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絢《春秋傳》在宋元時期多有流傳，如呂本中《春秋集解》、陳深《讀春秋編》、吳澄《春秋纂言》、程端學《春秋本義》、鄭玉《春秋闕疑》、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等書多有征引“常山劉氏曰”者，而《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引用姓氏》著錄：“常山劉氏絢質夫《春秋傳》。”可見諸書所引“常山劉氏曰”者皆係劉絢《春秋傳》佚文，亦可見劉絢《春秋傳》在宋元時期曾廣為流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明複《春秋集義》對劉絢及其《春秋傳》的論述與征引。
李明複《春秋集義》博采眾家，收羅甚富，從采輯的傾向來看，所采諸家幾乎全為程門人物，可以說《春秋集義》實乃程門《春秋》學說的薈萃。劉絢作為程門高弟，自然受到李明複的重視。《春秋集義·諸家姓氏事略》雲：
程頤。頤，顥之弟。終西京國子監教授，諡正。頤傳《春秋》，雖無全書，然論《春秋》大法，則一序盡之矣。其他見於門人記錄有果為頤之言者，有得其意而非其言者。其徒謝湜、劉絢最得其意，亦各為傳。
惟湜有全書，絢之書則《程氏雜說》及李參所錄《程氏學》載焉，間亦有頤語也。頤於《春秋》發明大有功，至胡安國遂廣其說，而《春秋》之義明矣。
劉絢。絢字質夫，河南人，以通《春秋》召為太學博士。有人問程頤《春秋》學，曰：“已令劉絢作傳。”絢傳成，來呈頤，曰：“卻著頤親作。”
據尹焞謂程傳竟不成書，劉傳亦不出。然今世傳《程氏雜說》首卷所載皆絢傳，而李參所編《程氏學》自言並程子語錄之，今十三家《春秋》集解皆目為程解，誤矣。臣今亦不能別其孰為程孰為劉，各按其書為標題，亦疑以傳疑焉。若其師友淵源之學，則昭若日星，無可疑也。若夫朱熹所定《程氏經說》，自有《春秋傳》二卷，胡安國每援以為據，與今劉傳不同，是則為程傳，又何疑焉？
李明複提到了《程氏學》和《程氏雜說》二書。細審李明複文意，李參自言《程氏學》“並程子語錄之”，則其書不是以“程子語”為主，“程子語”不過是夾雜其中。這部《程氏學》，朱熹編輯《河南程氏外書》時曾經加以參考采擇，並編成卷四《程氏學拾遺》，朱熹自注雲：
李參錄。參，端伯之弟，學於伊川先生。此書十卷，其五卷乃劉質夫《春秋解》，其五卷雜有端伯、質夫《入關》諸篇。
可見朱熹編《河南程氏外書》時已將《程氏學》中之程子語甄別區分，單獨輯出，編成《程氏學拾遺》一卷。從朱熹自注又可知，《程氏學》前五卷都是劉絢的《春秋解》（即《春秋傳》），這和李明複之說“絢之書則《程氏雜說》及李參所錄《程氏學》載焉”正相符。聯係到《郡齋讀書誌》著錄劉絢《春秋傳》說“有李參序”，而李參所編《程氏學》十卷，前五卷又皆為劉絢《春秋傳》，可知李參與劉絢及其《春秋傳》之流傳關係極為密切。揆諸史實，李參之兄李籲（字端伯）當時與劉絢齊名，同為程門早期著名弟子。程頤曾說：
“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仿而信從者，籲與劉絢有焉。”《宋元學案》卷三〇即立有《劉李諸儒學案》。李籲與劉絢關係友善，乃程門中最知劉絢者。除同門關係外，李籲、李參與劉絢又有親戚之情。李籲《劉博士墓誌銘》雲：“父師旦，今為朝散大夫，致仕。妣安仁縣君，餘仲姑也。”可見李籲、李參與劉絢乃是姑表兄弟。因此，從這幾層關係來看，李籲在劉絢卒後為之作墓誌銘，詳述其生平事跡與學術，李參編《程氏學》時載錄劉絢《春秋傳》，都不是偶然的。筆者進而頗疑《郡齋讀書誌》、《玉海》著錄劉絢《春秋傳》五卷，卷帙與《直齋書錄解題》所錄十二卷之所以不同，可能就是因為李參編《程氏學》時前五卷載錄劉絢《春秋傳》，劉絢《春秋傳》遂又產生了五卷本的緣故。
袁本《郡齋讀書誌》卷一下著錄《程氏雜說》一卷，雲：“右皇朝程頤正叔門人記其師之言。”衢本《郡齋讀書誌》卷一〇則著錄為十卷，《文獻通考》卷二一〇亦著錄為十卷，與衢本同。元人虞槃為至正年間宜黃譚善心刊刻《二程遺書》所撰的題跋提到了這部《程氏雜說》的流傳情況，其雲：
