之罪，但不信“惡其外交”，說：“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甚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委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鄰國爾。”與此相類的還有隱3-3、莊27-3二條，楊時皆申臣節互不相交之義，而程頤同樣不信此說。又如隱2-5條：隱公二年，九月，紀裂來逆女。程頤不信諸侯親迎之禮，說：“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所館，故有親禦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詩》稱文王親迎於渭，未嚐出疆也。”楊時則認為：
“譏不親迎也。以文王親迎於渭，諸侯不親迎，非禮也。”顯然與師說立異。又如莊4-4條：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楊時認為：“大去者，舉國而去之之辭也。紀季以酅入於齊，事之以土地也，猶不免焉，故舉國以違其難。此智者之事，畏天者所為也。《春秋》善之，書曰大去，與夫書奔者異矣。”而程頤則認為：“紀侯大去其國。大，名，責在紀也，非齊之罪也。齊侯、陳侯、鄭伯遇於垂，方謀伐之，紀侯遂去其國。齊師未加而已去，故非齊之罪也。”一認為褒，一認為貶，意旨相異，且二人釋“大”全然不同。
就說《春秋》整體風格而言，楊時與程頤都是重義理而輕訓詁，但程頤將《春秋》大義歸結為“天理”、“人理”，明顯是將傳統《春秋》學納入到其理學體係。以《春秋》著稱的早期高弟劉絢也秉承程頤之意，將程頤以“理”說《春秋》的路數推而廣之。私淑程頤的胡安國《春秋傳序》更是以《春秋》為“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胡安國認為在“人欲日長，天理日消”，“人欲肆而天理滅矣”的嚴峻形勢下，需要“崇信是經”，“尊君父，討亂賊，辟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故其《春秋胡氏傳》也正以“存天理，滅人欲”為指歸。而楊時《春秋》學雖然也是重義理，重有補於世的王道政治，但所立論卻甚少見此以“天理”、“人欲”為範疇的程門理學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