周、二程、張、邵書，餘以晁昭德《讀書誌》校之，……《程氏雜說》十卷……凡十九部一百五十四卷。所謂《程氏雜說》十卷者，疑即朱子所謂諸公各自為書，散出並行之一者也，而《遺書》所錄，不見其目。朱子因其先人舊藏，益以類訪，為《遺書》二十五卷，又為《外書》十二卷，益多《雜說》數倍，而《雜說》固不傳。合晁氏所記，與今所傳讀，蓋可考矣。
據虞槃之文，《程氏雜說》當為十卷，衢本《郡齋讀書誌》及《文獻通考》所錄為是，袁本作一卷為非。虞槃題跋是對《程氏雜說》流傳情況記述較多的材料，但除引《郡齋讀書誌》卷數可校訂袁本之誤外，其他對《程氏雜說》的論說亦屬懸揣之辭，因為虞槃本人也沒有親見過《程氏雜說》。由於《程氏雜說》早佚不傳，一些書目如《宋史·藝文誌》、《經義考》亦不見錄，故後世對其所知甚少，今之考論程頤及其學派者也罕見稱及。
李明複說：“絢之書則《程氏雜說》及李參所錄《程氏學》載焉，間亦有頤語也。”又說：“今世傳《程氏雜說》首卷所載皆絢傳。”可知李明複親眼見過《程氏雜說》，而《程氏雜說》也定有多卷。否則，說“《程氏雜說》首卷”便不可解，既雲“首卷”，則全書當然不止一卷，以此亦可斷定袁本《郡齋讀書誌》所雲《程氏雜說》一卷為誤。
從《春秋集義·諸家姓氏事略》所記來看，李明複並沒有看到單行的劉絢《春秋傳》，隻看到了《程氏學》和《程氏雜說》，而“李參所編《程氏學》自言並程子語錄之”，李明複“不能別其孰為程孰為劉”，為慎重起見，他引劉絢說都是“各按其書為標題”，標示“《程氏學》曰”和“《程氏雜說》曰”，而不像征引其他十六家那樣多直接係於各人名氏之下。其實，朱熹已將“程子語”單獨輯出，餘下則劉絢《春秋傳》之文，李明複蓋未深究，故有此慎重之舉。
今考《春秋集義》所引“《程氏學》曰”凡一百二十五條，能與宋元諸儒所引“常山劉氏曰”文辭相較者凡四十餘條；所引“《程氏雜說》曰”凡十七條，能與宋元諸儒所引“常山劉氏曰”相較者凡四條，而這些能相較者文辭都基本相同。
雖然“常山劉氏曰”比較簡略，但所述文辭則與《程氏學》、《程氏雜說》基本上相同，僅有少數例子字詞偶有差異，這足以證明李明複《春秋集義》所引《程氏學》、《程氏雜說》與宋元諸儒所引“常山劉氏曰”是同一來源，都是出自劉絢《春秋傳》。雖然今存《程氏學》、《程氏雜說》佚文隻有部分條目有劉絢《春秋傳》佚文可以比照，但完全可以推斷其他佚文也應該出自劉絢《春秋傳》。這一則證實了李明複所言“今世傳《程氏雜說》首卷所載皆絢傳”確非虛言，二則也表明了晁公武所稱《程氏雜說》乃“皇朝程頤正叔門人記其師之言”的說法不準確，至少《程氏雜說》首卷所載皆是劉絢《春秋傳》，並非“門人記其師之言”。從李明複說“今十三家《春秋》集解皆目為程解，誤矣”來看，將《程氏雜說》全當作程頤著述的錯誤認識在當時還比較廣泛，晁公武《郡齋讀書誌》之疏誤可謂由來有自。
二、劉絢與程頤、胡安國
劉絢的《春秋傳》是秉程頤之命而作的，但程頤對此書卻不太滿意，說：
“《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卻用功亦不多也。”以至於計劃親自作傳，“自涪陵歸，方下筆，竟不能成書”。《直齋書錄解題》卷三著錄程頤《春秋傳》二卷，雲：“略舉大義，不盡為說。襄、昭後尤略。序文崇寧二年所作，蓋其晚年也。”殿本《直齋書錄解題》卷三、《宋史·藝文誌》則錄作一卷。何廣棪說：“《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二《春秋十五》著錄：‘程子頤《春秋傳》，《宋誌》一卷，存。’今此書全而無闕，仍作一卷。校之《解題》謂‘略舉大義’、‘襄、昭後尤略’雲雲，則其卷數疑據《宋誌》作一卷為合。”何說不確，當以《直齋書錄解題》所錄二卷為是。李明複雲：“若夫朱熹所定《程氏經說》，自有《春秋傳》二卷，胡安國每援以為據。”即明作二卷。程頤《春秋傳》本不完整，後來門人纂集程頤“舊有解說者”附足之，並單行於世。《直齋書錄解題》雲“襄、昭後尤略”，《中興國史誌》雲“故莊公以後解釋多殘闕”，可見當時單行已是如此。《直齋書錄解題》卷三著錄《河南經說》七卷，雲：“程頤撰。《係辭說》一、《書》一、《詩》二、《春秋》一、《論語》一、《改定大學》一。程氏之學，《易傳》為全書，餘經具此。”《文獻通考》卷一八五著錄亦同。《河南程氏經說》雖然內容皆為程頤解經之語，但卻並不是程頤自編，諸家書目如《經義考》、《四庫全書總目》等向不題編輯者名氏。今據李明複“若夫朱熹所定《程氏經說》自有《春秋傳》二卷”之言，可知《河南程氏經說》與《河南程氏遺書》、《河南程氏外書》一樣，都是由朱熹編輯的。
程頤親撰的《春秋傳》止於桓公九年。程頤《春秋傳》“桓公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條下朱熹附注：“先生作《春秋傳》至此而終。舊有解說者，纂集附之於後。”黃震《黃氏日抄》卷三三說：“傳至桓公九年，餘以先生平日議論嚐及者附足之。”陳亮《書伊川先生春秋傳後》也說：“今其書之可見者才二十年，世鹹惜其缺也。”這些說法都可以證明程頤親撰的《春秋傳》確實隻有隱公元年至桓公九年這二十年經解，之後的經解乃是纂集程頤“舊有解說者”。但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還有另一種說法與此相異。
《河南程氏外書》卷一二《傳聞雜記》雲：
昔劉質夫作《春秋傳》，未成。每有人問伊川，必對曰：“已令劉絢作之，自不須某費工夫也。”劉傳既成，來呈伊川，門人請觀。伊川曰：
“卻須著某親作。”竟不以劉傳示人。伊川沒後，方得見今世傳解至閔公者。
這條記載“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說程頤的《春秋傳》“解至閔公”，並非止於桓公九年。齋木哲郎先生遂說：
在這則軼事中首先必須弄清楚的是伊川所著的《春秋傳》事實上並非到桓公七年擱筆，而是一直作到閔公二年。而今天《河南程氏經說》第四卷所收《春秋傳》隻到桓公七年，是因為《春秋傳》閔公二年為止的部分殘缺不全的緣故吧。不過，伊川的《春秋傳》即使是寫到閔公二年，也仍然是一部未完成之作。
齋木哲郎先生認為程頤《春秋傳》原本應該解至閔公二年。其實這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是有問題的，一則其出於《河南程氏外書》之《傳聞雜記》。因為《河南程氏外書》所編內容本來就不是很可靠，朱熹編輯時已有明言：“其曰外書雲者，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二則這個記載與陳亮、朱熹、黃震諸人言之鑿鑿的說法不合，不可信據。但又為何會出現這種矛盾說法呢？雖是傳聞，而出自程門後學所記，似乎別有隱情。筆者認為，這種傳聞的出現可能與《程氏雜說》的流傳有密切關係。李明複說世傳《程氏雜說》首卷與李參所錄《程氏學》，“今十三家《春秋》集解皆目為程解，誤矣”，可見，當時有不少人誤以《程氏雜說》為程頤的著述。從今所輯《程氏雜說》十七條佚文最晚止於閔公二年可以推知，《程氏雜說》首卷所錄《春秋》經解當至閔公二年而止。前文已提到，李明複《春秋集義》奉程頤為宗，故對程頤及其後學之說征引極詳。筆者將《春秋集義》所引程頤《春秋》解說與今《二程集》相較，幾乎達到搜羅殆盡的地步。其他如李參所編《程氏學》、程頤高弟謝湜的《春秋義》也是征引極繁，由此可見李明複對程頤及其後學之推重。如果《程氏雜說》首卷有閔公二年以後的經解，依李明複《春秋集義》之宗旨與體例，肯定會加以征引，而今無之，可以推論《程氏雜說》於閔公二年之後本來就沒有經解。由於《程氏雜說》首卷所載《春秋》經解在當時被很多人誤認為是“程解”，而此首卷又恰止於閔公二年，僖公以後全無經解的事實，可能正是導致程頤《春秋傳》止於閔公這一誤說產生的原因。明於此，可知“伊川沒後，方得見今世傳解至閔公者”的說法也並非空穴來風。
程頤這部未竟全功的《春秋傳》在當時備受推崇，曾發生過廣泛的影響，被認為是宋代《春秋》學的代表性著述之一。《經義考》卷一八二引劉永之曰：“程子之傳有舍乎褒貶予奪而立言者，非先儒之所及也。”又引胡居仁曰：“作《春秋傳》者不少，惟程子發明得到。”陳振孫謂程頤《春秋傳》“略舉大義，不盡為說”，指出了程頤簡切明正、點到為止的解經特點。對於這個特點，陳亮別有理解，其《書伊川先生春秋傳後》說：
伊川先生之序此書也，蓋年七十有一矣，四年而先生沒。今其書之可見者才二十年，世鹹惜其缺也，予以為不然。先生嚐稱杜預之言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先生於是二十年之間，其義甚精，其例類博矣。學者苟精考其書，優柔饜飫，自得於言意之外，而達之其餘，則精義之功在我矣。較之終日讀其全書而於我無與者，其得失何如也？
這是說程頤解經稍示義例，從而啟迪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胡安國也稱程頤解經，“更不說破，使人自看，取其旨妙矣”，都認為程頤作傳如此簡約，且不竟全書，是有故意引而不發，留待讀者深求自達之意。齋木哲郎先生亦暗承此說雲：“他未完成全書在於留下《春秋》以發揮‘窮理’作用。”
將程頤《春秋傳》與其他《春秋》經解如孫複《春秋尊王發微》、劉敞《春秋傳》、孫覺《春秋經解》、胡安國《春秋傳》等比較起來，確實顯得很簡約。程頤《春秋傳》既無長篇大論，亦無瑣碎考據，隻就自家理會，落筆即成，要言不煩，絕少穿鑿附會。本來《春秋》傳注，浩如煙海，眾說紛紜，宗派林立，程頤則另辟蹊徑，與其糾結往複，治絲益棼，不如一舉廓清迷障，刪繁就簡，疏離解經傳統的束縛。當然，這種簡約明切的解經方式，固然主要是程頤自己的追求，但似乎還有別的原因。程頤門人弟子中多有秉承己意而加申衍者，如劉絢、謝湜諸人皆發揚師說，因而程頤也並無必要作唯恐不盡的詳繁論證，舉其綱要，開示門徑即可。不過，由於程頤《春秋傳》畢竟過於簡約，且未竟全功，所以要深刻領會程頤《春秋》學說，還是得參考其門人如劉絢、謝湜等輩的著述。
程頤對《春秋》甚為推崇，認為：“《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法。”程頤對曆來《春秋》傳注解說甚少推許者，評價頗為嚴苛，其《春秋傳序》曾雲；
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如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夫觀百物，然後知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遊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誌不明於後世也。
由於程頤對《春秋》傳注解說持有一種極高的評判標準，因此他對劉絢《春秋傳》的不太滿意也便在情理之中，這並不抹殺劉絢《春秋傳》的實際成就和影響。張九成說：“近世《春秋》之學，伊川開其端，劉質夫廣其意，至胡文定而其說大明。”李明複說：“頤《春秋》學得湜得絢，後又得安國，而其義昭著矣。”即都充分肯定了劉絢的地位與價值。
李籲《劉博士墓誌銘》說劉絢：“君自幼治《春秋》，其學祖於程氏，專以孔孟之言斷經意。”陳振孫說劉絢《春秋傳》“所解明正簡切”，指出了劉絢《春秋傳》的幾個特點。這些特點以前因為劉絢《春秋傳》的亡佚不傳，論者向無闡說。今就所輯佚文來看，能夠證實李籲、陳振孫所言不虛，如佚文中確實有一些“以孔孟之言斷經意”的例子。僖28-1條：僖公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劉絢引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斷經“再書晉侯者，甚晉侯之惡也”。隱4-5條：隱公四年，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劉絢引孟子曰“《春秋》無義戰”，論周室衰微，“諸侯肆行，自尋幹戈”，“故侵伐圍入取滅之類，《春秋》各隨其事書之，以明天下無王也”。此外，如文3-1條引孟子答滕文公之言，論君民之關係，“一被侵伐而民散，君之不能可知矣。蔡潰、莒潰、沈潰之類皆是也”。文8-8條引孟子言，論“大夫有罪，不得專殺，古之製也”。定12-5條引孔子言，論當時“三桓既微，陪臣擅命，而恃其城，數有叛者，故三家亦不能製也”的狀況。不過由於佚文有限，“以孔孟之言斷經意”的例子也不是很多。
最值得重視的是“其學祖於程氏”。謝良佐也曾說：“諸君留意《春秋》之學，甚善。向見程先生言，須要廣見諸家之說。其門人惟劉質夫得先生旨意為多。”筆者所輯劉絢《春秋傳》一百八十四條佚文中，程頤有說可資比較的有八十二條，而在這八十二條中，似僅有隱7-1條與程頤之說稍稍相左。隱公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於紀。程頤雲：“伯姬為紀夫人，叔姬其娣也。待年於家，今始歸。娣歸不書，閔其無終也。”而劉絢說：“叔姬，伯姬之媵也。伯姬二年歸於紀，而叔姬至此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也。古者諸侯一娶九女，所以定名分而懲亂原。若不格之，同時而使得，繼行則源源而來，將無紀極，何以為禮？足致家道之乖。故書以見譏。”二者解釋叔姬身份及歸紀之原因相同。但程頤認為經本不書“娣歸”，今書如此者，是因為後來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死於他鄉，叔姬喪夫失國，無依無靠，隻得歸於魯國。待莊公十二年春王三月叔姬方歸於酅，依附紀侯之弟季，故“閔其無終”，實有惻隱之心，並無譏貶之意。而劉絢則認為是“書以見譏”，以為貶刺。除此條外，再很難找到在大旨上劉絢與程頤之說明顯相異的。這一事實充分證明了劉絢“得先生旨意為多”、“絢傳說多出於頤書”這些評說的可靠性。
從佚文來看，劉絢《春秋傳》對程頤《春秋》學主要有三個重要作用，一是紹述其說，二是推廣其義，三是補其未及。
先言紹述其說。劉絢《春秋傳》多有直接援引程頤之說的。如隱3-1條：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劉絢雲：“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蓋欲人君因此恐懼修省。如世治而有此變則不為災，亂世則災矣。如人氣血盛，遇寒暑，邪穢不能害。其氣血衰，則害必矣。”此條文義見《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二下所記程頤伊川答門人之問，字詞幾乎完全一樣。
再如隱8-1條：隱公八年，春，宋公、衛侯遇於垂。劉絢雲：“宋忌鄭之深，故與衛卒成此好。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書曰遇。”文辭全同程頤《春秋傳》。僖16-1條：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劉絢雲：“隕石於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飛也，必有氣驅之也。”亦全用程頤說，程頤說見《河南程氏遺書》卷一五《入關語錄》。還有文辭雖異，但大旨則紹述程頤之意者。如隱2-4條：隱公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於唐。程頤說：“戎猾夏，而與之盟，非義也。”
劉絢雲：“諸侯與中國盟誓已曰不可，況與戎人歃血要言哉。”隱5-1條：
隱公五年，春，公矢魚於棠。程頤說：“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劉絢雲：“公矢魚於棠，左氏曰：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夫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譏可知矣。”文辭不同而旨意相同。隱7-6條：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之於楚丘以歸。劉絢論“衛不救王臣之患”以及“罪凡伯不死位”，與程頤《春秋傳》旨意全同，而文辭有異。閔2-6條：閔公二年，冬，齊高子來盟。劉絢論“齊高子來盟不書名，褒之也”，亦與程頤之“稱高子，善其能恤魯”之旨意相同。
次言推廣其義。程頤《春秋傳》雖然是晚年的著述，且未竟全功，但他“年二十時看《春秋》”，可見他對《春秋》關注已久，早已形成自己獨特的《春秋》闡釋理論，平時講論也多及於此，遂使傳統《春秋》學逐步開始理學化。程頤將《春秋》大義歸結為“天理”、“人理”，將傳統《春秋》學納入到其理學體係。如《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二下載：“問：桓四年無秋冬，如何？曰：聖人作經，備四時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書秋冬，《春秋》隻有兩處如此，皆言其無天理。”《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記程頤曰：“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桓公三年，有年。程頤雲：“桓弑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為之繆戾，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書其異。”可見程頤已經開始《春秋》學的理學化進程。劉絢也秉承程頤之意，以“理”說經。如隱1-1（1）條：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劉絢說：
“《春秋》天子之事，故先書曰春王正月，然後是非褒貶，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隱1-4條：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劉絢說：“然則王之所行，無非天也。一失其道，則冠履顛倒，名器混淆，人倫亂而天理滅矣。”莊6-2條：莊公六年，夏六月，衛侯朔入於衛。
劉絢說：“王命，天也，天其可違乎？違天逆理，故朔終始名，以重絕之也。”這都是將程頤以“理”說《春秋》的路數推而廣之。
在具體經解上，程頤《春秋傳》多直陳結論，不做繁複詳盡的考證和推闡，劉絢則推廣其義，多衍申盡說。陳振孫稱劉絢《春秋傳》“所解明正簡切”，可見劉絢解經也有“簡切”之稱，但相對程頤《春秋傳》而言，則無疑詳盡得多。如隱11-1條：隱公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程頤說：“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嚐朝覲，獨相率以朝魯，得為禮乎？”僅僅直言諸侯相朝而不朝覲天子之不為得禮，文義簡明。劉絢則先釋諸侯相朝之禮，次論王綱失墜後諸侯朝聘之禮紊亂，續論魯侯之朝者、來朝者以及魯臣之所如、所聘者之大小迥異，惟強弱是視，皆所以闡明當世“王室不綱，典製大壞，無禮義之交”，文義紛繁，申論詳盡，多有發揮，可以說是推廣其義的典型例子。再如桓6-5條：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程頤僅雲：“塚嫡之生，國之大事，故書。”劉絢則先論立嫡之禮存廢之後果，次論經書子同生之“所以正國家之大本，而防後世之僭偽”，末論“《春秋》大居正，所以為萬世法”，文義詳繁，較程頤之說多有擴展。再如桓9-4條：桓公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程頤雲：